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方舟子 吴国盛:走向西方近代早期科学史研究

借着庆祝科学史所成立50周年的机会,我愿意再次表达对中国科技史学科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期和希望。那就是,科学史学科应该由理学学科走向到史学学科。

把科技史看成是理学学科,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许在今天依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它只表达了科技史学科不成熟时期的特征,即依附于各门自然科学,尚未取得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的主张科学史学科的自主性,提出只有分科史不是真正独立的科学史,唯有综合史才标志着科学史学科的出现。

分科史往往是依附于自然科学,而综合史才是独立自主的史学。就此而言,就史学属性之自觉而言,就研究纲领的成熟而言,就学科建制而言,中国的科学史界与国际科学史界有半个世纪的滞后。

正好在50年前,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召开过一次非常著名的会议,会后出版了会议文集《科学史中的关键问题》(Critical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这本书中所记载的问题,特别是思想史纲领与社会史纲领的对立和互补,显示了经过此前20多年的发展西方科学史界对于本学科所达成的认识,也影响了此后科学史学科的发展走向。

也许直到今天,中国科学史界提出再建制化的口号时,才对科学史学科的性质有了重新认识的可能性。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会慢慢显示它的史学学科性质: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中国近代现代科技史是另一个学术共同体,西方或世界科技史是第三个学术共同体,各个共同体有各自比较共同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甚至研究风格,有比较多的共同语言。

其实,将来的科学技术史学科还是要走划分二级学科的道路,只是不应该以分科史来划分,而是要以研究对象不同的时空定位来分,比如设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世界科技史,也许还可以设科技考古、科学史理论等。

这是科技史学科走入正轨的必由之路。

为什么要走向西方近代早期科学史研究

为什么要走向西方近代早期科学史研究?先要讲一讲走向西方科学史研究的意义。过去50年来,在中国,一说到“科学技术史”研究,指的往往就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但同行们都会承认,即使你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你都有必要学习西方科技史。

反之则不然:如果你是搞西方科技史的,则不一定要学习中国古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是,科学是一个来自西方的东西:我们今天搞的科学都是西方的科学,我们今天之所以重视中国古代科技史,也是因为我们今天在搞来自西方的科学造成的。

西方的科学实际上是我们的潜在参照系,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搞中国古代,或者是为了顺从,或者是为了对抗,或者是为了补充,总之,我们的潜意识里都是把西方科学作为参考系。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中的西方科学,已经被现代中国人接受为“现代”的普遍标准,也就是说,西方科学不只是西方人的事情,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事情。不了解西方科学,就不能真正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构成本质和“现代”中国人的存在方式。就此而言,研究西方科学史,不只是在研究“他们”的东西,也是在研究“我们”的东西。

一门学科的发展并不完全是,或者说常常不是,按照该门学科的内在逻辑进行的,相反,往往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相关联的。有两个条件特别的决定一门学科的走向:一是社会需求,一是大师的取向。由于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由于有于光远,所以就有中国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这个学科。

由于有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由于有竺可桢、李俨、钱宝琮、钱临照这些大师们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热爱,于是,中国的科技史学科走上了以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为主要内容的道路。

今天,社会需求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中国科技兴国国策的实施,如何掌握现代科技的发展规律以及科技对社会的促进规律成为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复兴中国文化的呼声日高;随着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反省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呼声日高;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现代化,究竟什么是科学,成了今天日益强烈的社会需求。

这样的社会需求,就为我们大规模的开展西方科学史的研究,准备了充分的外部条件。

大规模开展西方科学史的研究,首先要从西方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科学史的研究开始。这有两方面的理由。第一个理由,中国人所谓科学通常指西方现代科学,而西方现代科学是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诞生出来的,也就是说,近代早期即现代科学的“起源”时期。追根溯源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研究西方现代科学的起源更是西方科学史的基本任务。

第二个理由,西方近代早期恰恰也是西方科学史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取得成就最大的研究领域。这个所谓“科学革命”时期,吸引了西方科学史界一批最杰出的科学史家,围绕这个时期,构建了几大最有影响力的编史纲领,产出了一批经典研究著作。如果我们今天要大规模开展西方科学史的研究,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研究西方近代早期开始,因为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西方科学史界最优秀的成就。

西方科学史界关于近代早期的研究概述

“近代早期”并非从来就是热门领域。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乔治?萨顿就没有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这上面来。他的煌煌巨著《科学史导论》只写到了14世纪。近代早期成为热门领域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特别是二战之后,科学史家更多的把眼光移到了这个被称为“科学革命”的时期。

由于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无法详尽描述,这里只简要地提一下两大研究纲领和三个亚纲领。两大研究纲领是社会史(social history)和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三个亚纲领是化学论史(chemical history)、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t history)、女性主义史(femalist history)。

科学社会史纲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个是默顿传统。1931年在伦敦召开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苏联科学史家赫森(Boris Hessen, 1893-1938)在会上宣读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文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这篇现在看来比较粗糙而教条的文章,却给国际科学史界带来了新鲜的东西,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赫森的文章以及苏联代表团的其它文章结集为《十字路口的科学》(Science at the crossroads),由代表团团长布哈林主编,在科学史界括起了一阵马克思主义的旋风,对剑桥的左派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以极大的影响。

受影响的科学家中的比较有名的有大家最熟悉的李约瑟,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就是贝尔纳(John Bernal, 1901-1971)。

