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潘素 潘赞化和张玉良的照片 潘赞化与潘玉良的情缘

说起潘玉良,一部《潘玉良传》和影视剧《画魂》,让这位在民国时就已出大名,后来在国内又被冷寂了很长时间的大画家变得家喻户晓了。但或许很多人不知道,潘玉良原本并不姓潘,而是姓张。她是因为感恩现代知名人士、诗人、桐城人潘赞化才改姓潘的。

潘家楼位于桐城西乡,是现代知名人士、诗人潘赞化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出生地。潘赞化的祖父潘黎阁曾任清廷京津道台。在任上时,全家在天津居住。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举家迁回桐城。其时,潘赞化已父母双亡,由伯母(潘晋化之母)抚养。潘赞化虽在大城市干着事业,与老家人还是交往不断的,老辈人对他家的事情也知之颇多。

到我们记事时,潘赞化家的故居还在,现在可能已是片瓦无存了。以前,那些熟悉潘赞化的老年人,凑在一起闲聊时,“小老爷”潘赞化和潘玉良的陈年往事,经常是他们聊天的资料。我们那时虽小,对于大人嘴里常提起的名人,也懂得了敬佩。

记得那年,石楠老师的《潘玉良传》在大家的手中传阅开后,整个潘家楼都沸腾了起来。尤其是像笔者父亲那样的老知识分子,他跟潘赞化的儿子潘牟是同学,是与潘赞化有过交往的人。那时候,这些老辈都健在。他们之间奔走相告,兴奋不已,就像是家人中了状元一样。

笔者有位族叔潘步云,小时候在南京时,曾经在潘玉良的家中待过很长时间,与潘赞化夫妇有过感情上的交流。当他知道了《潘玉良传》的传世,更是激动得不同别人。因为在农村,也因为当时的传媒没有现在这样的发达,想弄到一本载有《潘玉良传》的杂志很不容易,潘步云竟用笔将整篇《潘玉良传》抄了下来。

听见过潘玉良的老辈人说,潘玉良长得并不美。肤色较黑,面长,但身材非常好。冬天喜欢穿绿尼旗袍,外罩米色大衣,气质极佳。当然,这些相貌上的东西对于潘玉良来说并不重要,她是以聪慧才华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立下了丰碑。

在民国时期的知名女子中,潘玉良的身世算是很惨的了。而她也算是有福的人,她有幸遇上了潘赞化这个好男人。一棵大树的成长,是需要土壤和栽培的。可以说,潘赞化正是潘玉良的土壤。就像潘家楼老辈人挂在嘴边的话:“没有潘赞化哪有潘玉良呢?”潘玉良创造了传奇,成了一代画魂,这与潘赞化的栽培是分不开的。就像那句名言“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有个好女人”。潘玉良的成功,也正因为她后面有个好男人。

潘赞化在任芜湖海关监督时,曾为青楼女子张玉良赎身,并结成夫妇,正因为如此张玉良为感其恩遂改姓潘。潘赞化见张玉良聪颖慧质,对绘画有特殊爱好和天赋,遂为其延师授教,悉心培养。1918年,潘玉良考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又在潘赞化的资助下赴法国留学,先后在里昂中法大学、巴黎国立美专习画,与徐悲鸿同窗。

1925年,复游学于意大利国立罗马美术学院油画班、雕塑班。1928年归国,相继任上海美专西画系主任,南京大学油画教授,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名动当时画坛。

作为一个从潘家楼出来的人,笔者自小就听过不少关于潘赞化怎样培养潘玉良的故事。现今这些故事被反复搬上舞台和荧幕。细节的像与不像都不会影响潘玉良的形象。这足以让潘赞化的族人感到骄傲和欣慰。

看过不少描写潘玉良夫妇的文章,但没有人写潘玉良的画作在潘家楼所发生的故事。其实,在抗战时期,潘玉良大批画作的命运,与潘家楼曾是息息相关的。

潘家楼,地处桐城大横山脚下的正中处,是个聚族而居的村子,全村皆为一姓。因为出了潘黎阁这样的官宦人家,因此有了点名气。村子背后的大横山,是横亘在安庆与桐城之间的要塞。抗日时期,国民党的部队在山顶上修了战壕和好几个大碉堡,以抵御日寇的侵犯。大横山顶上成了抗日军队御敌的制高点,指挥部就设在潘家楼。

