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风水 《绝代风流》 古文字学家唐兰讲词选

    唐兰是我国20世纪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早年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讲授古代经典。唐兰对中国文字学、古器物学、先秦史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术思想影响了几代学者。

他对故宫藏品的研究成果和对故宫学术发展的指导,对故宫的建设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唐兰在联大时期开过很多课,有“六国铜器”、“甲骨文字”、“古文字学”、“说文解字”、“尔雅”、“战国策”等。

唐兰先生是文字学的大师,从甲骨到楷书,原原本本道出文字的构造和演变。他授《说文解字》,以菩萨心肠劝学生好好读书。出版于1946年7月的《联大八年》一书中,载有学生对梅贻琦等100多位教授的评论,其中对唐兰评介说:“中文系教授,说文解字教者,唐先生的课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

但无可否认的唐先生是古文字学的权威。唐先生常说只有容庚先生可和他较量,郭沫若、董作宾等人的功夫都不太够……”唐兰是古文字学的权威,甲骨、金文专家,还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

    唐兰在联大还讲过词选。1942年,联大中文系浦江清在上海休假,所担任的课由唐兰代授。

年底,浦江清回到昆明,为了酬谢唐兰代授半年词选课,12月25日在金碧路南丰餐馆请唐兰和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等人吃饭。    汪曾祺还提到了唐兰独特的讲课方式: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

他讲词的方法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好!真好!

”这首词就pass了。    还有人这样描述:著名文字学家唐兰,他在西南联大开《宋词选读》课,几乎什么也不讲,上课只是捧着一本词集自己读,读到好处,大叫一声“好”,学生们一惊,以为他终究要阐发点什么了。

哪知他仍是接着读,一直到下课。    唐兰的这种以不讲代替讲解的方式,要是在今天的课堂,他的饭碗非被砸烂不可。但这种吟诵的方式,让学生体味词的美妙之处,有点禅宗的明心见性的意味。

    唐兰是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不知为何汪曾祺说他是“无锡腔调”。笔者查阅了唐兰的生平,1920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发奋研究古文字,三年完成《说文注》四卷。

是不是在无锡求学的时候,话语中有了“无锡腔调”?    唐兰在联大培养了语言学家朱德熙,我们不妨从朱德熙的回忆中了解唐兰。

    1939年,朱德熙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的老师王竹溪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一次偶然改变了朱德熙的选择,朱德熙听了唐兰的古文字学、甲骨学课,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从物理系二年级转到中文系,和汪曾祺同班。

1946年5月,在闻一多的推荐下,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当助教。    朱德熙与何孔敬相识、相恋,两人订婚宴,摆下桐城人的“水碗”,招待两位大媒———王竹溪、唐兰,汪曾祺陪客。

1945年8月,朱德熙与何孔敬结婚,唐兰手书条幅,用金文字体写在朱红蜡笺上,挂在新房正中墙壁上,是《诗经》中的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1][1]何孔敬《长相思:朱德熙其人》    看来,唐兰和学生的感情非常好,他不但为朱德熙写条幅,也为另一个学生李埏新婚写横幅。

1940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生李埏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导师是唐兰。1945年,李埏和赵毓兰女士结婚,婚礼设在金碧路冠生园。唐兰为新人亲书《李埏婚礼嘉宾题名》横幅。参加婚礼并在嘉宾题名上签名的有汤用彤、唐兰、闻一多、吴晗、郑天挺、罗庸、姚从吾、雷海宗、任继愈、石峻等30多人。

[2][2]陈立言《唐兰先生的昆明情缘》    朱德熙后来成为语言学家,深得唐兰的真传,他描绘了唐兰讲课的神采。

他在《纪念唐立庵先生》一文中说:先生上课从来不带讲稿,上“说文”课的时候手拿一本《说文诂林》或是石印本《说文解字》,一页一页顺着翻下去,碰到他认为应该提出来讲的字就停下来讲,基本上是即兴讲课,就像平常聊天,学生倍感亲切。

听先生的课不但可以了解先生的学术见解,而且还可以看出先生治学的态度、方法和风格,所以很多同学爱听先生的课。他的课程不仅吸引了中文系的学生,还有其他系的学生,连物理系的王竹溪、哲学系的沈有鼎也来听他的古文字学。

可见联大学术空气之浓厚。    联大复原后,唐兰执教北大。1949年后,唐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

1962年,北大中文系请他给本科高年级生开文字学,裘锡圭当这门课的助教。在裘锡圭的记忆中,他上课不带讲稿,只有一次由于要举的一个例子情况比较复杂,才带了一张抄有这个例子的小纸片。

尽管没有讲稿,课却讲得很有条理,语言也很顺畅易懂,听起来很舒服。[1][1]裘锡圭:《我与唐兰先生的渊源》2001年2月14日《中国文物?》    汪曾祺还提到其师唐兰的一段逸事。

“唐先生有过一段Romance,他和照料他的女孩子有了感情,为她写了好些首词。他也不讳言,反而抄出来请中文系的教授、讲师传看,都是‘花间体’。据我们系主任罗常培说,‘写得很艳!

’”让人想起汪曾祺写的《跑警报》一文,有个姓金的哲学系教授跑警报时,随身带一个保险箱,里边装着情书。而唐先生填的“艳词”在同事中传阅,丝毫不避讳。也让人想起联大的单身教授吴宓,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分发给学生传阅,并给学生讲解。

心怀坦荡,感情透明,没有当作见不得人的隐私藏着。这在今天看来,令人惊讶。    唐兰天赋很高,精力过于常人,兴趣十分广泛,生活积极、乐观。

尽管生活非常艰苦,他在治学授课之余,与联大师生一起唱昆曲,逛昆明的旧书店、古玩店、制笔店,还与画家切磋,以此为乐。他酷爱书法,但不以书法家自居。1945年抗战胜利后,唐兰创作了很多书法作品,并在昆明举办了一次个人书法展览。

展品从甲骨文到篆隶行楷,各种书体、各种尺幅都有。他的字不拘一格,兴之所至,挥洒自如,虽不以功力见胜,却自有其意趣和强烈的个人风格,受人称道。他的书法是学者字,文气充沛,其深邃的学养融于书法中,是一般书法家所不能达意的。[2][2]陈立言《唐兰先生的昆明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