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学锋的父亲 任弼时长女真情忆父亲:第一个倒下的开国领袖
任弼时和毛泽东在七大主席台上交谈工作(资料图)
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时,和妻子陈琮英一共养育了9个子女,其中有5个夭折或失散在战争年代。只有三个女儿任远志、任远征、任远芳,以及小儿子任远远,在父母身边长大成人。
任家姐妹出生在战争年代,和父母一道备尝艰辛,同历险难。近日,任远志接受本刊采访,动情地讲述父亲任弼时与母亲陈琮英的点滴往事。
父母订的是“娃娃亲”
父母的婚姻始缘于封建家庭之命。1897年,爷爷的结发妻子陈氏不幸病故。不久,爷爷续娶了我的奶奶朱氏。爷爷与前妻感情很好。续弦时,他与陈家相约,下一代人一定与陈家再续姻亲。
1904年,任弼时一出生就与年长一岁多的陈琮英结下“娃娃亲”。从此,他们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我家祖上曾作朝议大夫(从四品),后晋升资政大夫(正二品),随着清廷的腐败、衰亡,家族的官位也逐渐下降。
爷爷是一位开明的乡村教师,一生安于清贫的教书生涯。5岁那年,爷爷到离家10余公里的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任教。因路途较远,每日往返不便,只得寄宿校中。但又唯恐儿子因缺乏指点、督促而耽误了学业,于是,爷爷便将父亲带到作民小学同住。爷爷讲什么,他也跟着学什么;课下,一张办公桌,爷爷批改学生作业,父亲围前围后,描红习字,爷爷从旁指点;夜晚,一张木床,父子同眠。
父亲11岁时,考入省城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母亲陈琮英自幼丧母,因外祖父常年在外教书,从小即随兄嫂生活,12岁便进入长沙北门外一家织袜作坊当童工。父亲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读书的3年中,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已无力负担他的全部费用。心地善良的母亲常常用织袜子得到的微薄收入接济我的父亲。
危险的赴俄之路
1920年8月,就读于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的父亲被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筹组的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派往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做赴苏俄勤工俭学的准备。这一年,母亲已是18岁的大姑娘了,明知父亲此行难料归期,却毫无怨言地支持他的选择,送上了两双她亲手织的棉纱袜子。从此,两人一别6年。
1921年春,17岁的父亲藏好组织介绍信,经过职业化装,从上海吴淞登轮启程,安全抵达海参崴。父亲因为没有带足够的衣服,路上患了感冒,发高烧。海参崴一带正流行鼠疫,海关增添了鼠疫等传染病检查内容。为了便于通过检查,他们一行人分组检查,父亲与肖劲光叔叔一组。父亲扮作去苏俄谋生的小理发匠,肖劲光扮作裁缝。肖劲光顺利地通过了检查,而父亲却因体温偏高,以鼠疫患者嫌疑而遭扣留。这一下子急坏了父亲,也急坏了肖劲光。但为了安全,他们只能佯装互不相识。
再次盘查时,父亲除了一口咬定就是去谋生外,测试体温时悄悄将体温计的水银头露在外边,以此蒙混过了关卡。两天后,父亲只身赶到伯力。肖劲光一把抓住他,连连问道:“你怎么脱险的?快告诉我!”
