冯骥才身高 冯骥才新作《无路可逃》:历史在我身上开始了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中国当代作家、画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其文学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五十余种,其中《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等均获全国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等十余种文字,出版各种译本三十余种。
[内容介绍]
尽管这一切都已时过境迁,物去人非,连那个时代种种标志物都成了收藏品,但它在社会生活里和我的心里却还时隐时现,并使我不得安宁。
冯骥才先生的《俗世奇人》(足本)自今年2月出版以来,备受广大读者欢迎,现已累计发行近20万册,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和市场效益。
这一次,冯骥才讲述自己的“文革”十年
[自序]
五十年并不遥远
如果一个人要写他半个世纪前的生活,你一定认为那生活已经像历史一样遥远与模糊,多半已经看不清了。不不不,你肯定没有那样的经历。那经历一直像“昨天”那样紧随着我,甩也甩不掉。是什么样的感受叫人无法把它推去、推远?是由于自己说过那句话—— “没有答案的历史不会结束,没有答案的历史不能放下”吗?
这答案不仅仅是思想的、社会体制的,还是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民族性的,以及文学的。
一条大河浪涛激涌地流过去,你的目光随着它愈望愈远,直到天际,似乎消失在一片迷离的光线与烟雾里;然而你低下头来,看看自己双脚驻立的地方,竟是湿漉漉的,原来大半的河水并未流去,而是渗进它所经过的土地里。它的形态去了,但它那又苦又辣又奇特的因子已经侵入我们的生活深处和生命深处。这决不仅仅是昨天的结果,更是今天某些生活看不见的疾患的原由。
“文革”不是他者,不管你愿不愿意,它都已是你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尽管这一切都已时过境迁,物去人非,连那个时代种种标志物都成了收藏品,但它在社会生活里和我的心里却还时隐时现,并使我不得安宁。
笔是听命于心的。可是这一次,我所写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我是主人公。我将把自己的昨天拿到今天来“示众”。从文本的性质来说,这更像一部自我的口述史,即访问者和口述者都是我自己,或者这更像一种心灵的自述与自白。这种写作的意义和目的是用个人的命运来见证社会的历史。个人的命运或许是一种生活的偶然,但无数偶然彼此印证,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里所说的命运,不是指遭遇,而是精神的历程。
口述史最难被确定的是口述者口述的真实性,但我对自己的口述则最不担心这种真实。如果不真实,写作何义?
我计划要写的这一套书有五本,先后是《无路可逃》(1966-1976)、《凌汛》(1978-1979)、《激流中》(1979-1989)、《搁浅》(1989-1994)、《漩涡》(1995-2015)。五本书连起来是我五十年精神的历史。我已经提前把第二本《凌汛》写出来出版了。现在写《凌汛》前的十年《无路可逃》。这本书很重要,没有这冰封般无路可逃的绝境,就没有后来排山倒海的凌汛。
好了,历史在我身上开始了。
[内容节选]
1966年夏天,空气里有种硝的气味并日渐浓烈,社会变得异样了;首先报纸成了战场,不时会一个大人物被拉出来,立刻被种种凶烈的言辞打得人仰马翻。那时最出风头的一个笔杆子是姚文元,他是何人此前没听说过。我之所以看他的文章,是他的文笔特别,偶尔会用一点文学语言,还有一种能够决人生死的“权威”,这些别人都没有,仅此而已;我那时只是一个痴迷于绘画与文学的年轻人,更关注的是历史的经典,与现实政治距离很远,对批判的人物是谁都不很清楚,甚至完全不知道。
比如“三家村”,只略知吴晗,对邓拓和廖沫沙就闻所未闻了。开始时只觉得社会这些异样的变化与个人关系不大,7月底还在劝业场二楼的旧书店买到一部心仪已久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天天捧在手里。
可是8月初的一天,劝业场九路汽车对面大墙贴了一份大字报,一连十来张,把一座四层楼的大墙都糊满了,挤了很多人看,题目很新奇——《血统论》,据说是北京那边来人贴的。一看到里边那两句扎眼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才感到一种阴冷的杀气吹到了我的身上。
高中毕业,我报考中央美院初试通过,但复试被拒绝,理由是我的出身不好。由此我知道出身不好是我天生的“硬伤”,可是一直并没感到它对我有什么妨害,现在它找到我的头上来了。
著名的“8·18”后,社会空气突然紧张起来,好像马上要发生什么严重的事。23日晚饭后,我去女朋友顾同昭家。一进门就感觉她家气氛异样,不等我问,她母亲便说今天下午忽然涌进一群孩子,闯进各间房屋,跳到桌上和床上,撒欢儿一般乱蹦乱跳,狂喊狂叫,乱扔屋里的东西,还把她父亲硬塞进一个空木箱里锁上,然后一哄而去。
她母亲披散着花白的头发,说话时眼睛瞪得圆圆的,露出黑眼珠四边的眼白,显然下午的惊恐还在她心头。
我说:“你们没去派出所报案吗?他们怎么能随便闯进人家呢!”
她家没人吭声。她家是个很本分的老实人家,没经过事,何况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变故突然降临,完全不知道怎么招架。她父亲听说,五大道这边别的人家也闯进学生了,她家对面的两位名医金显宅和林崧家都被破门而入,有的乱翻乱砸,有的说要搜查“变天账”。
什么是变天账?我一时没想明白,却感到有些不安,安慰一下她父母,便赶忙告辞回家。这时天已黑了,但街上似乎比平时要乱一些,远处有扩音器发出的咬牙切齿的宣讲声,在黑夜里听得很清晰。
待到了大理道新忠厚里临街的一家门口,乱哄哄聚着一群人,楼上楼下所有灯都亮着,窗户里有急匆匆晃动的人影,还有叫喊声、喝斥声,砸玻璃、摔东西的声音和猛烈的撞击声;没等我看明白,只听有人说:“红卫兵抄家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抄家”两个字。
我自知出身不好,不敢多看,赶紧骑车回家。快到家时,几个年轻人坐在边道沿子上,可能是街坊家的孩子们,一个冲我说:“神气什么,到家门口看看去吧。”我没答话,往家里骑,很快就看到夜色中的家门口白花花一片,是大字报!我立刻紧张起来。
到近处看,大字报气势汹汹,写着要坚决揪出父亲的大字标题,还有一连几张声称要打倒我这个狗崽子。怎么还会有我?我心慌成一团,字也看不成行,大概是说我醉心于“封资修”的画,还卖画——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是全民所有制的公有经济,我所在的书画社是计件工资的集体所有制单位,现在上纲上线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惊愕的是,贴这张大字报的竟是我的一个亲戚。
我已经无法把这张大字报全看下来,赶紧进了家,跑到父母的房间一看,父母各坐在茶几两边带扶手的椅子上一动不动,两张脸带着同一种表情,都在鲜明地告诉我:要大难临头了。
我还发现屋中有些异样,光秃秃的,原来桌上摆放的东西都没有了。这时母亲叫我把屋子收拾一下,怕摔的瓷器全放进柜里,桌上的玻璃板放在桌子下边,好像是“坚壁清野”,防备即将到来的抄家,可是抄家是什么样的?谁都没经过,只是在《红楼梦》里看过。我们仅仅靠着藏一藏怕摔怕砸的东西就能应付这种不得而知的抄家吗?如今看来我们对那场即将到来的社会灾难与时代疯狂太缺乏想象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