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庆女儿 儿子忆陈嘉庚:几乎不与子女讲话 儿女十分畏惧

提起陈嘉庚,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名字。他一生倾资兴学,赤诚报国。那么,在儿子眼中,他又是一个怎样的父亲?以下就是陈嘉庚的儿子对他的片段回忆——

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母亲买一条领带给我,父亲看见了,斥为浪费,我从此不敢打领带。又记得当我离开学校到制造厂上班,上班前一晚,父亲对我说,明天自己搭公共汽车去。我要求坐他的汽车去,他不准。

几乎不与子女讲话

父亲1874 年10 月出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村(今厦门市集美区),9 岁入私塾读书,17 岁离开故乡集美,赴新加坡,在祖父陈杞柏的顺安号米店学做生意,20 岁返回家乡完婚,又从塾师读了几个月书。22 岁再度南下新加坡在祖父的米店做事,一直到31 岁那年,顺安号停业,才开始发展自己的事业,从最初创办的新利川黄梨厂、饼干厂、皮革厂、肥皂厂、砖窑,到后来的橡胶熟品制造厂,前后创办的工厂30多家,开设的商店百余处,垦殖橡胶园、黄梨园各万余英亩,雇用的职员工人常达数万人。

父亲的事业到1925 年进入黄金时代,成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他显然是南洋一带的富豪之一。可是他在生活上自奉甚俭,起居有常。

他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早晨5 点30 分起身,做甩手运动15 分钟,6 点整洗温水澡。在洗澡之前,照例唤我起身,以便一起上班。6 点30 分吃早餐,一杯牛奶,三个半生熟鸡蛋。他从不喝咖啡,也劝家人勿喝咖啡。6 点45 分,父亲和我一起坐车离家,7 点整抵达橡胶熟品制造厂。进入办事处,他解下外衣及领带,开始巡视工厂的各生产部门。

中午12 点,召开讨论会,由7 位总巡、姐夫温开丰和我,每人报告各自部门的生产情况,并讨论每周的生产计划。他每周有四五天下班后回家吃晚饭,饭后去怡和轩处理社会工作,也是在晚上12 时返家。他的晚餐很简单,一碗白饭、一碗番薯粥、一块红豆腐乳而已。饭后无论是在家或在怡和轩,照例散步30 分钟,才开始办事。

父亲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事业上和社会公益上,这使他与外界的接触多过与自己家庭的联系。他甚至长期住在怡和轩,几个月难得回家一次,使他与子女间的隔膜愈来愈甚。在家里,从来未看过他的笑容,他只和太太交谈,与其他子女从未讲过话。

儿女们对他十分畏惧,觉得他是一位威严很重的父亲。每次他回家,一听到他的汽车声,儿女们一窝蜂地躲入房内,待他晚饭后出门,才敢踏出房门。他每年农历新年总是在怡和轩过,大年初一儿女们到怡和轩列队向他拜年,由于彼此无话可说,前后不过30 分钟便离去。

儿媳妇不能爱跳舞

父亲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平日身上的现款不超过5元。他从来不在外头乱花费一分钱,即使是怡和轩附近的菜馆、咖啡店,也未光顾过。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有几年他晚饭后不去怡和轩,偶然会带妻儿到勿洛或丹戎巴葛海边游玩,回家的路上顺便吃一杯冰淇淋,这算是在外头最奢侈的花费了。他一生只看过一部电影,是在新加坡首都戏院看的,那是一部为筹赈会义演的片子。他一生只带妻儿到新世界看过一次拳击比赛。

他自己的生活简朴,也要求家庭中成员过同样的生活。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母亲买一条领带给我,父亲看见了,斥为浪费,不许我用,我从此不敢打领带,一直到自己创业时,才打领带。我读英校八、九号班时,向父亲开口讨钱购买一架打字机,被他拒绝了。

家中的一套家具,用了十多年已破损不堪,母亲向他要钱换一套新的,结果被责备一顿。又记得当我离开学校到制造厂上班,上班前一晚,父亲对我说,明天自己搭公共汽车去。我要求坐他的汽车去,他不准。6个月后,他才允许我和他同车上班。

我离开学校后,一直在制造厂做事,每天工作到晚上10 点钟,无暇交女朋友。1934 年我从上海回来,船泊香港,船上认识了一位姑娘,从香港到新加坡的五天航程中,我们相处得很好。回来后继续有约会。一天,父亲提起我的婚事,我托母亲把自己已有女朋友的事转告他,他不表示意见。

事实上,双方的母亲原本是相识的,双方正要交换订婚戒指。一天父亲从外头回家,表示反对。他说,那姑娘喜欢跳舞,不要娶她。我的女友答应以后不再跳舞,父亲还是不能接受。这门亲事遂告吹了。

父亲好学不倦,工作之余以读书为消遣。他接掌怡和轩后,就在三楼设立一间小图书馆,购置了《四库备要》和《东方杂志》等书刊,供会员阅览。他自己最喜欢读的书是《三国志》。

赴延安劳军

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那是1937 年7月8 日早晨6 点钟,父亲和我打算到砖窑巡视,车经旧总督府前面,见有英文报纸号外数份,写着日本军队在卢沟桥发动战争。我把号外的内容转告父亲,并问,万一全面战争爆发,我们华侨能够为祖国做些什么?他说,情势尚未明朗化,如果这是全面侵略的开始,将会再进攻上海,中国就临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不久,全面抗战果然成为事实,为了领导筹赈会的工作,父亲索性住进怡和轩三楼。这时他的企业已结束,以全副精神倾注于筹赈工作。

1940 年3 月,父亲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慰劳抗日前线的将士与后方的军民,并于5 月31 日抵达延安。是年年底,父亲从中国劳军回来,对国民政府态度有所改变。一天,我到怡和轩看他,他先和我握手,说:“余此次劳军经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并断言“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

1949 年5 月,父亲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年9 月,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 月1 日,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此后,父亲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1961 年8 月12 日,父亲病逝于北京,享年87 岁。后葬于福建集美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