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的后代 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一代报人张季鸾
“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文人论政”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百年中国报业的特点。张季鸾一贯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
他主持《大公报》笔政,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的报业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迄今为止,后世的人们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境界。
“文人论政”包含了他言论报国的全部梦想。从他年轻时担任《夏声》编辑,踏上这条不归路,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政治党派,走的纯粹是一条“文人论政”的路。毛泽东说:“张(季鸾)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
从1911年参加《民立报》,到1941年去世,他30年的报业生涯,可以一分为二,前15年备历坎坷,1926年主持《大公报》笔政后,纵横报坛15年,声名远播海内外,影响之大,在世界各国报人中也不多见。1944年,他的老搭档胡政之在亲手编的《季鸾文存》序言中说:
“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时代的历史。”
他为推动中国报纸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社评包含着民族的呼声和人民的愿望,谱写了中国新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