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国家 西方文化霸权威胁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选择
冷战结束之后,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福轲的“话语霸权”等以研究文化为代表的学说,都令原本隐藏在政治、经济背后的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中得到更多的重视。
在这些学派的理论中,不难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点,这就是,要承认文化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乃至于全人类的发展中,都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灵魂所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并操纵国际体系的动作。 “文化霸权论”奠基人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指的便是国家借助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力量,加强并运用文化力量来制约和影响世界事务和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发展过程。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推行文化霸权,应该是指一个国家在其自身经济发展到相对其他国家而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条件下,由于政治霸权意志的驱动,并运用自身的文化资源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加以影响、渗透和侵略,从而形成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说,文化霸权所体现的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文化霸权的推行必须以强势文化为基本条件,而其根本基础则是强大的经济实力,其核心动力则是强烈的政治霸权欲望。
传统的“国家安全”是指对国家疆域的保卫和防范侵略等,它“关注国家如何应对外来的军事侵略和领土侵占,以及防止外部的政治干预和经济封锁、制裁和掠夺”。将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扩展到文化领域,若与上文相对应,那么“文化安全”的含义应该是:一个主权国家保证自身文化领域不存在威胁或者危险的状态。
文化安全,侧重强调国家对自身文化根本性质的保护以及文化利益的不受威胁或侵犯。相对于传统的安全观,文化安全还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安全之中的“软安全”。从国家力量的构成来划分,经济。军事等都属于硬力量(硬实力),而文化、政治等则属于软力量(软实力)。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文化安全是相对于经济、军事等硬安全来讲的国家软安全。
(二)文化安全的性质是非物理性的,是一种无形的防御体系。传统的国家安全是指国家领土的保卫和防御侵犯,它守护的是物理的空间,是有形的国土,有着明确的疆域界限。而文化安全守护的却是文化的空间,是无形的思想领域,即一个无形、无法划界和不易感知的精神空间。
(三)文化安全所面临的对象是隐蔽的,防御难度比军事防御更大。传统的国家安全面对的威胁源是清晰的,侵略者一目了然,安全防范易于锁定目标,也有利于迅速采取反击手段。而文化安全所面对的是文化侵略,侵略者常常具有不明确性与隐蔽性,通过文化产品的大量输入传播其文化意识形态。
隐蔽性导致防范不易锁定目标,并影响有效打击。文化安全是隐藏于国家安全中最深层的一种安全。因为文化安全的隐蔽性是其他安全所难以比拟的,所以,守护文化空间和防御文化侵略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也是难以掌控的。
(四)文化安全体系是一个长期的,时刻需要进行维护的体系。传统的军事侵略一般在时间上是有限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决定军事行动难以无限期地进行下去。相反,文化却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人类就生活在文化的潜移默化之中,因而文化渗透和侵略具有长期性。同时,因为文化安全防御目标及其手段的隐蔽性,因此文化安全体系必须建立一种能够随时做好防御准备,以应付危机出现的应急机制。
一、当代西方文化霸权威胁中国文化安全的表现与特点
学术界目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有不同的解构,但其内涵界定基本为三个方面:第一,向世界推广传播自认为优秀的西方文化价值观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主要表现和重要内容;第二,一般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为手段和工具的;第三、强调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全面胜利是西方霸权主义的目标之一。
总之,文化霸权主义既是西方霸权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内容,又是其重要工具,同时更是其重要目标之一。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除此之外,当代西方文化霸权在中国渗透扩张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行思维的“冷战”性。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冲突的焦点“将会集中在西方与一些伊斯兰—儒家国家关系中”,因此正在崛起的、代表儒家核心文化价值观的中国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的潜在威胁。这种明显带有“冷战”思维的理论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提供了不正确的理论支持。
对华推行文化霸权,是西方某些强权国家意在阻止中国崛起,巩固其在亚太地区全方位。多领域长期霸权地位的战略组成部分。冷战后,西方某些强权国家决策者,认识到强权政治和军事冒险失去了往日的灵光,再也不能凭借军事与政治手段为所欲为了,而利用文化作为新的侵略扩张工具,既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和隐蔽性,且渗透力强,因此文化因素得到他们的青睐。
为此,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确立的基本战略目标是,确保美在对世纪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对世界的独家领导,防止在任何地区出现能够对其领导地位发起挑战的国家或集团;在文化领域,则将反对“极权主义”、维护西方价值观念、维护天赋人权和个人自由、在全世界推进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用西方的价值标准统一世界等作为其基本使命。
布热津斯基在其《失去控制》一书中就赤裸裸地说:“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增强美国的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然实施的战略。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综合国力有所下降,因此“文化实力”已成为“美国未来主宰世界的希望所在。”1993年,成立不久的克林顿政府便确立了冷战后美国外交的“三大支柱”,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民主思想,把美国“民主的资本主义及其政治制度”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追求文化的霸权,是美国梦想建立的世界霸权的内容之一。美国希望全世界都信奉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遵守其制定的“游戏规则”。而中国就是其推行文化霸权的主要地区。
(二)推行范围的广泛性。西方对华文化霸权的战略构想,是以经济全球化框架中的经济上的优势为主要依托,附加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促销”,从经济领域人手再向教育、文体等领域辐射。西方外交的决策者们相信,只有让西方文化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并内化为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念,从而成为西方国家的一种重要的国际政治资源,才可能用来维护和巩固西方集团的霸权地位。
