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简历 要记者对历史负责—对话杨继绳
三十年懂得一个道理: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郭:那你是怎么走上记者道路的呢? 杨:我那一届恰好中央媒体来清华招毕业生,当时招记者就三个条件“党员,贫下中农出生,能写”,我都符合,老师就推荐我去了。 郭:这下,终于实现你的理想了。 杨:哪里呀,这才刚刚发现离理想有多远,那时候我觉得当记者是很神圣的,脑海里都是邵漂萍,范长江这些榜样,觉得当记者可以指点江山,我68年1月10号去天津分社报道,刚去就失望了。
见到记者的工作和我的理想差的很远,把听话放在第一位,有个别老记者看到我满腔热情就劝我“我是走错路了,没办法了,你年轻,有文化,你别干这行,浪费一辈子”。
我呆了三天就受不了了,卷铺盖回北京要求重新分配,但是老师说已经分配完了,你得自己找单位,我没办法找到天津内燃机研究所一个师兄那里,心想这里我总能发挥专业特长了,结果他反过来劝我:别以为我们这里能搞什么研究,这里整天乱七八糟的,不务正业,你千万别来,要不然耽误一辈子。
我最后只好认命了,灰溜溜地回新华社当记者。
郭:这些年来你是怎么适应这种情况,并且有后来的成就啊? 杨:我很多次大致把我当记者的这30几年以10年为期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1977年,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
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那十年就是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帮”后,我把这个时期的稿子盘点了一下,发现90%的都应该付之一炬。能留下来的稿子只有两篇,一是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这两篇不是跟潮流,是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写的。
十年的教训使我学会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虽然早就认识,但真正理解它还是花了十年的青春的代价。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改革带来了中国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
虽然不能完全讲真话,但可以不讲假话。 第三个阶段是一段九十年代,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连那些不真不假的应景之作也很少写了。这十年我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的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