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发稼儿歌 发展新儿歌 唱响新儿歌(樊发稼 )

儿歌是儿童文学百花园之一葩。它是人一生中最早接触到的文学样式,对于儿童最初的启蒙教育,对于他们稚嫩单纯的心灵世界,起到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孩子在牙牙学语时,就会听到母亲、奶奶用亲切的声音、悦耳的韵律给他们唱的儿歌了。

儿歌是最纯真的、轻松快乐又有一定情感和思想内涵的谣曲。儿歌具有重大的德育和智能教育价值,它是人童年时代最初的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这次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发起、倡议的唱响荣辱观新儿歌创作推广活动,获得了各地文化、宣传、教育等部门的大力支持,许多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和儿歌作者热烈响应,在短短几个月内,组委会收到一万两千多首原创儿歌作品,经过反复、严格评审,将从中遴选出一批优秀作品结集出版,其中包括一些原创优秀儿童歌曲。

这次征集来的新创儿歌,总体来说质量不错,应该说大体上反映了当前我国儿歌创作的水平。可能是由于宣传和发动力度还不够,一些我们熟知的儿歌写得好的诗人(如高洪波、圣野、尹世霖、张秋生、郑春华、寒枫、薛卫民、佟希仁、滕毓旭等等),没有作品参评,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这次新儿歌征集推广活动,必将有力促进我国新世纪的新儿歌创作,为亿万少年儿童提供更多的精神营养品。发展新儿歌,唱响新儿歌,这是新世纪少年儿童成长的需要。

我国有着丰富的民歌、童谣的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很值得借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儿歌创作比较活跃。山东青岛刘饶民的海滨儿歌和江苏徐州李作华的农村儿歌是比较有名气的。

十年浩劫期间,儿歌被“四人帮”利用,走过一段畸形的路,所谓“西四北儿歌”就是儿歌的怪胎。进入新时期,儿歌创作健康发展,老诗人重新焕发创作青春,涌现了一批优秀儿歌作家(其中有些人的儿歌创作始于文革前),如鲁兵、圣野、于之、金波、吴城、张继楼、高洪波、尹世霖、张秋生、程逸汝、陈子典、寒枫、冬木、李先轶、李少白、滕毓旭、冯幽君、蒲华清、佟希仁、高帆、金本、程宏明、徐焕云、望安、刘育贤、杨畅、张铁苏、王野、朱晋杰、孙华文、薛卫民、郑春华、王宜振、王清秀、李秀英、巩孺萍、钱万成、商殿举、盖尚铎,等等。

他们的创作,为新时期和新世纪的儿歌大为增色。可惜其中有些诗人已经谢世,如鲁兵、吴城、冬木、李先轶、冯幽君等,这些已永远离开我们的诗人,对我国儿歌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当然,对儿歌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决不止这几位,比如在座的诗人尹世霖同志。 世霖同志创作儿歌,不以量胜,但几乎每有新构,必别出机杼,新人耳目,例如他的《花和草》:“我爱什么花?/我爱牵牛花。

/不往暗处去,/向着光明爬。/花儿早晨开,/吹起小喇叭。//我爱什么草?/我爱狗尾巴草。/不去大公园,/满山满野跑。/向着青天长,/大风刮不倒。

”这首儿歌基本上是五言式,和别的儿歌不一样的是,它更富诗的特质。这是一首教育性和艺术性结合得非常好的佳作。诗人在作品里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自然界常见的、极平凡的牵牛花和狗尾巴草,夸奖前者“不往暗处去,/向着光明爬。

/花儿早晨开,/吹起小喇叭”;赞美后者“不去大公园,/满山满野跑。/向着青天长,/大风刮不倒”。语言铿锵,基调高扬,笔触洒脱、开阔、轻松又有幽默感。儿歌虽然写的是花草,实喻做人之道理,启发小朋友热爱光明、乐观豁达,激励他们从小学习、培养积极向上、落落大度的胸怀和品格。

世霖的另一首儿歌《一条狗》是这样写的:“邻居有条狗,/见人汪汪吼;/扔去一块肉骨头,/它摇着尾巴跟你走。/哎呀呀,/到底是条狗!

//邻居有条狗,/见人汪汪吼;/弯腰捡块小石头,/它夹着尾巴退着走。/哎呀呀,/到底是条狗!”这首儿歌题目为“一条狗”,写的是狗吗?当然写的是狗。然而仅仅是写狗吗?非也。可以说,主要是写人,或者说是通过写狗来写人。

作品写狗,“……见人汪汪吼;/扔去一块肉骨头,/它摇着尾巴跟你走”;可当你“弯腰捡块小石头,/它夹着尾巴退着走”。对“狗”的状写以及对那种“狗性”的揭示,可谓惟妙惟肖、活龙活现、入木三分!

仔细体会,就会领略到,诗人写的是某种人的劣根性和某种丑陋邪恶的人品、人格,讽刺、抨击的是那种虚张声势、极端功利、有奶便是娘、毫无骨气的“劣质人”。我们不妨以第二小节为例,从写作技术的层面来分析:“邻居有条狗,/见人汪汪吼:/弯腰捡块小石头,/它夹着尾巴退着走。

/哎呀呀,/到底是条狗!”头两句是客观如实描述,主体是狗;第二、三句,突然也是很自然地来个主体转移,从狗到人,而且巧妙地省略了主语;最后两句,极为自然地,不露痕迹地,主体再次转移到抒写者,即诗人掷地有声的批判和斥责:“哎呀呀,/到底是条狗!