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化领域。西方文化霸权往往是隐藏在商品的背后,以经济全球化为支点,借助于其在经济上的强大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有目的地推行隐含其中的西方意识形态。仅拥有“全球第一品牌”的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根据著名调查机构AC尼尔森公司在2002年的市场监测结果,可口可乐系列产品在中国饮料市场的占有率目前已超过 50%。
在中国各大中城市,随处都可以看到可口可乐的广告。喝可口可乐成为了人们向美国高度物质文化生活看齐的行动,大批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对外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盲目崇拜和向往,导致可口可乐在中国的迅速崛起。
从某种程度上讲,可口可乐击败中国民族饮料而大量占据中国市场,不应该被看成为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而应该被看成为是一种中国在国门打开之后,西方文化加速“西化”中华文化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现象。
同时,西方对华文化霸权的范围还扩展到教育等基础领域。以时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人的“考托”热潮为例。
赴西方国家留学或移民的一个必备前提就是要通过 TOEFL、IMTS等语言考试。熟悉TOEFL考试的人都应该知道,整个TOEFL的培训教材就是一部关于美国文化、历史的教科书。听力与阅读部分的文章,几乎无一例外是介绍美国历史或宣传美国所取得各种成就。
每个学生必须按照美国式的思维方式作文,不然就很难得到较高的分数。从某种角度看,整个语言考试的准备过程就是一个强化西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过程。通过这种考试,西方国家在掠走了我国用大量资金培养的各领域的优秀人才的同时,还轻而易举地达到了输出其价值观的目的。
(三)推行手段的高科技性。冷战后,西方国家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放松其对外的文化宣传,相反是加大资金投人更进一步地提升了对外宣传的地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积极利用其大众传媒,向全世界宣传其文化价值观,试图使全球“美国化”。
在目前网络传播受到行政限制以及卫星数字传播系统仍未全面普及的中国,对华广播成为了西方强权国家对华推行文化霸权的重要工具。以作为美国政府资助的海外电台的美国之音(VOA)为例,目前,它每周对华的普通话广播为84小时,藏语广播为28小时,粤语广播为14小时,同时每周还保持固定的时段对中国播放电视节目。
另外由美国国会拨款成立并从1996年开始针对亚洲地区广播的“自由亚洲电视台”,目前该电台每天对华滚动广播24小时,其中普通话广播为12小时,藏语广播为8小时,粤语广播为3小时,另外还有1小时用维吾尔语广播。
在这个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资讯全球化时代中,西方的物质生活方式,尤其是美国式的大众消费文化正在通过先进的传播工具向全球传播,并演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与时尚。
西方强权国家正利用自己对信息的采集、生产、传播和管理上的优势,大量通过电台、电视节目、好莱坞电影、信息网络等“培养”中国人的“西化”观念,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
通过对华广播和文化渗透,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西方物质生活方式所携带的文化信息逐渐深人人心,潜移默化地影响不同社会阶层和年龄层次的人们,尤其是中国的青少年,使人们在价值观念方面产生异化,导致人们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合法性”的认同。为此推行文化霸权的结果,将更加有效地巩固西方全球霸权的地位。
(四)“人权外交”是西方对华文化霸权最突出的表现。近年来西方对中国人权多番指责,从 1990开始,美国已11次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反华提案以及炮制一年一度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极尽歪曲和责难中国人权状况之能事。
西方国家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过程中还宣称这是为“文明对野蛮的教化”,他们一点也不尊重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在国际活动中把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中国。其真正意图是强制推行文化霸权,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总想单方面将自己的好恶强加于人,而且不考虑别人的反应或长远代价。”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由于国情的需要和各种发展条件的限制,为了维护集体的、国家的、社会的利益以及保障大多数人的人权,中国对个人进行必要的限制是必要的。
中西方文化的“人权”观念不同,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位,崇尚个人主义;中国社会以集体为本位,崇尚集体主义;西方鼓吹个人奋斗,个人自由;中国则强调集体人权是实现个人人权的前提和基础。
中美两国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是不足为怪的。但文化的差异并不妨碍中美两国在人权领域进行对话和交流,只要双方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不但可以相得益彰,而且也将为世界人权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相反,如果将人权问题政治化、人权标准双重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利用人权攻击、诬蔑、丑化中国,企图达到以推行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中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二、西方文化霸权威胁下的中国文化安全选择
从19世纪末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全方位的“结构重组”。在一个多世纪对西方文化的几近“全盘”引进之后,站在战略的高度,今天面临来势汹汹的西方文化霸权威胁,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国,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安全问题重新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思考,并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一)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上提高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我国在过去20多年间,通过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国力不断上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拜经济全球化之赐,或者说,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然而,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获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而使我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的事实。
首先,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安全受到挑战。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文化可以实现意识形态从总体上持续控制社会秩序和既定利益关系的要求,能够以强大的精神动力持久地实现意识形态的支配功能。经济全球化带动了文化全球化,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撞击,尤其是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的广泛传播,这就必然引起人们对原有世界观、人生观和传统观重新进行认识、判断和评估,甚至导致一些人对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认同感的淡化与削弱。
