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与林徽因 林徽因与婆婆关系不和 为什么说林徽因比张爱玲幸福?
一九二九年八月,林徽因的第一个孩子梁再冰在沈阳出生。此后不久,林徽因回到北京香山养病。初次做母亲的快乐和北平朋友们的真挚友情,使她心里充满了宁静的欣悦和温情,也激起了她写诗的灵感。从一九三一年春天,她开始发表诗作。一九三二年,儿子梁从诫出世,林徽因怀着儿子出生的喜悦,为儿子写下《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闪烁着母爱的光辉,成为经典诗作。
林徽因虽然性格独立不羁,与婆婆关系紧张,不爱忙家务琐事,但她仍是一位热心的主妇,一位温柔的妈妈。三十年代,林徽因的家座落在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是一座租来的有方砖铺地的四合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
林徽因的婆婆李蕙仙,是标准的大家闺秀。梁启超对这位贤妻,唯有尊重,尊重,再尊重。当她反对林徽因嫁入梁家的时候,梁启超也只能敲敲边鼓,小声反对,柔声劝慰。
梁启超想招林徽因做儿媳,李蕙仙想必早就知道端倪。当年林徽因年纪小,又不经常出入梁家,李蕙仙可能没放在心上。但当林徽因和林长民从英国回来,林梁的婚事提上日程,李蕙仙便不能不开始对林徽因有所考察。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骑摩托车出车祸,住进医院,绷带一直缠到腰间。林徽因不避嫌疑,天天来探望梁思成,逗他开心,安慰他,还帮他擦汗,翻身。梁启超看在眼里,甚感欣慰。他把梁思成的病情随时以口述的形式,请林徽因记下来,寄给大女儿梁思顺。在一封信中,梁启超说:“徽因我也很爱她,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老夫眼力不错吧。徽因是我第二回的成功。”
李蕙仙对于梁启超的“眼力”和“成功”并不领情。她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身为母亲,为儿子挑媳妇,自然少不了以自己为标杆。林徽因的种种举动,在李蕙仙看来,很不“大家闺秀”。她认为梁思成娶这么个女孩,不会幸福。李蕙仙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好。1922年,她曾从天津去菲律宾马尼拉做过癌切除手术(当时李蕙仙的女婿在马尼拉做总领事),虽说已经康复,但保不齐会不会复发,一旦她哪天仙去,监督控制不了媳妇,吃苦的还是自己儿子。她不能不多方考虑。
1924年7月,林徽因、梁思成抵达康奈尔大学。梁思成常常收到李蕙仙的信使——梁思顺的来信。信中反复传达一个中心思想:母亲反感林徽因,坚决反对他们结婚。李蕙仙的一票否决,令所有人苦恼万分。然而,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病去世,享年55岁。
李蕙仙的去世,为林徽因嫁入梁家开了绿灯。没了她的强烈反对,梁思顺很快便被众人说服,到了1925年4月,她对林徽因的态度也有了改观,甚至“感情完全恢复”。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和林徽因结婚,作为大姐,梁思顺少不了操持,其乐融融。
林徽因为何比张爱玲幸福
有人曾将林徽因和张爱玲进行比较,不免纳闷:为何才气比林徽因要大得多的张爱玲婚姻是失败的,而林徽因的婚姻生活却是那样让人生羡?
说到林徽因的婚姻,必须要说到徐志摩。
徐志摩对林徽因着迷时,他的妻子张幼仪千里迢迢来寻他来了。张幼仪告诉他,自己已有他的骨肉了。他居然说:去打掉吧。妻子说:听说有人因打胎死掉的。
徐志摩这时说了一句“挺富哲理”的话:还有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就不坐火车了吗?
也许就是这样一件事,让林徽因下定了离开徐志摩的决心。
林徽因是才女,她当然也会爱上徐志摩这样的“俊才”,爱他的俊朗潇洒,爱她的罗曼蒂克,爱他的诗才横溢。但她绝不会把这些放在第一位。那她又会将什么放在第一位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说到另一个男人,即与她一生相厮守的梁思成。
林徽因在建筑设计上自有天赋异禀,可她最初在与梁思成一同工作的日子,画着画着就做别的去了,这时,梁思成会一声不吭的为她画完。
就是从这细枝末节的事情上,林徽因这个“小女子”窥见了梁思成这个“大男人”的气度与襟怀。
抗战期间,梁思成固守在贫穷的李庄,林徽因不畏艰难紧紧相随。那时,梁思成的脊椎病使他必须穿上铁马甲才能坐直,体重也从70公斤下降到47公斤。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笔耕不辍。
这时身体也差强人意的林徽因,为梁思成的身体担忧,更是不停地咯血。在劝说梁思成未果的情况下,她也就与梁思成一道投入到了著述中。就是在粮食匮乏、没有电、臭虫横行的李庄,两人每天几乎都要伏案工作到深夜。到抗战胜利时,他们写出了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
也就是在这段日子,有外国友人邀请他们去美国,梁思成却拒绝了。他说:“中国在受难,要与自己的祖国一起受苦。”
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已让大家对梁思成心生大大的敬意,那么还有一件事让人的灵魂更是受到震撼了。
1944年,美国要中国为他们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及地图,以免盟军轰炸时误加损伤。这个任务也就顺理成章的落到了时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的身上。
让人没想到的是,梁思成竟将这事管到了日本的国土上——他要求盟军不轰炸日本的京都与奈良。本来,梁思成与日本不光有国恨,而且还有家仇。他的弟弟梁思忠,林徽因的三弟林恒就死在日本人枪口下。
可他还是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他说,要是从我的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
有人说,不要以为他这是迂腐,你的胸中一定会有着另一种感觉,那就是——高贵!高贵到野兽也无法夺去他胸中的仁爱与责任。
我们似乎还可以想象的出,当年林徽因在见到徐志摩时,与张爱玲见到胡兰成的感觉大约没什么两样。
可两个人的择偶观迥然不同,也就有了后来的幸与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