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董乐山 董乐山和《一九八四》
》一文是对奥威尔的一生和这部二十世纪政治预言经典无比精辟的论述。作者首先指出: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而他的极权主义斗争是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
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但是无论信奉社会主义或者反对极权主义,奥威尔都是在他生涯较晚的时候才走到这一步的。
译者本人何尝不是如此!奥威尔的觉醒是从一九三六年参加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斗争开始的。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大敌当前,打着社会主义幌子的极权主义霸主却忙于千方百计地消减有独立思想、不跟着指挥棒转的异己。
他伤透了心,但却“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明确了是哪一种社会主义,那就是主张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变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董乐山的觉醒较诸奥威尔是更加艰辛和来之不易的。
历经“反右”和“文革”等等无止无休的血腥洗礼,他终于参透了极权主义的恐怖政治,在灵魂受难的“酷暑”写下了他的政治遗嘱:“二十世纪是个政治恐怖的世纪。二十世纪快要结束了,但政治恐怖仍然阴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价值。
是否可以说对我们来说,只有彻底否定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类恐怖的极权主义,才给我们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 1999年1月于维州猎人森林客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