我国也不能例外。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我国文化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冲击和压力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是无法加以否认的。这种冲击和压力,甚至会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应保持高度警惕。
其次,经济全球化以及以强大经济实力为后盾的西方文化产业,给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文化产业带来很大的压力。加入WTO之后,我国传统文化产业包括新闻、出版等都将逐步开放市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进人中国文化市场,一方面这将是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好机会,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高新科技在全球处于主导地位,我国文化产品目前仍是处于劣势状态,因而,外来文化产品,尤其是西方文化产品对我国文化产业产生巨大冲击必将是很难避免的。
这也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再次,经济全球化以及西方传播工具对舆论的高度垄断,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手段面临巨大的挑战。如前文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特点分析所指出的,当代文化霸权的手段已经逐渐隐蔽在商业背后。文化价值观蕴藏在商品背后,往往很难单纯地判断某国的某种文化产品对别国的文化是否具有威胁作用,再加上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科技全球化时代使文化全球化成为现实,并深刻地影响世界文化的走向。
生活在虚拟的网络空间,而人们由于无法受到现实生活中道德、法律等的规范约束,思想很容易走进误区,这便为西方文化霸权的推行者提供可乘之机。在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当今,如何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确实值得我们的高度关注。
总之,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西方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导力量,同时也致力于通过全球化而进行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全球推广和渗透,文化霸权和文化扩张已成为西方国家追求自身全面安全的途径和手段之一,也是其在全世界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统治的重要工具和武器。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通过信息交流和文化产品的全球销售,西方文化正在突破过去传统的壁垒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全球化浪潮,对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冲击将是巨大的,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性。
(二)继承和发扬传统民族文化与吸纳人类社会其他优秀文化相结合,把中西文化融为一炉,用以抵御西方文化霸权。
其一,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要有一个全面的梳理和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更多地是从横向大量“移植”西方文化(包括“五?四”运动到二战结束前的“欧美化”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全盘苏化”),而忽视了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批判,继承和发扬。
致使我们传统的文化思维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甚至于曾一度受到全面的丢弃,从而使原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让外来的西方文化重新解构,这将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出现断裂的局面,并有可能威胁到我国未来的和平发展。
应当承认五四运动给予中国开启了通向现代化的大门。但从历史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全盘推翻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以达到快速进人现代化的做法是片面的,也是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没有传统根基的现代化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全面的认识与解构,导致“传统的精华不能继承,传统的糟粕无法彻底扬弃”尴尬局面的出现。
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精华与糟粕并存。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对待人类本身修养的“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待外部环境的“天人合一”等等哲学和伦理学上的思想文化精华,是理应得到继承和发扬的。
而它的劣根性如专制集权、愚昧、迷信等则应该彻底批判和摒弃,这也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界一直在做的一项艰巨的工作,并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从总体来看,由于我们对中华文化自身的精华与糟粕缺乏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不能正确区别什么是“封建毒瘤”与什么是“传统精神”,而且对传统的“阴暗面”只停留在简单粗暴和表层上的揭露和批判,因而,既不能使真正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也未能把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彻底摒弃,从而也就不能真正科学地吸收融化西方文化。
因为“如果你对传统是粗暴的,你对西方所引进的价值也只会是肤浅的。假如你对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对它的阴暗面进行了长期的批判,同时对它的智慧进行一种开发、一种沉积,那么你对西方价值就有更深刻的比较,对西方价值所带来的阴暗面也可以有更彻底的了解。
”目前,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时期,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要有自觉的认识,必须给予老祖宗为我们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在认真发掘古老文化精华的同时,深刻反省我们存在的缺陷,以便更好地吸取其他文化的精华,并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下为中国文化进行现代诠释。
其二,我们要深入地研究西方文化霸权理论与实践既要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又要正确对待西方文化。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本质已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在西方强权国家看来,对文化空间的占领是西方国家统治世界的最有效途径,文化是实现其政治霸权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我们要通过更深人地研究西方文化霸权的理论与实践,充分揭露西方强权国家采用其文化扩张和渗透达到其称霸世界的种种伎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方法,正确评价和对待西方文化。事实上,西方文
