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对数学史的贡献 华罗庚 对中国数学事业的贡献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东京大学讲坛上倒下去的第二天,联邦德国在波恩的马普数学研究所的通告牌上,根据所长Hirzebruch的指示,挂上了华罗庚的照片,并把联邦德国一家主要报纸的有关报道剪贴在其下面,报道的标题为:中国最伟大的数学家华罗庚去世。
当时我和王启明一起,正在该所访问。我想,海内外有不少很杰出的华裔数学家,为什么该报把“中国最伟大的数学家”的称号给予华罗庚呢?大概他们认为,这些华裔数学家取得的学术成就多是在国外,他们赢得的声誉也在国外,且多已定居国外,加入了外国国籍。唯独华罗庚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便没有犹豫,没有观望,毅然携全家从美国绕道回国,把40岁以后的后半生,完全贡献于新中国的数学科学事业,正如美国《科学》(Science)期刊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所说,他“形成了中国的数学”。他与祖国共患难,同甘苦,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崇敬。
上述《科学》的文章说华罗庚“在中国人民的地位,有如爱因斯坦之在美国”。我想这不是说华罗庚的科学成就堪与爱因斯坦相比。美国大多数人民并不知道相对论为何物,但他们为爱因斯坦的人格魅力所感动。中国的广大人民也一样,他们为华罗庚拖着病残之躯,走遍中国,到工厂、矿山、油田、农村,深入群众,为的是为祖国建设尽自己的力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所感动。
我曾经访问过六七个国家,那里的华侨对华罗庚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
关于华罗庚的生平,国内外的报刊已作过不少介绍,并出版过多种传记。他的一生是极不平凡和带有传奇的。我没有太多补充。至于华罗庚众多的学术成就,比较专门而且涉及的领域非常之广阔,这里不准备细述,而将另文详述我所知道的他在多复分析方面的学术成就。本文仅从1950年我第一次见到华罗庚,翌年始作为他的学生追随其左右35年之久,这也是华罗庚一生对中国作出最重要贡献的时期,就我的所见所闻,把他对中国数学事业发展的贡献作一介绍,以纪念他诞辰100周年。
招贤纳士,创建数学所,并为几个重要研究领域储备人才
解放之初,经历了8年抗战,4年内战的中国,可说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高水平的科研人才寥若晨星。1951年夏,我来到北京文津街3号,北京图书馆右邻,国务院南门对面的一座三层楼房(现已拆除)——中国科学院时,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只占该楼的两个房间,其一是所长(筹备主任)的办公室,另一间是其他人员(包括所务秘书田方增,会计及工友在内)的公用办公室,我们没有图书馆。过去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曾经有比较齐全的图书馆,但解放前搬到台湾去了,一切从零开始。
这里只有一个教授(研究员),就是华罗庚。他年纪最大,也不过41岁,年龄最小的就是万哲先和我,24岁。直到1951年秋,数学所又来了比我们稍年轻一些的大学生。公用办公室容纳不下了,于年底,数学所搬到新建成的清华大学内的一个二层的小楼去。小楼后面有几座平房,其中有一幢小洋房是华罗庚所长一家所居住。
由于我早几个月,就蒙万哲先的帮助搬到清华大学一处叫“三六所”宿舍与他同住,一直和华罗庚的住所很近,知道一些华罗庚的工作生活情况。
那时候的会议很多,华罗庚又兼任许多社会工作,特别的忙。但他的工作效率与实干精神是惊人的。他能利用一切空余的时间进行研究工作,如汽车上,会期中休息期间,甚至在病榻上。我经常发现他把数学草草写在烟盒包装纸背面的白纸上,会议文件的空白处和文艺演出节目单的空白处。晚上在家中,他自然是工作到深夜。
他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正如我在获“华罗庚奖”演讲中所说,我在他一本黄土斑斑的书中知道,抗战时日本飞机在头顶上轰炸时他仍能专注地看书,以至于炸弹把他和书一起埋在泥土里。这是有如阿基米德一样的精神。
华罗庚的办所方针是兼容并蓄,无门户之别,且眼光远大。在清华园的数学所开始时,全体研究人员开会时只有17人,就是华罗庚、吴新谋、田方增、王寿仁、越民义、孙以丰、万哲先、曾肯成、陆启铿、丁夏畦、邱佩璋、王光寅、张里千(末4名就是刚分配来的大学生),还有林鸿孙、庄逢甘、罗时钧、胡海昌,后来还加入郑哲敏,他们的专业是力学,特别是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和弹性力学等。这体现了华罗庚在办所之初便眼光远大,他认为数学科学不是仅限于纯粹数学。
