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刘英 杰出的红军女战士――刘英2

1929年春到1932年冬,刘英被中央送到莫斯科学习,先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了一年;1930年4月“劳大”解散后,又按党的要求到共产国际办的国际无线电学校学了两年;1932年冬毕业回国,1933年6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于是,她来到江西瑞金。

刘英到瑞金,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党中央组织局原来要刘英到无线电台当营政委。但刘英生性活泼,喜欢做群众工作,根据个人要求,组织局分配她到凯丰任书记的少共中央局工作。那里聚集了一批能干的年轻人:张爱萍是少先队负责人;儿童团的负责人陈丕显只有17岁;胡耀邦18岁,后来当了秘书长。刘英去后,先担任巡视员。她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到福建团省委巡视工作。

福建团省委设在长汀,原来的团省委书记冯文彬调到少共国际师当政委去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工作一时拿不起来。刘英有群众工作经验,就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很快,发展团员的工作就开展起来,完成了任务。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妇委李坚贞、宣委方方都对她印象很好,要求把她留下来,少共中央局也就任命她为福建团省委书记。

1934年1月,她回瑞金列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参加“二苏”大会。会后,留下担任了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毛泽东对她的工作很关心。有一次,刘英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她说:“你嘴巴子伶俐,能说会道,不过当了宣传部长后,讲话的对象不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传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要不得,就是湖南人的腔口也要变一变,要向江西老表学说话呐!”刘英很佩服毛主席会做宣传工作,讲话生动风趣。她记得毛主席在“二苏”大会上作报告,讲到婚姻法,怕群众思想不通,他就这样动员说:结婚年龄男的20岁,女子18岁。为了革命,青年同志要忍耐着点啊!大家哄堂大笑。在毛泽东的启发下,刘英办了一个红军青年宣传干事训练班,并大胆地给学员们上团课,还主编了一本《青年读本》。

1934年4月底,第五次反“围剿”在“左”倾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下,节节败退,中央苏区形势严峻。为了支援前方,扩大红军成了当时战斗动员的中心任务。刘英被中央组织局派到于都县去当扩红突击队队长,要求3个月内完成扩红2200名的任务。刘英带领10多名突击队员,赶赴离瑞金180里的于都县。在于都县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她深刻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严峻形势,阐明了党中央的决心;相信广大贫雇农分得了土地,会热烈地来当红军,拿起枪,保卫自己的土地;对区乡干部中有人放弃扩红突击、回家莳田的现象进行了适当批评。会后,扩红突击队员分派到各区乡,在区乡干部配合下,召开动员大会,分工落实任务,很快在于都全县掀起了一个欢送青年当红军和优待红军家属的热潮。

6月下旬,刘英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从于都回到瑞金。路上遇到邓小平,他伸着大拇指对刘英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刘英一时莫名其妙。邓小平解释道:“这是项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他夸奖你扩红搞得好,都登报了。”刘英回到驻地,跟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谈起邓小平的乐观劲。贺昌愤愤不平地说:“你还不知道,小平正倒霉哩!他的中心县委书记(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被撤了,家都散了,现在调到《红星报》当编辑了。”刘英说:“看他那模样,像一点事儿都没有。”打那以后,刘英从心里开始佩服邓小平。

长征路上没被风刮走的弱女子

1986年,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采访刘英时,吃惊地说:这么个风都能吹倒的瘦弱女子竟能走完长征,真是不可思议。

刘英参加长征,既不是跟着行军,更不是坐担架,还担负着重要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原秘书长邓小平终被重用,上前方了,经毛泽东提议,中央调刘英任秘书长。每次宿营住下来以后检查纪律,都是她的事。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军事指挥权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随队一起行军。李德对遵义会议决定不服气,常常借故发作。有一天,刘英去检查纪律,看见李德正在房东家里吃鸡、喝酒,喝得醉醺醺的。这是纪律所不容许的。刘英走到他面前,批评他。翻译也不在,刘英俄语说得不好,李德中文也听不懂,但意思他是明白的,是一个小个子女红军,批评他这个大个子外国顾问。不知是他的欧洲人的优越感还是大男子主义作祟,要么是一肚子怒气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一下子暴跳如雷,不但不接受批评,还叽里咕噜骂起人来。