也许就因为故乡的老屋里驻守了军队,潘家楼因此没有受到鬼子的侵扰。在南京沦陷的前夕,为了潘玉良的画作不被日寇摧毁,几经商榷,潘赞化把潘玉良的油画搬回了潘家楼。这些画作搬回可是费了很大的精力,先是用汽车,到了乡下道路不行,用牛车拖。偌大的一堆油画,请了不少人帮忙,才算弄回了家乡。

那些油画就放在潘赞化故居的阁楼上,当时这些房屋已归潘步云家居住。潘步云的母亲与潘家“世”字辈的人是一个辈分。潘赞化应该喊她为嫂嫂吧!这些油画也就由这位嫂嫂保管了。

到了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抗战胜利了。待时局平稳已到1946年。潘赞化回到故乡,准备将潘玉良的画作搬走。当他踏入老屋门里的那一刻,突然惊呆了。潘玉良的一幅油画,被靠在门角落和扫把放在一起。边框已不见,成了撮垃圾的畚箕。灶门口同样靠着一些油画。看到此景,潘赞化当场就非常生气,“我玉良是把这些画当作自己生命的,你们就这样糟蹋它吗?”然而,责怪已无法挽回被毁了的油画了。

这也不能怪那位裹着小脚连大字不识一个的大奶奶。她怎么会懂得这是艺术品是有价值的呢?在战争年代,生活的艰辛让人们只能为生存着想,尤其是在穷乡僻壤的乡村里。无柴无米难为炊啊!恰好,潘玉良那一堆油画派上了用场,拿一点作为引火柴是再好不过的了。

听说堆在大奶奶家阁楼上的油画很多,潘赞化挑挑拣拣选择一部分带走了,至于带到了哪里,没有听说过。留下来的一大部分,自此竟无人问津。就那样一直堆在大奶奶的阁楼上。到了“文革”期间,家中藏有潘玉良的画肯定不是个好事。何况大奶奶家成分又不好。正好,潘玉良的油画成了名正言顺的烧火柴。

笔者曾亲眼见过大奶奶把油画劈成小条烧缸灶。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见过潘玉良的真画,还是残缺的。这画,就像乡亲们说的那样,近看就像是木板上落了许多麻雀屎,不好看。只能远看,才看得出个名堂,可惜我没有远看的机会。当然,家乡见过潘玉良真迹的老辈人还是很多的,都说那画上尽是些没穿衣服的女子。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没穿衣服女子的油画,应该都是潘玉良早期的习作吧。

1940年,潘赞化从重庆离职回到桐城故里,开始倾心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他在任桐城孟侠中学校长期间,为家乡办了两所小学。“黎阁小学”是用他祖父的名号命名的,就设立在潘家楼的后面,大横山的脚下。另一所“木崖小学”设在离潘家楼八九里路,有一湖(高赛湖)之隔的潘家祠堂,并聘请笔者的父亲任校长。

潘赞化赠了一副油画给木崖小学,就挂在校长办公室的墙上。这幅油画,家乡的老辈人大都看过,可惜我没见着。我曾问过父亲,那幅画上画的是什么。父亲告诉我那是一幅油画,近看很模糊,远看非常美,是一艘航船飘荡在大海上,寓意很深刻。潘赞化大概是为了勉励家乡学子,努力学习,要有扬帆远航那样的远大志向吧!送这样的画,可能是有意而为之。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变化,最终,这幅扬帆远航的画也不知去向了。

“潘玉良留在潘家楼的画,如果不被毁能搁到现在,那将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啰!”经常听到老年人说着这些惋惜的话。然而,这种假设,这种如果,是不可能存在的。就像时光不能倒流一样,潘玉良注定了是那个时代的人,她的油画和她的人生,也就注定了要受那些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