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的子女 北大教授陶希圣的生离死别

    1899年,陶希圣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孔家埠陶胜六湾。3岁时跟随先后任河南夏邑、新野等县知县的父亲来到河南。1915年,16岁的陶希圣投考北大预科,师从章太炎弟子沈尹默、钱玄同、朱希祖、朱蓬仙等人攻读传统国学,课本包括《文心雕龙》、《吕氏春秋》、《淮南子》、顾亭林《日知录》、章太炎《国故论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尤以自修宋儒学案与明儒学案最为得心应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已经是北大法科(后改称法学院)二年级学生的陶希圣,只是政治运动的追随者。5月3日这一天,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政治系学生谢绍敏登台演讲,"在慷慨激昂之中,咬破手指,撕下衣襟,写了‘还我青岛’的血书"。5月4日天安门集会之后,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挨打,外交总长曹汝霖的赵家楼住宅被烧,一时间秩序大乱。陶希圣随大队后退,"眼看着保安队向胡同里走进来,只得靠到一个住宅的门口,作出旁观者的姿式,才避过保安队,然后从容走出赵家楼和石大人胡同"。

    当天晚上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集会,校长蔡元培登台讲话,先生声音低微沉重:"现在已经不是学生的事。已经不是一个学校的事,是国家的事。同学被捕,我负责去保释。"

    次日,北大法科学生照常到译学馆上课。第一堂课是刑法,学生们最关心的是这场运动的法律问题以及被捕同学的责任问题,兼任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的刑法教授张孝簃被学生团团围住。张孝簃面对学生出言谨慎而又斩钉截铁:"我是现任法官,对于现实的案件,不应表示法律见解。我只说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第二堂课上宪法,陶希圣清楚地记得,宪法教授钟庚言神情凄然步入课堂,"声随泪下,全堂学生亦声泪并下"。

    当时的陶希圣对于《新青年》杂志所开启的白话文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几乎是毫无兴趣,而且从来没有听过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胡适的授课。尽管如此,陶希圣依然没有置身于时代洪流之外,用他自己写在《潮流与点滴》中的话说:"民国八年(1919年),我在学生时期,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十四年(1925年),我在自由职业者时期,遭遇了上海的五卅事件。这两个事件对于我的学业、思想与生活都有重大影响,也是自然和必然的事。"

    二、陶希圣的政学传奇

    1927年1月,陶希圣被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聘为政治教官,从此与第一次合作的国共两党有了实质性接触。在他担任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咸宁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期间,由于禁止农会书记随便枪毙当地农民,被指控为"反动军阀",在陈独秀救助下才得以保全性命。共产党元老施存统告诉他说:共产党没有拉你入党,是想留一个左派以便于党外合作。如果你入了党,今天的生命就不可知了。陶希圣听后"毛骨悚然":"在此一年中间,我见知与观察所及,对国际共产党之思想理论与战略战术,有深切之了解。"

    1928年春天,陶希圣脱离国民党武汉政府到上海卖文教书。1930年底,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请他担任法学院教授。一学期后,他被母校北京大学法学院聘为教授。在随后六年里,北大教授陶希圣陆续出版四卷本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初步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分为五阶段"的历史观。他所办的《食货》半月刊,还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一个新领域和新学派。

    1937年7月17日,陶希圣与胡适、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人一同出席"牯岭茶话会",蒋介石在会上正式宣布"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抗战决心。这年8月,陶希圣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9月被聘为国民参政会议员。

    1938年12月,陶希圣、高宗武等人跟随汪精卫前往越南河内。同年12月31日,他在致驻美大使胡适信中写道:"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财政是一年廿七万万,收入不到两万万。壮丁补充大成问题。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长沙事件而达于极点。这样不可乐观的内容,到了这样一个外交情势,当然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

    所谓"存亡绝续的办法"就是与日本议和。与汪精卫不同,陶希圣的政治立场是"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