他的《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广为人知。默顿传统是由默顿(Robert Merton, 1910-2003)本人开创的对科学家群体和科学制度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传统,以他在萨顿指导下做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5)在《奥斯瑞斯》(Osiris)上的出版为标志。

总起来说,科学社会史纲领主张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构成了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恩格斯的名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大家都是耳熟能详。

因此,他们比较重视研究科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和经济背景,重视研究技术史和工业史;在研究方法方面,重视运用自然科学的数据统计方法以及社会学分析的方法。

贝尔纳及其同道者后来与苏联东欧学者一起创立了科学学,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是数理统计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默顿学派则创立了科学社会学。这个学派的科学社会学放弃了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分析,重点研究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运作模式。总的来讲,科学社会史纲领的中兴之地就是近代早期。

科学思想史纲领,国内也有人译成科学智识史,意思不错,但念起来有点别扭。还有人译成科学智力史,这肯定有问题。Intellectual是相对于social而言的,前者指的是科学的知识内容、理念理路、思想脉络,后者指的是科学的制度构架、社会运作、外部互动。

过去也分别称为内史和外史,其实并不准确。科学思想史学派的科学史家,并非只研究专科史中的科学内容,相反,他们越出了学科范围,寻找科学概念的发展与同时代的哲学史、宗教思想史和社会思想史的关联。如果说他们是内史,那也指的是他们坚守住科学观念的内在发展这个线索,而不是指狭隘地专科内容史。

科学思想史纲领的出现与科学史学科成长过程中大量哲学家、哲学史家的介入有关,特别与法国的科学史传统有关。它的主要开创者是柯瓦雷(A. Koyre,1892-1964)。柯瓦雷本人的学术背景更多是哲学史、宗教史,他曾经师从希尔伯特、胡塞尔、柏格森、布伦舒维克,在俄罗斯思想史和宗教思想史领域以及现象学领域都有所建树,但后来成了科学思想史纲领的旗手。

1939年,他出版了《伽利略研究》(Etudes galileennes),以对原始文献的条分缕析和对概念演变的深刻洞察,抓住了二战后一代科学史家的注意力。

科学思想史纲领,大体说来,主张观念的内在变革而非技术革新或经济发展的需求才是科学革命的主要动力;把力学、光学、天文学、数学等数理科学作为科学革命的主线和主战场;以概念分析与原始文本分析作为主要的编史方法;注重对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等伟人的研究。

柯瓦雷二战时被戴高乐派到美国进行游说,战后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在美国科学史界有很大的影响。

他本人获得了1961年的萨顿奖章。受他影响的有一批杰出的科学史家,比如柯恩(I.B.Cohen,1914-2003),萨顿的博士生,哈佛大学的科学史教授,研究科学革命特别是牛顿,是74年的萨顿奖获得者;克拉基特(M.

Clagett,1916-2005),研究中世纪的力学史,威斯康星的科学史教授,是80年的萨顿奖获得者;吉利斯皮(C.Gillispie,1918-),研究地学思想史以及18世纪的科学思想,普林斯顿的科学史教授,是84年的萨奖获得者;英国的霍尔夫妇(Maria Boas Hall,1919-,A.

R.Hall,1920-),妻子研究科学革命史特别是波义耳和皇家学会,丈夫研究科学革命史特别是牛顿,他们夫妇共同获得1981年的萨顿奖章。

男霍尔还就科学革命的原动力问题与赫森派和默顿本人先后有过论争,坚定地捍卫柯瓦雷的立场和纲领。受柯瓦雷影响的还有库恩(T.

Kuhn,1922-1996),研究哥白尼革命以及提出声名卓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他是82年的萨顿奖得主。所有这些人,都是五六十年代科学史界的重要人物,影响和代表了科学史界的最新最出色的成就。70年代后期由剑桥出版社陆续出版的由最有名的科学史家撰写、面向大学生读者的通俗本科学史读物《剑桥科学史研究丛书》,基本上都属于科学思想史纲领。

社会史和思想史两大纲领经过后学们的学习、演练和修正,那些具体的主张一部分被拒绝,一部分被采纳但渗透进了研究者的研究方式之中,消弥于无形。像“回到原始文本”、“回到历史与境”这些反辉格式的编史方法,已经成为整个科学史共同体的共识。因此,纲领慢慢变成了研究和透视近代早期科学史的两个基本平台。在这两个平台之上,新的纲领不断生成出来,但还没有脱离这两个平台,因此称为亚纲领。

化学论纲领是对柯瓦雷纲领的修正。其代表人物可以举,老一点的佩格尔(Walter Pagel,1898-1983),70年的萨顿奖得主,年轻一点的狄博斯(Allen G.Debus,1926-),94年的萨顿奖获得者。

他们主要强调炼金术、化学、神秘主义文献在科学革命中的作用,以研究帕拉塞尔苏斯、赫尔蒙特、哈维、作为炼金术手稿之作者的牛顿等著称。按照柯瓦雷的纲领,科学革命的主线在数理科学。柯瓦雷本人曾经就认为牛顿的炼金术手稿对于理解牛顿是不必要的。

化学论也主张要从原始文献中复原历史真相,也主张科学革命的本质在于观念革命,这些与思想史纲领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反对柯瓦雷的数理主线论,强调化学和生命科学在科学革命中的重要性。

社会建构论纲领是对社会史纲领的进一步发展。赫森等苏联科学史家冒进的主张虽有启发性,但很难结出真正的果实,后来转往科学学进行发展。默顿的主要精力也投入到科学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