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茂儿女的回忆

    天山网讯  2006年7月,我们敬爱的妈妈骆岚生命垂危。得此不幸的消息,我们这些分散在各地的儿孙们急匆匆地赶赴乌鲁木齐。被病魔折磨得形销骨立的妈妈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一见到我们,眼中便闪动着泪花,已失却记忆多日的她竟然叫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就这样,我们在妈妈的病榻前度过了十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看着妈妈瘦弱的身躯,稀疏花白的头发,苍老、憔悴却依然慈祥的面容,我们回想起了许许多多……

    在延安的艰苦岁月

    1920年,妈妈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她高师(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国民党政府办的“青训班”。当时,很关心国事的妈妈,在好友及同学张明(原港澳办副主任柯华夫人)、于今(胡克实夫人)的影响下,经常参加进步青年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在风起云涌的全国抗日浪潮中,她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从而做出了跟着共产党走的这一对她人生至关重要的选择。

    1938年,妈妈几经周折,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终于来到了她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在此,她先后上了“抗大”、“女大”等革命大学,从那时起,她就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的毕生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1942年春节,妈妈与爸爸王恩茂结为终生的革命伴侣。

从此,无论多么艰难困苦,爸爸战斗在哪里,妈妈就总是跟随到哪里。北来(王恩茂的大儿子)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妈妈骑在老战士们牵的小毛驴上,两边各有一个箩筐,左右两边放着我们这些出生于战火中的孩子。在行军途中,有时会突然响起空袭警报,在敌机一顿狂轰滥炸中,妈妈急忙抱着我们隐蔽起来。尽管子弹和弹片不断地在妈妈身边横飞,但她却始终紧紧扑在我们身上,护卫着我们。

    为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359旅全体将士在延安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部队官兵每天披星戴月开荒种地,家属们纺线织布。妈妈她们为了完成一天纺3两线的任务,每天都要熬到深夜,嗷嗷待哺的北来只能与其他孩子一道,整日整夜地坐在纺车旁边,吱吱的纺车声伴着孩子们饥饿的哭声——孩子们就是这样伴着长长的纺线和宽宽的粗布一天天长大。

    “第二次长征”

    1944年夏,党中央决定以359旅为骨干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执行由延安南下挺进到湖北、湖南、广东等地,打通中国南方的各抗日根据地,以使之连成一片,形成拳头,防备当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反动派乘机窃取胜利果实和进一步发动内战的战略任务。爸爸作为王震伯伯的亲密助手,也被派参加了这次南下行动。

    当八路军南下支队出征的那一天,延安军民都赶到延安机场为他们壮行,毛主席还亲自检阅了这支部队。

在即将与爸爸生离死别的那一刻,妈妈眼含着热泪,飞快地在爸爸的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恩茂,你去前方,留下我和北来,还有肚子里的孩子,但是我不难过,因为我知道你是在执行党的决定,为了党的事业。

我更了解你会永远爱我,不会让我失望。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重见的。在这里,我一定会负责带好两个孩子,努力学习,照着你指引的方向生活。我愿你顺利到达目的地,身体永远健康。

    再见!

永远爱你的岚1944年11月9日于延安

    看到妈妈如此坚强而又深情的留言,爸爸更加坚定了南下战斗的勇气和信心。爸爸叮嘱妈妈:你一定要照顾好两个孩子,他们是革命的后代。如果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你也要把他们培养成新一代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爸爸还说:在你腹中的孩子无论是男是女,都起名叫“北离”,以此来纪念我们这次终生难忘的离别之情。

    南下支队一路冲破重围,浴血奋战,胜利抵达广东北部。

此时日本投降了,党中央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动全面内战的危险,又命令南下支队北返延安。南下支队在中原与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会合组成中原军区,于6月下旬冲破敌人的包围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我中原部队的企图。经过无数艰难险阻,南下支队终于在1946年9月胜利返抵延安。这次深入敌后的战略行动,其艰险不亚于万里长征,故而被毛主席誉为“第二次长征”。在与敌人的60多次激战中,牺牲了以陈宗尧团长为代表的指战员数千人之多,总行程达2.7万里。南下支队回到延安那天,延安军民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欢迎仪式,毛主席还亲自设宴款待了359旅团以上领导干部。

    三个孩子出生在新疆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王震伯伯请缨党中央、毛主席,由他率第一野战军一兵团进军西北,解放新疆。爸爸当时任二军政治委员,在二军挺进新疆的路途中,妈妈照料着刚刚出生的老四——北新,跟随着大部队穿过河西走廊,翻过祁连山、天山,穿过渺无人烟的戈壁沙漠,终于到达解放了南疆重镇——喀什。

    当时的喀什,没有电灯,仅有的几条街道,晴天是“扬灰路”,雨天就变成了“水泥路”。部队进驻后,一边要做民族团结工作,一边还要对付那些破坏新疆和平解放事业的叛乱分子和土匪。爸爸作为南疆地区的党政一把手,面临着建立民主政权、促进民族团结、打击叛乱分子、恢复工农业生产等一系列繁重的任务,工作十分忙碌。当时部队实行供给制,生活十分艰苦。妈妈不仅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照顾好爸爸的日常生活和我们幼小的五个兄弟姐妹。按规定我们和爸爸是分灶吃饭,因为物资供应奇缺,有限的细粮蛋奶除了保证爸爸的定量外,也只有几个最小的弟妹才有机会享用。记得那时候,妈妈有个小柜子,里面放着的一点点糖果食品,被她看管得很严,平时锁得紧紧的,每隔几天才打开一次,给我们发一点。在我们的童年时期,印象最深的是:每当妈妈下班回家时,我们一双双明亮的小眼晴就总是盯着妈妈那只上锁的小柜子,希望今天能够打开柜门给我们发点儿零食。