这个力学小组在1955年钱学森归国后,把他们调走了,成为新建的力学研究所的骨干,有的调到了哈尔滨军工大学。他们对我国航天、航空、两弹一星等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庄逢甘、郑哲敏、胡海昌于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1年改称“院士”),当然现在他们都已是80岁以上的资深院士。林鸿孙本是数学所力学小组组长,到力学所后,任副所长。不幸在“文革”中因受不公正对待,愤而自杀。罗时钧在哈尔滨军工也受到不公平待遇,“文革”之后去了美国定居。
华罗庚对刚进所的大学毕业生,要求首先要掌握广阔的基础知识,规定先学习一段时间的“三高”,即高等分析、高等代数、高等几何,然后才开始做研究工作。当时我们还没有研究生制度,但华罗庚的作法与国外先进国家对研究生的要求不谋而合。上面提到的年青人中,有3人(陆启铿、万哲先、丁夏畦)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先后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他们继承了数学所的传统,又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学生。
在清华园的数学研究所,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之后进入正轨,受到所长工作精神的感染,学术风气很浓,晚上办公室内仍然灯火辉煌,人人用功。
华罗庚一方面从各大学数学系挑选优秀的毕业生,如王元(后为中科院院士,1984年为数学所第二届所长),许孔时(后为软件研究所所长),吴方(后为应用数学所所长),魏道正(后为四川计算所所长),陈平(后为系统所所长)等。
另一方面不拘一格,无门户之见,善于吸收各方面人才。于是有一些卓越的人才要求调到数学所来。吴文俊、张素诚、冯康、胡世华、关肇直、秦元勳、闵乃大、夏培肃等。闵乃大是从德国回来在清华大学的电机系工作,但他本人的专长是网络,他认为在数学所工作更合适。华罗庚看到了他的工作与电子计算机有关,同意了他带两个助手王传英与李开德调来。与稍后从美国回来的夏培肃、丹麦回来的吴纪康一起,成立一个计算机小组。这使得数学所在我国计算机科学所起的作用,有如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在美国计算机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样。
华罗庚之所以有如此的远见,大概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奉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之命,与吴大猷、化学专家曾昭伦各带两名助手一起去美国考察原子弹有关。美国拒绝他们参观任何与原子弹有关的设施,于是各散东西(据吴大猷的助手朱光亚所说)。他还说吴大猷先去美国,托华罗庚带他的助手朱光亚、李政道,连同华的两个助手徐贤修、孙本旺一起坐船去美国。船上华经常出数学题考他们。华罗庚受Weyl的邀请去了高等研究所。
华罗庚的办所方针是面向全国——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向全国开放。他接收来自全国各大学的访问学者(那时叫“进修教师”),最初来的是林坚冰、钟同德。复旦大学的龚昇本来研究单复变函数,要求到数学所研究多复变,华罗庚也接受。他还经常邀请各大学的专家来作报告。我参加过的有陈建功、杨宗磐、李国平的报告,这些学术交流很有益处。
华罗庚带头在数学所举行学术报告以鼓励别的高级研究员作系列报告。例如吴文俊介绍微分流形与大范围微分几何,冯康介绍广义函数。这都是当时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我从这些报告中得益良多,特别是从吴文俊的系列报告中,学习到现代微分几何的基本知识,这我在庆祝吴文俊90寿辰的撰文中有详述,不再重复。
数学所是1952年宣布正式成立。值得一提的是,华罗庚在成立典礼上,就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数学所出成果,出人才的鼎盛时期