化也有其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今天,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已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已经并正在继续作出其巨大的贡献。当然,西方文化也同样存在精华与糟粕,正确对待西方文化,同样要吸收其精华,摒弃其糟粕,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而全盘否定西方文化。
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西优势之辩”至今还是辩而未明论而不决,究其原因,除价值观的差异之外,就是论者过多地拘泥于“中”和“西”的地域性概念的争论,而且附上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因而使两种文化经常处于“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之中。
应该承认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化,其文化本身都必然含有人类智慧的结晶。虽然“由于不同的文化底蕴、不同的文化环境以及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文化选择”。在当代,“全球化并没有使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成为单一的文化。
”如果我们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无视“他文化”的存在及其可取之处,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与“他文化”进行交流和学习,就会发展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拒斥其他文化的“文化孤立主义”。
我们只有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才不会导致我们用一种并不明智的文化发展观和传播策略来对待外来文化,使自己陷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之中。甚至有可能在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同时却萌生出自己的“文化霸权”,或者以一种暗含的“中国文化优越论”去抗拒以至反击“西方文化中心论”。
其三,我们要加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化安全战略和思维模式。相对于已经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西方文化霸权理论体系,我国学术界当前仍缺乏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完整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体系。这固然与我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有关,也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有关。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我们应该以一种综合安全观去重新审视我们的国家利益。文化安全战略,作为一种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国家战略,将得到更多的重视。我们要在深化对西方文化霸权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站在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上,切实地快速地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战略和思维模式。
(三)中国文化要走向国际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合作,承担更加重要的世界责任。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全球化,正以澎湃之势席卷全世界。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不能袖手旁观,而是要顺流而进,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融入国际社会。加强中外文化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振兴民族文化,让中国文化不仅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服务,也要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繁荣与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首先,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促使中国文化国际化。当前的中国文化,与不断涌入的外国文化相比,仍处于一个“逆差”位置。从“软实力”的角度来看,文化、意识形态和知识等都是不能垄断的。因此,文化、意识形态和知识等越是对外传播,其“软实力”的作用就会越大。
这也是文化力量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因此,中国在提升自身综合国力的同时,应该注意对外关系的文化交流和合作,特别是要在长期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或者“汉文化圈”内广泛传播和推广,欢迎更多的、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朋友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要让中国文化理直气壮地登上国际舞台,以取得国际社会的认知和首肯。
其次,要充分发挥中国文化的优势,为构建人类精神文明作出重要努力。中国文化对于解决当前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有着独到之处。当前人类面临着众多的全球性问题,而最大的问题就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兴起,全人类道德规范、人文价值的普遍失落,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本质异化和信仰危机。
这一切都与西方文化中过份强调工具理性而轻视价值理性的精神密切相关。而在这一点上,对人充满关怀的中国文化正好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缺乏“人性”之不足,对于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将会作出独特的贡献。
最后,要利用中国文化注重“和平”的特点,推动建立和平、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全球化的浪潮加深了人类的同一性,然而在这个进程中相悖而行的是人类民族性的不断巩固和增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之间。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种种文化搏弈,已预示着21世纪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汇和冲击将会更加激烈。因此,探讨ZI世纪全球各民族文化、宗教间的和平共处、共存共荣之道,对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中国历史文化上将“儒释道”三种不同根源,不同教义的文化思想融合为一的经验,正可为全球文化间的和合、融汇提供绝无仅有的借鉴。
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经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是今天世界的碗要求。
总之,我们强调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但它并不仅仅是文化领域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最终实现,中华民族能否重新振兴的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在当前西方文化霸权日益向全球扩张,特别是已经开始威胁到中国的文化安全以至政治、经济安全的今天,我们更加不能掉以轻心,而是必须及早地作出战略抉择和安排,以立于不败之地。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1期《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