    当时,爸爸妈妈的工资收入很低,几乎没有什么零花钱。妈妈总是精打细算安排着我们的日常开销。作为老大的北来长大后,他的衣服就给妹妹、弟弟穿,妹妹、弟弟把衣服穿破了,妈妈还要用旧衣烂衫做成鞋底、鞋帮子再用。在冬季里,我们的棉衣外面都有一件罩衣,罩衣脏了可洗可换,但棉衣却要按大小个逐年传递下去。时间一长,棉衣的外表虽然是新的,但里子和袖口早已破旧不堪。我们从小就没有穿过合脚的鞋子,不是大就是小。开始一定是大,并不是为了多穿几年,就是为了能让老大、老二、老三这样一个个挨着穿下去。妈妈的勤俭持家,既保证了爸爸能将全部精力投身于工作,又使我们自小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

    妈妈非常热爱新疆,热爱新疆各族人民。她曾多次与爸爸商量着,要永远扎根边疆,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终生,这从他们给孩子的起名上即可见一斑。当年老四降生时,爸妈给他起名叫“北新”,1951年老五出生时,起名叫“北长”,1952年年底老六出生时,起名叫“北建”,其寓意为“长期建设新疆”。

    1952年7月,爸爸担任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代政委等要职。爸爸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权力更大了,而妈妈却依然和过去一样。1962年5月,当新疆发生“伊塔事件”时,我们家几乎就成了处理这一事件的指挥部,党委、政府、军区和兵团的主要领导同志没日没夜地在我家办公,妈妈便夜以继日地操持着,为他们沏茶倒水……妈妈常常这样对爸爸说:“你的工作比我的工作重要得多,你的时间比我的时间宝贵得多,我为料理家务和照看孩子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是完全应该的。你对我和孩子关照的少一点,我完全理解。”妈妈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为爸爸和他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长期以来,妈妈从未利用过爸爸的权力和影响来要求为自己谋取任何一点利益。妈妈几十年来总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工作上高标准,待遇上低要求。1983年,年届六旬的她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主动地从副厅级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一些人为妈妈抱不平,但她却说:“我不后悔,我不内疚,和那些在战争年代光荣牺牲的同志相比,我的贡献太小了,我的待遇太高了。”

    喜忧参半回新疆

    妈妈一生共养育了八个子女,其中老四王北新出生于进军新疆途中。他身高1.84米,身材挺拔,眉清目秀,学习成绩优秀,曾是新疆“八一”中学篮球队最优秀的中锋,他还能熟练演奏各种西洋乐器,是个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中学生,也是爸妈心中期许最深、疼爱有加的儿子,但却在“文革”时期的1967年9月不幸被炸死。这成为我们家历史上最让人痛心的事,也是爸爸妈妈这一生中最难忘的惨痛记忆。北新去世后,我们第一次从爸爸的眼中看到痛苦的泪水,也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能让他们两位老人一直痛苦到离开人世。作为母亲,失去爱子的痛苦就更深重了。她曾多次对我们说:“一提起新疆就会想起这件事,就会痛不欲生。”为此,在1969年最黑暗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家被迫离开新疆后,妈妈曾下决心再也不来新疆这块伤心之地了。

    20世纪80年代初,爸爸重返新疆主持工作。妈妈知道后,又喜又忧。喜的是,又可以见到共同奋斗了20多年的新疆各族干部和群众了,爸爸为新疆各族人民献身的夙愿将得以实现;忧的是,重返旧地,又会常想起、勾起许多痛苦的回忆,特别是儿子北新在“文革”中被炸死的情景,身心难以承受。但犹豫再三,妈妈最终还是于1984年再返新疆,与爸爸相伴。

    当时,新疆的局势还不太安定。一批“文革”前成长起来的汉族干部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知识青年都想方设法调往内地。面对这“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局面,从来不向群众公开自己家事的爸爸向干部群众讲述了自己家中的这样一件往事:“1966年,我83岁的父亲得了胃癌,到新疆军区总院来治疗。他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担心会死在新疆,就坚决要求回老家江西省永新县。我反复对他老人家讲,新疆也是我们的家乡,死后埋在新疆和江西是一样的。他老人家还是不同意,执意要回去,一直说到我要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到底,新疆就是我的家乡,我将来死后也要埋在新疆,就埋在你身旁。这样他才被感动了,就同意不回老家去了。”此事使当时许多想离开新疆的人深受感动,从而改变了初衷,继续安心留在新疆工作。

    爸爸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双目失明,身体虚弱,需要在内地治疗,但他坚持每年都回新疆住上几个月,一定要和新疆的各族干部、群众生活在一起。妈妈曾赋诗一首,充分表达了她对爸爸的事业和新疆这片热土的深情眷恋:

    天涯无处不芳草,

    我愿垂老天山旁。

    而今壮志尚犹在,

    愿将余生献新疆。

    在爸爸去世后的几年中,妈妈决心仿效爸爸定居新疆。她虽然年迈体弱,生活上还需要别人照顾,但仍时时刻刻关心着新疆的四化建设和各民族的团结事业,尽心尽力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她经常将自己和丈夫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工资收入及稿费等,捐助到南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和家乡农村的希望工程,先后捐款近20万元。

    妈妈于2006年7月26日走完了她87岁伟大而又平凡的一生。在妈妈走后的日子里,她的形象时常浮现于我们的脑海。妈妈,按照您生前的愿望,我们已把您的骨灰安放在爸爸的墓旁,愿您与爸爸地老天荒、永远相伴,也愿您与新疆各族人民永远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