华罗庚领导的数学研究所的事业,在1956年达到顶峰时代。那一年,由于数学所人员不断增多,同时图书馆的藏书因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数学系并入北大,它的丰富期刊拨归数学所,清华园二层的办公楼已不够用,搬到了西苑大旅社(现在叫西苑大酒店),租用了一座三层大楼作为所址。中科院还租用了另外的两座大楼,其一是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筹备处,另一座是电子研究所筹备处,这两个所是根据1956年中国十二年远景科学规划而筹建的。华罗庚同时是数学所与计算所的两所领导人。
那一年,第一届自然科学奖的3个一等奖中,有两个由数学所的华罗庚与吴文俊获得,这使得数学所在全国名声大震。数学所添加不少新人。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宗燧也从北师大调到数学所,和张历宁、戴元本、朱重远等成立一个理论物理小组。后面3个人20多年后成为新建的理论物理所的骨干力量。戴元本当选学部委员。这再一次体现华罗庚的远见和兼容并蓄,广揽人才的精神。
张宗燧是一个才气横溢的物理学家,数学也很好,量子力学的始创人波尔对他很欣赏,甚至邀请张宗燧到他在哥本哈根的研究所访问,并且不是一般访问学者的待遇,而是住在波尔家中,所以张宗燧和波尔一家人都很熟。不幸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愤而自杀。我曾在多个场合中提到对他的怀念,这里不重复了。
1956年至1957年“反右”之前,数学所是鼎盛时期,这里的讨论班非常之多,学术气氛很浓。不少年轻人发表的论文,也为国际上同行认可。数学老前辈熊庆来也从法国回国到数学所工作。在他晚年还培养出杨乐、张广厚这样出色的学生。杨乐后当选中科院院士,并任第三届数学所所长。陈景润也是这个时期由华老把他调到数学所工作。全国大学有许多教师要求到数学所做访问学者,我记忆中有谢晖春、陈奕培、严士健、齐民友、董光昌、徐绍廉等。最多的时候,访问学者人数近百人,比数学所的研究人员还多。这些访问学者回原单位后,把数学所的影响传播到全国,其中不少人成为原单位的领导层人物。
然而由于“反右”运动,业务停止;接着“大跃进”,数学所研究大都转向应用,直到1959年才有所恢复。由于种种原因,华罗庚要求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一直到“文革”开始,仅保留名义上的数学所所长。
他在科技大学期间对中国数学教育与科研事业的贡献,大家可参阅张志辉等写的《华罗庚与中国科大——龚昇、杨德庄先生访谈录》(《科学文化评论》7卷1期〈2010〉,55-73)。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科学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丘成桐在一次报告会中提到过,“文革”以前中国的数学已经接近世界水平,而“文革”之后大不如前。我举出一个例子,就是“文革”前,美国数学会组织人员选择《数学学报》的部分论文翻译为英文出版,“文革”之后不再翻译了。而美国数学会翻译前苏联重要数学刊物的论文,虽苏联解体之后仍继续。
华罗庚在改革开放后的贡献
我本想讲一下华罗庚的治学方法与培养学生的特点。但有一篇徐利治所写的《回忆我的老师华罗庚先生》文章,已有详细介绍,写的非常好。此文为纪念华罗庚90寿辰,但我2005年才从网上看到。我难以写得比他还全面。所以在这里只想把华老在“文革”之后的情况谈一下。
“文革”之后,华罗庚正式恢复所长的职权。华罗庚的办所方针本来就是主张开放,但基于政治原因,他仅能对国内开放。自从邓小平主张对外也开放,华罗庚当然大力支持贯彻。
华罗庚在国际数学界有很高的声誉,1981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这是国内第一个获美国院士称号的。我作为他的学生与助手,每次邀请国外专家访问,必先征求他的意见,得到批准后,才以他的名义发出邀请,否则以我的无名之辈的名义恐怕就难邀请到了。国外邀请我去访问,恐怕也多是冲着我是华罗庚的学生的原因。
曾经访问数学所的著名国外数学家有很多,开始时数学所有一本贵宾留言簿,每个来访贵宾都要在此签名留言。厚厚的一本都写满了,后来又换了一本新的。
国际上很多数学家先后来访问过数学所。如伍鸿熙、丘成桐、肖荫堂、郑绍远、A.Borel、Granert、法国高等研究所所长Kuiper、普林斯顿研究所所长Wolf及后任Griffiths、马普数学所所长Hirzebruch、比萨高师校长及意大利科学院院长Vesentini、苏联科学院数学所所长Vladimirov等。
1985年我在德国正期待着华罗庚在访问日本之后到德国接受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时,他在讲坛上倒下了。国外的报纸是这样评论的:“正如一个将军在战场上倒下一样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