    1939年8月28日至29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指定周佛海为"中央"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这些人的党籍。由于陶希圣的名字被蒋介石从通缉令中亲自勾掉,致使汪精卫及日本人大为猜疑。危难关头,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带领五个子女从香港来到上海,打算拯救火坑里的丈夫。

    1940年1月3日,陶希圣和高宗武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逃离上海,万冰如留下18岁的大女儿陶琴薰与泰来、恒生两个儿子充当人质以应付汪精卫。陶琴薰和两个弟弟脱险之后,在香港《国民日报》发表《我家脱险前后》,文章写得真切动人,重庆、昆明的报纸立即转载,在大后方引起很大轰动。参与营救的杜月笙秘书万墨林,也在《沪上往事》中回忆说:"陶小姐跟她的两个弟弟密议一番,事毕,泰来和恒生两公子声声说外面压路机太吵,无法做功课,也睡不着觉。陶小姐被他们吵得‘没法’,便跟监视人员讲明了,把她两个弟弟送到沪西姑母家住一天,明日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们上学。……陶氏三姊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个个都那么沉着镇静。"

    1月21日,高宗武、陶希圣在香港《大公报》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这一举措毕竟是对日本诱降与汪精卫卖国逆流的重大打击,也是给尚留在重庆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分子的深刻警示——求和之路走不通!"史称"高陶事件"。

    三、名门之媛陶琴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陶希圣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陪都重庆,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1942年10月,陶希圣替蒋介石执笔撰写了《中国之命运》(原名《中国之前途》)。跟随蒋介石到台湾之后,他出任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后改任第四组组长,主管舆论宣传工作。蒋介石的另一本书《苏俄在中国》也是由他捉刀代笔的。前外交部亚州司司长高宗武却没有如此幸运,只好远走美国投靠驻美大使胡适,终其一生流落异国他乡。

    1948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宣布的43名头等战犯中,陶希圣名列41号。1949年5月,陶希圣跟随蒋介石乘坐"太康"舰航行到上海吴淞口复兴岛一带,为了挽救女儿及其家人,他请求蒋介石稍停兵舰,再次给陶琴薰发出电报,并派出一只小汽艇接陶琴薰至吴淞口会合。然而,他所钟爱的女儿还是选择了分道扬镳。陶希圣在5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苏儒、琴薰决心不离沪。彼等前途悲惨而不自觉,可哀也。"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为琴薰及宁宁悲伤。彼等之悲惨命运乃自取耳……"

    若干年后,陶琴薰回忆说:"外公身居要职数十年,罕见为私谋便利。吴淞口这一次是大大的破例。而蒋先生竟然准许了外公的请求,十万火急之中,停下兵舰,专门等候一个普通少妇的妈妈。无论怎样愁肠寸断,妈妈还是决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远行了……"(沈宁:《我心中的妈妈》)

    按照范泓的访谈与考证,作为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高材生,陶琴薰之所以坚持与丈夫沈苏儒留在大陆,与她的同窗挚友、陈布雷之女陈琏有很大关系。作为新闻记者的沈苏儒,一边是担任国民党要员的岳父陶希圣,一边是被周恩来称为"民主人士左派旗帜"的老堂兄沈钧儒。在对于中共代表团的采访中,他也直接接触过周恩来、范长江(沈钧儒女婿)、梅益等人,感到这些人"可亲可敬",并非"青面獠牙"。

    1949年之后的新社会给予沈苏儒、陶琴薰夫妇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失业,是陶希圣托人辗转送来的一根金条,帮助已经怀上第二个儿子沈熙的陶琴薰度过了难关。

    陶琴薰怀女儿沈燕时已经是1952年秋天。在此之前,沈苏儒在大自己40多岁的老堂兄沈钧儒的疏通下"走上革命工作岗位",随后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国》编辑部。陶琴薰经沈钧儒的民盟好友冯亦代之妻郑安娜介绍,进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工作。"为革命立过功"、先后担任过湖北省交通厅长、水利厅长、副省长的嫡亲伯父陶述曾,以及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陶述曾儿子、农机专家、农业部党组成员陶鼎来,也为困境中的陶琴薰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慰。尽管如此,身负"头等战犯之女"的政治包袱,陶琴薰再也没有了18岁时临危不惧的从容镇定。

