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职业教育 【创业教育】熊丙奇:职业教育最大问题是观念然后才是制度和管理

全国高考于6月7日打响,在这场略显残酷的分流考试后,高三毕业生或有过半人数进入高等职业学校。相比关注度更高的本科生,这部分考生的体量之大及去向同样不容忽视。作为高考大省的广东,本科录取率不足五成,职业学校仍是不少学生的出路。

但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的缺位明显,学历导向压制就业导向,职校学生合理就业并不容易。最近两年,国家曾出台多个有利于职业教育改革的相关意见,但具体的落地效果仍有待时间检验。教育专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职校办学定位偏差,人才培养质量堪忧,最终导致这部分学校的毕业生成为最难就业的群体。

最大问题是观念,然后才是制度和管理。

长期以来,作为本科录取的“后备”“剩余”产物,职业教育学校录取向来被认为是非高分考生的收容站。与本科相比,职业教育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更低的教育层次,而非另一种彻底不同的教育类型。

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职业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首先是观念问题,后面才是制度和管理问题。“国家现在很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包括是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也出台了相关战略,但社会上还存在对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态度。

”他指出,一般来说,在中学阶段,成绩不太好的学生,万不得已才报考职业学校,高考招生中也是存在类似情况,“一直以来,我们把职业教育当作一种教育层次,觉得它低于本科教育,而不是把职业教育当成一种重要的教育类型,无论在教育管理还是在教育评价中,很多人自然而然地不把职业教育学生当成高级人才来对待,结果导致了职业教育陷入很大的困境。”

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投入高于普通教育

“国内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招了旅游专业的学生过来实习,发现用不上,态度、理念、技能都跟不上,怎么招待外国人都不懂,企业还要再花时间去培训”。日前,澳门公立高校澳门旅游学院来到广州举办招生活动,澳门旅游学院院长黄竹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黄竹君认为,出现这一情况并不少见,最重要的原因是职业教育的缺位。而导致这一缺位现象的,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应相应专业的硬件设施投入不足。以澳门旅游学院的厨艺管理专业为例,对于一年级学生至少每人会配备一套锅炉餐具等,让学生在结束理论课程之后可以动手实践,而类似的硬件投入花费并不少,并非每所学校都能够达到类似的水平。

二是人才的缺乏。“我们有很多老师是公司的中高层,或者有很丰富的从业经验,转聘为学校老师”,黄竹君向南都记者表示,这些具备职场实战经验的老师,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补充了学校职业教育的缺失,而目前国内高校此块人才资源仍是相对匮乏。

再者,课程设置同样非常重要,黄竹君认为有目的性的、不同形式的实习,再加上理论课程,两者的结合是最理想的。而国内高校容易出现的情况是,一边倒设置很多理论课程,用学分绑架学生。另一种情况是漫无目的设计多个实习课程,但对学生的职业培养并没有起到相应作用。以澳门旅游学院自身为例,和全球85所院校及旅游机构合作,并和500家旅游及服务业的领先企业保持紧密关系,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记者翻阅近年的《广东教育改革发展研究报告》发现,广东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与黄竹君所说大概相似,主要包括了基础能力薄弱、缺乏深度校企合作和师资队伍建设滞后等。

在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往往远高于普通教育,但广东则相对倒挂,校企合作方面,则仍比较单一、层次较低,主要停留在学校依托企业解决学生实习的层面,而非全方位的人才培养。此外,中高职之间本身的衔接也不顺畅,比如一家银行要求员工至少有大专学历,那么中职期间学习金融的同学若无法升上高职,就早早被断了面试路。

突破口或在企业与职校更有效对接上

此前有研报称,和发达国家相比,国内职业教育目前仍是以政府办学为主体。但作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技工荒”的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手段,职业教育改革仍处在投入效率相对较低、尚有较大提升空间的状态。

熊丙奇告诉记者,职业教育要改变现状,就是要改变一系列的制度,是一个深远的问题,背后又涉及到政府部门放权改革的问题,“例如学校过去简单地被分成一本、二本、三本,但现在这种趋势有所淡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例如985、211之类的大量工程性计划对学校的划分,仍然把学校进行了分等级归类,行政部门管理的模式要从中放权,政府的职责是要往给所有方面的教育制造平等机会的方向走。

”熊丙奇认为,职业教育具有很强的企业性和市场性特质,但政府某些程度上管理过多,而且职业教育改革过程中,很多时候也还是政府部门给出的行政改革,所以改革的目的不够明确,“职业学校怎么发展,应该适应市场需要,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课程的设置,落实职业学校自主设置课程的权利,由此一来,学校自然而然就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活力也就体现了,否则国家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但职业教育却还是老样子。

”

熊丙奇指出,国家近年来提出了很多促进职业教育改革的指导意见,包括简化行政评审、制造现代职业教育平等环境等,还要求企业在职业学院建立学徒制度,“但说到底还是在执行过程难以落实”。

具体到高等教育方面,熊丙奇则认为,近年来高等教育体量增大,高校在校生已达到3700万规模,但很多人仍只是盯着少数极为优质的高等教育学位,认为除了这部分学位以外的学位价值不大,这也导致了学生本身觉得进了高等职校“前途不大”,进而更导致了高素质制造业人才的缺失,这就是长期观念和制度转变不过来的后果。

“办好教育并不是办好小部分高等教育,而是全体的教育,职业教育办不好的后果是导致学生的素质不够优秀,这就满足不了制造业的需求,制造业得不到优秀人才,企业架构也会比较低端,导致员工工资低,那么报考职业学校的人就越来越少,又导致了职业学校办学质量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熊丙奇还认为,现在国家倡导工匠精神,力推高素质的技术型人才,但职业技术学院不容易培养出这样的人才,也是个大问题,“一个比较便捷的方法是寻找突破口,突破口就是在企业与职校更有效的对接上,政府部门应该让对接的前端更顺畅,打破原有制度。”熊丙奇指出,一些工作岗位招收应届生时脱离实际、过分强调学历,直接把职校生“堵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