从伯力经赤塔去莫斯科,父亲乘坐一辆闷罐火车,没有开水,没有暖气,上车前每人领到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饿了就啃几口,但谁也不敢多吃,因为路上不知要走多长时间。这时,苏联正处在革命后的政权初建及经济恢复时期,要继续肃清白匪,要熬过连年战争造成的物资匮乏。饥饿与寒冷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沿途,他们看到许多成为废墟的工厂、矿山;看到断壁残垣的村庄;看到冻尸饿殍。而父亲一行却获得了当时最高待遇——黑面包。对此,他们深为苏联人民的无私精神感慨不已。
因为没有煤,机车靠烧木柴推动。车一停,他们就下车冒着严寒去搬运木柴。遇到铁路被破坏,就下车修铁路。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闷罐火车驶过7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于1921年7月9日抵达莫斯科。
时值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父亲一行当即被安排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同与会代表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并让他们以东方民族代表的身份轮流列席大会。这次大会上,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并作了“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父亲也是在这期间见到了列宁。
1921年8月3日,父亲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下称“东大”)中国班学习。为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一进中国班,每个人即获得一俄文名字,父亲叫Брнский(布林斯基)。这个名字在大革命时期他常用来签署团中央通告。也是在此时,父亲将原名“任培国”改为人们所熟悉的“任弼时”。
1924年秋,父亲结束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返回上海,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大学任俄文教授。早在 1920年秋天,父亲即在上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2月在莫斯科转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回国不久,便参与团中央的领导工作,1925年7月,正式出任团中央总书记,先后领导广大青年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开展罢工、罢课,策应北伐等具有广泛影响的革命斗争。
当时上海的一些年轻知识女性,对刚从苏俄回国的青年运动杰出领导人任弼时,产生了爱慕之心。对此,父亲毫不动心,仍旧常常思念着曾经同苦共难的未婚妻陈琮英。
15岁时第一次见到父亲
1926年3月11日,分别6年的母亲出现在父亲面前,个头还跟6年前一样。她是被党组织安排由王一飞从长沙接到上海参加地下工作的。由于从小省吃俭用和繁重的童工劳动,母亲的身高一点也没长高。
在上海简陋的亭子间,父母成婚了。从此母亲开始了新的人生,随父亲踏上了艰辛的革命征程。
1931年,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去中央苏区工作,而陈琮英这时怀胎十月,无法同行。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分别, 3月5日,父亲离开上海,7天后,我便出生了。由于向忠发的招供,我出生才百天,就和母亲一起被敌人抓进龙华监狱。后来周总理和妇救会,想一切办法把我们救了出来。
母亲出狱不久即接到周恩来电报,让她立即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工作。她把我送回湖南老家湘阴唐家桥新屋,托付给54岁的奶奶照管。6岁那年,母亲把刚满一岁的远征妹妹也送回老家。我才又一次看见了母亲。为了防止暴露身份,奶奶让我叫母亲“表姑”。
又过了不到一年,和我们相依为命的奶奶突然病逝,我和妹妹成了孤儿。奶奶去世时,我只有7岁,却像大人一样锄地、浇粪、种菜、抬水、洗衣服、带妹妹,什么活儿都干。
原来照顾奶奶生活的好心的王婆婆留下来照料我和妹妹。在王婆婆的照料下,我们姐妹俩相依为命。然而,这段日子也是非常苦的,12岁那年,我出麻疹,高烧不退,还要天天跪在井台上打水,烧菜。
一直到1946年,国共两党快开战了,很危险了,王震叔叔派人把我们接到延安。15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父亲。那一天是1946年7月11日。
见面之前我心里特别紧张,6岁之后我从来没见过爸爸妈妈。我就问,我妈妈什么样子啊?人家告诉我说,你只要看见延安谁最白,最小,最瘦,最矮,那就是你的妈妈。后来我又问父亲什么样子?他说你父亲啊,戴一个黑边眼镜,留一点儿胡子,另外还拄一个拐杖,那个就是你的爸爸。
当天父亲另有任务,只有母亲一个人到机场接我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见到了父亲,当时延安只有一条新市场大街,有一辆中吉普开了过来。母亲就指着从车上下来的人说,“你快去,那就是你爸爸,你快去叫他吧。”我就使劲跑,跑过去很高兴,爸爸就在我这儿亲一下,他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你回来了。”我特高兴,可就是叫不出爸爸来。结果我就搂着他流眼泪了,这是一种幸福的眼泪,我心里在想,这下我不是孤儿了,我也有爸爸,也有妈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