    1954年,周恩来发表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文告,陶琴薰抓住机会上书周恩来,表示愿意做陶希圣的工作,为和平解放台湾贡献一份力量。周恩来办公室派出化名海澜的工作人员与陶琴薰"单线联系",陶琴薰写给父母的家信,经海澜审查后由香港亲友转寄台湾。母亲万冰如及弟弟们先后寄来回信和照片,父亲陶希圣却没有写过一个字。

    1957年"大鸣大放"时,沈苏儒写了《请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看》的小字报。"不平则鸣"的陶琴薰,也在总工会国际部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我和祥林嫂一样,领导上看见我不愉快,这也不许我摸,那也不许我动。我的父亲是‘战犯’,因此领导上对我的怀疑和不信任比任何非党同志都深。……我只能感恩地、无声无息地在这儿干下去,什么要求都不必提。"

    "和祥林嫂一样"的陶琴薰因此被扣上"右派"帽子。只是由于来自最高层的影响,她才得以从轻处理,不降级、不减工资、不下放劳动,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到了1962年,沈苏儒下放农村,陶琴薰也被调出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外语教研室任教研员。

    1966年春天,陶琴薰患上急性类风湿关节炎。这年秋天,所在单位的"革委会"强令部分教职员工到潭柘寺农村劳动改造,陶琴薰在惩罚性劳动中弯不下腰,只好跪在水田里干活,最后一头栽倒在水田里。

    1971年初春,沈苏儒被莫明其妙地卷入一起"谋杀案",陷入绝望的陶琴薰想到了自杀。"那年月,自杀也是大罪",她不得不放弃自杀念头,与女儿沈燕抱头痛哭。

    1975年初,陶琴薰收到五弟陶范生的美国来信,说是要给姐姐寄药。陶琴薰只收到一次从美国寄来的特效药品,之后的药品全被查扣。

    1978年3月12日,陶琴薰在小说《望眼欲穿》中回想起上海吴淞口的生离死别:"碧绿的海连着天,蔚蓝的天连着海,看到镶着金边的白色、粉红色和淡紫色的云光映在海波上起起伏伏,形成了瞬息间千变万化的霞光异彩,多么辽阔绚丽的景色呵!妈妈又是惊讶,又是赞叹,她高兴极了。……到了北京,我们看不到江和海,也看不到轮船了……"

    这一年的8月14日,陶琴薰在病痛中去世,终年57岁。对于这位名门之媛,范泓以诗化笔触表达了自己的大同情怀:"她就像在风雨中走失的一只孤雁,误入藕花深处,几声哀鸣,溅起几多离愁……"

    在海峡彼岸,万冰如已经于三年前去世。80高龄的陶希圣,深夜提笔写下古诗一首:"生离三十年,死别复茫然;北地哀鸿在,何当到海边。"诗后附有注解:"琴薰儿病逝北平,近始得确息。所遗男儿二,女儿一。小女燕儿既失学,又丧母,何以为生?怜念之余,口占如右。"

    1986年,先后赴美的沈宁、沈熙、沈燕兄妹,打算到台北探望外公,陶希圣闯进"总统府"向蒋经国索取特许令。一切妥当之后,三兄妹又犹疑起来:"1986年夏天,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大陆人,进入过台湾。……我们的老父亲,则还留在北京,就住在皇城根下,不能不是我们深切的后顾之忧,中国历有一人落罪,诛连九族的传统。"

    于是,望九之年的陶希圣不得不亲赴美国。1987年7月的一天,坐在轮椅上的陶希圣抵达旧金山机场,三兄妹在见到外公的剎那间,"不知不觉地跪了下去……"

    十个月后,陶希圣在台北逝世。临终前,他在写给儿子陶恒生的信中表白说:"九十岁……连感慨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