”一股透着极度蔑视的浩然正气,喷薄而出,发出了一切拥有磊落襟怀的人的共同心声。毫无疑问,这是一首老少咸宜之作,思想容量很大。

我们通常用“思想性”和“艺术性”——或说“内容”和“形式”这两把尺子,来衡量文艺作品的价值。但有时候对一件具体作品来说,艺术性、形式往往显得至关重要。我还非常欣赏世霖的儿歌《大海》:“大海翻绿波,/天天在唱歌。

/什么歌?/团结歌:/欢迎、欢迎你,/大江、溪水和小河;/流吧、流来吧,/我的胸怀最广阔。//大海翻绿浪,/天天在歌唱。/对哪儿唱?/对天上:/欢迎、欢迎你,/太阳、星星和月亮;/闪光、闪光吧,/我给你们来照相。

”这首儿歌写得非常精致,语言文字圆润流畅至极;整首儿歌由两节组成,两节在句式、音部、节奏、甚至标点符号上,严格对应、相称,在文字的视觉上和音响的美听悦耳上,给人以非常愉悦的感觉,即一种难得的美感。

令人惊喜和叹服的还在于作品的自然换韵:作品第一节押“梭波”韵,第二节,通过由节首句“大海翻绿波”中末字的改动(“波”改为“浪”),即全句改为“大海翻绿浪”,从而将韵脚不露痕迹地转为昂扬铿锵的“东阳”韵。

作品的这类佳妙处,稍加咂摸品味,是不难领略到的。 当下的儿歌创作,成绩不小,问题也不少,最大的问题我认为儿歌艺术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尹世霖同志写于1991年的一篇长文中指出:“近一个时期里,出现了不少生动活泼、很有生气的儿歌。

但是,在儿歌创作中,那种以‘主题先行’代替从生活出发,以抽象的标语口号代替形象思维的流毒,依然在作祟。公式化,概念化,成人化,说大话,说空话,说绝话,时有所见。

儿歌不‘儿’,得不到儿童的欢迎,而且必然为儿童厌弃。”我认为世霖同志这个富有预见性的说法,实为切中肯綮的方家之论。我想一些有心的朋友都会发现,随着中央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视,大力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各地掀起创作新童谣的热潮,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

但有一点不能不令我们生出一种隐忧,这就是,我们发现,在各种出版物上,一些明显缺乏儿歌特点的“儿歌”作品似乎渐渐多起来。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我自己也是一个儿歌作者,写儿歌已经有四五十年了。积数十年阅读和创作之经验,我最深的体会是,真正优秀的儿歌作品都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因而具有久长的生命力。这类优秀儿歌,有其共同特点: 一是内容主题有恒定性和普遍性,即不论什么时代和地域都是适合孩子们诵读欣赏的,例如刘饶民的《问大海》:“大海大海我问你:/你为什么这样蓝?/大海笑着来回答:/我的怀里抱着天。

//大海大海我问你:/你为什么这样咸?/大海笑着来回答:/渔民叔叔流了汗。

” 二是特别注重和强调儿歌的易诵性和可唱性。在我看来,这是儿歌在形式(主要表现在语言)上的最重要的特征。我们常说的篇幅短小、音韵谐和、节奏鲜明、琅琅上口,实际上就是指儿歌的易诵能唱。

容易记诵,当然要求文字浅显。儿歌是写给幼龄儿童的,稍“深”的词语或者比较抽象的概念,他们是不易理解的、不懂的;不易理解的、不懂的,他们就很难记住,因此须尽量避免使用。

最好多用提炼过的儿童口语,具象化的词汇,音节响亮,节奏感强,这样便于孩子们愉悦地背诵——而背诵,实质上也是“唱”的一种形式。真正易诵可唱的儿歌,数量是很多的,鲁兵、张继楼、金波、吴珹等人的不少精品儿歌均属此类。

三是十分重视儿歌的趣味性。没有浓郁趣味的儿歌是不易流传、缺乏生命力的。作为开启幼龄儿童心智的儿歌,理应通过其特有的富于幼儿特点的浅显生动的语言和色彩鲜明的具象,教孩子初步认识事物的特征和做人的一些基本道理,而这种“教”必须是文学式的、启发式的而非上课式的、灌输式的,即须通过低幼儿童审美的过程来实现。

而浓郁的儿童情趣,是吸引孩子通向审美过程的桥梁。请看鲁兵的《小刺猬理发》:“小刺猬,/去理发,/嚓嚓嚓,/嚓嚓嚓,/理完头发瞧瞧他,/原来是个小娃娃。

”儿歌对平时不讲卫生、不爱理发的小朋友,进行了善意的讽刺(实际上也是一种婉转的批评)。作品里那个小娃娃蓬头垢面的“小刺猬”形象是多么令人发笑。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 儿歌给孩子幼小的心灵以最初的爱的熏陶与美的滋润。 儿歌是文学,是诗,是闪光的语言的珍珠,是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而不是粗俗简单的无意义的“顺口溜”。

儿歌可以培养孩子们纯正高尚的道德情操; 儿歌可以促进孩子们逐步提高认识事物的能力,正确分辨是非、好坏、美丑; 儿歌可以给孩子们以各种知识和启迪; 儿歌中有趣的比喻、奇特的夸张和幻想,可以丰富和发展孩子们的想象力; 儿歌还可以帮助孩子们学习语言。

儿歌既然具有这么重要和重大的意义与作用,我们理应发奋努力,为孩子们创作出更多真正优秀的、具有久长生命力的新儿歌。 几点建议: 儿童报刊应多发表儿歌; 出版社多出版优秀儿歌集; 表彰并奖励创作业绩优异的儿歌作家; 加强对儿歌作品的评论,加强对儿歌艺术的研究; 号召和激励诗人作家们都来为孩子们写优秀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