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珠和刘锡荣关系 【刘锡荣】刘锡荣三公经费是哪三公 刘锡荣杨秀珠什么关系

刘锡荣,男,汉族,1942年5月生,江西瑞金人,196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9月参加工作,浙江农业大学蚕桑园艺系蚕桑专业毕业,大学学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挺进师政委刘英之子。

“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构,一要管好‘钱’,二要管好‘人’(干部),这是责无旁贷的。”

昨天下午,浙江省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发言时,具体阐述了要出台《预算法修正案》来管好“钱”,要通过编制立法来管好“人”。

管好“钱”,主要靠立好法

刘锡荣指出,要管好“钱”,主要靠立好法,比如出台《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他介绍说,去年12月,该草案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

刘锡荣表示,他认为这部法律要体现“四性原则”。首先,要有完整性,财政收入要全部纳入预算。“现在,我们的财政收入不是都纳入了预算的,有预算内的,也有预算外的。像政府性基金收入,很大一块,包括了各种收费,甚至包括去年3.

1万亿的土地出让金在内,这都是没有纳入预算的。还有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也没列入预算,不是财政收入,更谈不上预算监督了。”另外,像社会保障收入,这可是老百姓的养命钱,如果人大没有监管好,搞没了,人大是有责任的。其次,是要有真实性,国家的预算要和全国各地的、中央各部的预算相吻合,真实是预算的生命。

再者就是科学性。“现在,我们的安排,拍脑袋安排资金的太多了,甚至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我建议,《国民收入分配法》早就可以搞了。我们的蛋糕已经有10万亿了,这个蛋糕怎么分,人大管起来,要让全国人民看得清楚。“科学发展观,首先要科学地分配,搞建设要多少钱,吃饭要多少钱,大家都清楚怎么分的,公平分配,科学分配。”最后是严肃性,主要防止年底突击花钱等乱象。

管好“人”,同样靠立好法

刘锡荣指出,管“人”也得靠立法,我国应该出台《编制法》。

刘锡荣说,因为没有《编制法》,目前我国“二乱二超”现象就非常严重,二乱即乱设机构,乱定级别;二超就是领导人数超编,公务员队伍超编。

刘锡荣指出,这带来了4个问题:

一是缺少了《编制法》,给买官卖官带了无限空间。二是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三是给反腐倡廉工作带来巨大压力,“我们的监督队伍是有限的,监督10万人和监督1000人的工作量是不一样的。干部多了,监督不了。官多了,成本就大,包括供养成本、教育成本、监督成本、查处成本。”四是给今后的精兵简政带来了困难。“我们的干部体制是能进不能出的,没有流动性。你要精简,谁敢减?减谁呢?”

最后,刘锡荣总结,只有管好了钱,管好了人,许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3月10日下午发言时说,共和国建立60多年了,至今还没有编制法。现在,乱设机构和乱定级别,领导干部的职数超编和公务员超编现象严重,这“两乱”、“两超”为买官卖官留下无限空子,给亿万人民加上额外负担,给反腐倡廉带来巨大压力。

刘锡荣代表是在浙江代表团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全体会议上发言时说这番话的。

法律要为人民管好官管好钱

个问题与我们的机构冗多有关系。虽然法律多了,但执行起来很难,界限都说不清,很多都是倡导性的、自律性的、不是很硬的法律,出了事,群众找不到门,上边也难以追究责任。世界上一些国家议会主要是管好两件事,一个是管好人,一个是管好钱,管好了这两件事,权威就很大。我提了多次,在中国,一个是编制法,一个是预算法。这两部法出来后,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就可以在党委的指导下为人民管好官,为人民管好钱。

刘锡荣说,经广大人民代表千呼万唤,预算法修正案终于出来了,总算是一审了。如果真能把政府的国民收入管起来,把政府收的钱管起来,能够管得很严、很到位、很科学,就是一大进步,举国对此寄予厚望。但是编制法至今尚未出台,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着手制订。

很多事情靠自觉是不行的,而是必须依靠法律规范制约。我们的立法资源是很宝贵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现在一个是人,一个是钱,如果把编制法、预算法这两部法律制定好,其他法律法规的执行落实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呼吁全国人大在党的领导下把这两部法律制定好、实施好,为人民管好官管好钱。

“四不分”再不改官员不腐败都难

刘锡荣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伟大成就,经济总量已居全球第二。但现在有两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一是贫富差距拉得太大,基尼系数在全球处于高位;二是腐败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这两个问题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刘锡荣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和市场中介机构分开,这是抓问题抓到牛鼻子上了。现阶段许多腐败现象,都与“四不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些领域,“四不分”单位掌握了资源的分配权、定价权,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都显失公平,这些单位官员的经济收入高出了平均水平四五倍,明显违反了市场经济平均利润率法则。

在一些地方,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钞票、项目、指标、资源和审批权等上面,领导干部的家属、子女占据了收入最高的“四不分”单位。由于“四不分”的存在,干部想不腐败都难。

“5万多温州籍侨胞在荷兰定居,一直安居乐业。温州人在国内投资,却到处被赶来赶去,挖煤被赶,打油被赶。”刘锡荣说,这一现象的根子就在“四不分”,它造成了条条的垄断、块块的地方保护,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纵横交错分割成一个个小块。

“四不分”还渗透到立法领域,使立法出现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规化的倾向。也给司法和执法带来很大障碍,许多民营企业家反映,现在和“四不分”单位打官司难,民事诉讼法不管用,行政诉讼法不管用,很难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四不分”单位是“两栖动物”,是官商,背靠大树,有政府撑腰。

刘锡荣说,都说现在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所谓的深水区就是既有政治体制改革,又有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有思想观念问题,更有利益冲突问题。人大应该抓住党中央提出“四分开”的有利时机,依法履行监督“一府两院”的法定职责,把“四分开”作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历史使命,抓紧抓实抓好,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立真正公平、公开、公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