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忠作家 永恒的艰辛 访金融作家徐建华
徐建华,一个平淡而又普通的名字,然而只要跟他接触,就会发现他突出的一对眼睛如同幽深隧道,不知会通向什么样的世界。看过他的小说不免充满疑惑:他心中究竟有个多么丰富的世界!在他已经发表出版的长篇小说中,2004年“天涯社区”连载的《在腐败中成长》讲的是银行,2005年出版的《利害》讲地下钱庄,2007年出版的《心计》讲保险,2009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将其作为“金融探索小说”三部曲另外取名《银行风暴》、《金钱人生》、《保险战争》重新出版,确定了他金融作家的地位。
但他并未止步于此,2013年出版《演说山海经》,讲述几千年前上古先人的故事。这一切还只是他的部分作品,另有包括《地主》、《公社》、《走资派》在内的《土地三部曲》和《四川军阀的子女》、《野生娃》、《最后一根手指》、《玉碎》、《剑桥博士》等作品都已经完成。
作品的质量由时间检验,单就著述之丰、涉猎之广而言,已令人不可思议。在首届全国金融文学评选中,他的《金钱人生》一举夺冠,获得唯一的长篇小说一等奖。
评委会为此撰写的颁奖辞是:“长篇小说《金钱人生》以高超的艺术虚构手法,沉稳内敛地讲述了一个具有浓重传统文化氛围的内地小城的两个传统家庭企业的命运故事。
作品通过主人公井上李的个人命运的沉浮,真实生动地展示了封闭式家庭企业的复杂而怪异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文化关系和利益关系,多层面地揭示金钱的本质,深化了反思与忧患的思想主题,是一部很有文化哲理、很有文化韵味的优秀作品。
作者有着丰厚的生活积累,对当代金融危机与风险有着独到的认识和见解,能自如从容地把枯燥的专业操作过程变为生动感知的小说细节,成功塑造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作者坚实的思想基础、文化功底和文学表达能力。”
即便是专业作家,能取得如此成就已属不易,而他只是业余写作。他29岁担任支行副行长,32岁担任计划处长,此后在公司处长、支行行长、大客户部总经理职位上坚守至今。记者仿佛感到他本身就是一部长篇小说。
从徐建华简历来看,他仅仅做了三年副职,其余时间都是在基层的一把手岗位上,日常工作应该相当繁忙,为此,记者问他哪来时间创作出这么多长篇小说?徐建华回答,写作已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三十多年来只要有可能他就积累素材,或者练笔。
好多小说都是已经打了多年腹稿,等到下笔时两三个月就能完成初稿。初稿完成后稍微修改就不再过多考虑,接着写第二部、第三部……也是初稿完成后就不再过多考虑,过一年两年再回头翻出来修改,基本满意后继续封存,过些时候再次翻出修改,他的好多小说从初稿到出版都在十年以上。
这样交叉写作好处很多,其中一点就是没有空闲,可以最大限度利用时间。尤其宝贵的时间是晚上七点到十二点和节假日,即便有时需要加班或应酬,回到家只要精力还能保证,也会坐在电脑前。尤其进入中年后,体力精力不如年轻时,一切娱乐他都几乎中断,只要有可能就写作。
当记者谈到什么动力支持他如此忘我地写作时,他告诉记者,他四岁就开始念书,十七岁中专毕业分配到四川仁寿县统计局,二十一岁担任农村统计组组长。现在他五十岁,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你能想象有多少故事吗?从1982年分田分地到1983年“严打”、农村财务清理,徐建华就已经是工作组成员。
1988年转行到交通银行常州分行,这些年他几乎见证改革开放的历程。他说,中国社会从满清上溯到秦汉的两千多年里,除了王朝更替没有更为深刻的革命性变革,但从民国到新中国的今天仅仅百来年,无论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甚至颠覆性的变革。
是的,徐建华这代人即使没有亲身经历过,也能感同身受。不像他的父辈,对如今时代很难理解;也不像他们后辈,90后、00后的孩子对他们父辈那个时代同样难以理解。
他们这代人正好承接两个时代,一头在此岸,一头在彼岸;一头在农耕社会,一头在现代社会;一头在乡村,一头在都市;一头握毛笔,一头敲键盘;一头用文言文思考,一头用网络语言思考……这样的跨越对他们这代人是幸也是不幸,幸运的是他们经历丰富,不幸的是磨难太多。
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代人有一种倾诉的冲动,不像他们的父辈,他们被“运动”吓怕了不敢倾诉;也不像他们的晚辈,暂时还不到倾诉的年龄。
这种倾诉冲动就是他写作的动力,甚至感到是一种使命。父亲1995年过世时,徐建华不在他身边,母亲说他弥留之际还在念叨:“清明烧纸的时候,把建华写的书一起烧给他……”徐建华说的书是他当时正在写的《土地三部曲》,当中不少内容就是他岳父给他提供的素材。
岳父把他写的回忆录交给徐建华,希望他以此作为素材。徐建华将其写成《四川军阀的子女》,送给获得过波兰文化勋章的老作家梅汝凯先生指教。老先生说他流着眼泪看完书稿,他很久没为一本小说稿流泪了……老先生鼓励他:“不要为了出版写作,只管写出来,写出来比什么都重要!”
在采访徐建华的过程中,记者听他同事讲,2002年他就被借调到交通银行总行,那时徐建华的职务是常州分行公司处长,当时他才三十七岁,记者问徐建华,如果留在总行,今天是否还会写作?徐建华对记者回答,不知道,但有一点,这种假设不存在,因为他只有中专学历,中专生不可能留在总行。
至于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是中专,他是自己跟自己闹别扭。徐建华1980年参加高考,是他们区中学唯一超过大学录取线的文科考生,但无论老师还是家人都悲伤地相信,他不大可能被录取。
父亲还在监狱,虽然那时已不搞株连,但粉碎“四人帮”才三年多,原先那套“老子反动儿坏蛋”的思维定式在内地偏远地区还阴魂未散。下来怎么办呢?十五岁的孩子不可能找到工作,而要继续念书,成绩再好也未必能被大学录取。
爷爷解放前加入过“袍哥”(四川黑帮),很相信歪门邪道,于是他出了个馊主意,要他跟他外甥当学徒。爷爷的外甥解放后一直偷偷摸摸搞迷信活动,他教徐建华读《连山易》、《归藏易》、《周易》,说读懂《连山易》能帮人家勘察屋基、读懂《归藏易》能帮人家挑选坟山墓地、读懂《周易》能帮人家看相算命。
徐建华跟他学了差不多两个月,突然接到四川统计学校的录取通知,尽管只是中专,也是喜从天降。至今他也不觉得中专生丢人,尤其他们四川统计学校的毕业生,都非常骄傲。
最后记者问他是否感到活得累?徐建华说,他的肝功能已经受到严重损伤,已经住过四次医院了。听到这些,记者心情格外沉重,这么优秀的金融作家,广大读者需要他,金融文学的繁荣需要他。
当记者谈到什么动力支持他如此忘我地写作时,他说:“我们这代人正好承接两个时代,一头在此岸,一头在彼岸;一头在农耕社会,一头在现代社会;一头在乡村,一头在都市;一头握毛笔,一头敲键盘;一头用文言文思考,一头用网络语言思考……”这样的跨越对他们这代人是幸也是不幸,幸运的是他们经历丰富,不幸的是磨难太多。
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代人有一种倾诉的冲动,不像他们的父辈,他们被“运动”吓怕了不敢倾诉;也不像他们的晚辈,暂时还不到倾诉的年龄。这种倾诉冲动就是他写作的动力,甚至感到是一种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