刘英的“辣妹子”劲一上来,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指责他不该随便动群众的东西,要他老实遵守纪律。李德一点不买账,竟拔出手枪,朝天放了两枪。两个人怒目对视了一下。刘英转身就走,去报告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王稼祥听了非常生气,跟刘英一起跑过去,用俄语将李德训斥了一通,语气非常严厉。李德这时一句话也不说,直听王稼祥数落到完。

长征最困难的时候是过草地。进了草地,茫茫一片,不见人烟。开头有吃的东西还好一点,后来没有吃的了,野菜几乎被前面过去的战斗部队摘完了,熬汤的盐也没有,人就没有力气了。如果一不小心,陷到泥沼里就糟了,没有力气爬出来,想救也救不了。刘英同蔡畅走在一起,两人互相鼓励,相互搀扶,晚上宿营时用两条床单搭个小篷,躲避风雨。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牺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来走,周围不断见到同伴的尸体。

与张闻天不离不弃

1929年刘英到莫斯科“劳大”留学时就认识张闻天。那时张闻天已进了红色教授学院,有时还到“劳大”来讲课,算是刘英的老师。在“劳大”,张闻天和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被并称为“四大教授”。到瑞金后,刘英和张闻天逐渐熟悉起来。

她到后不几天,就接到张闻天的一个电话:“尤克娜(刘英留苏时的化名),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那时从外面到中央苏区的人,组织上都会发一笔路费,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做“打土豪”。

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有时晚饭后,张闻天、陈云、小开(潘汉年)在楼下客堂里用方桌拼成的球台上打乒乓球,刘英去看热闹,他们总要喊:“刘英,来一盘!”在生活和工作中,刘英都很敬爱文雅而质朴的张闻天。

长征途中,二占遵义时,张闻天曾主动向她表白:“希望不仅做一般同志……”刘英虽然对张闻天向来怀着一种敬爱的感情,但还没有往“恋爱”两个字上想过。特别是长征开始后,每天累得要死,有时连绑腿都不松,倒下去就睡,事实上也没有工夫想到“恋爱”问题。

于是,她很生硬地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但是事实上刘英心里已经不平静了。1935年11月,在陕北瓦窑堡,有了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水到渠成,这对有情人终于结成眷属。

那时,张闻天正处于事业顶峰,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称他为“开明君主”,并戏称刘英为“娘娘”。但刘英却“不以夫荣”,更不以“娘娘”自居,还是照常上班,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变化。后来,张闻天在党的七大后虽然仍为政治局委员,却只领导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而刘英也“不计夫累”,还是跟以前一样,好像张闻天地位的变化与她无关。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张闻天闯了“祸”。“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刘英也挨整挨斗,被逼揭发交待张闻天“里通外国”的“罪行”。她坚决否认这种无中生有的捏造。在批斗会上,她决不乱说,也从不低头。张闻天在经济所第一天挨斗,就遇到危险。

他回到家中,衣服扣子都已全部掉光。他告诉刘英,今天差点回不来了。批斗大会开始不久,他就被推上台,挂了牌子,戴了高帽子,后来又有不少人被点上台来,挤在一起,热得不堪,一挤一轧,高帽子扣到额下,又闷又热,他觉得胸闷、头眩,天旋地转……终于什么也不觉得了。

他被拖到后台,一个女造反派还骂他“装死”。1969年10月下旬,他们被遣送广东肇庆。“遣送”就是流放、发配,削职为民不算,还交付当地军分区“看管”。

刘英想,不管怎么说,两人又生活在一起了,可以互相照应了。他们被安置在肇庆军分区的一个宿舍区,背靠着牛岗,是几间简陋的平房。没有熟人,没有电话,部队设岗“警卫”着住所。从“监护”到“遣送”,他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就这样,刘英和曾经是一代“明君”的张闻天被抛弃在一边,开始了长达6年无人问津的孤寂的“流放”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