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富国与吕日周 吕日周:我在三十年改革中的三点体会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上,吕日周是地方改革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在出任山西长治市委书记期间掀起的一系列改革风暴,也将这个三晋城市置于全国的关注之下。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最发愁的事情是“落实”二字,每次开会都要说大抓落实,落实、落实、再落实,就是因为落实抓不好。我在下面工作时就发明了一个落实的公式,“抓住不落实的事 追究不落实的人=落实”

“皇甫平”系列评论作者周瑞金先生曾在《“吕日周现象”透视》一文中这样评价吕日周:

平心而论,吕日周是个有个性的平凡人。他出生农村,上世纪60年代末大学毕业,是党和国家培养的带有那个时代鲜明烙印的知识分子。他满怀报效祖国的激情,充满一展抱负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心。一旦遇上改革开放良机,国家大批起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人才,他便脱颖而出,跨进执政党领导干部行列。他30多岁当上县委书记,40多岁当了朔州市首任市长,接着调任山西省体改委主任,2000年就任长治市委书记,2003年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对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吕日周这样的仕途经历,尽管中间也有过曲折和委屈,但总的说来是顺利的,称得上是时代的幸运儿。

客观地说,吕日周又是个不甘平庸的传奇人。无论在可以大展鸿图的一线任上,还是在相对沉寂的二线岗位,他都满怀激烈,奋斗不息。他决不随波逐流,混日子,当个光说空话不做实事的官员。在长治市委书记任上的三年,是吕日周从政生涯中的华彩乐章,是他人生所积累、所铸造的改革意识、民主观念、施政作风、人格素养的一次成功实践和集中喷发,也是他从政的才能、学识、见解、经验的一次夺目升华。他独树一帜的“传媒治市”举措,改写了一页历史,创新了舆论监督,使他成为“中国舆论监督第一人”。

今年是改革30年,在这些年里,我从农村队长、村支书,到县委书记、市长、省体改委主任、市委书记,再到省级干部,到现在的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可以说一直从事着改革实践,我就琢磨着以改革为题,就改革30年来的几点体会来和大家做个交流。

这30年来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解决问题,我和学者不一样,学者是讲道理的,我是解决问题的。群众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千方百计地解决什么问题。这引起了很多风波,经常让领导把我叫回去说,你的方法不对,你不要再这样做了,这样做对你的反映很大。

我知道不是方法不对,而是创新方法有人接受不了,就说:方法不好,但是效果好。过去方法好,但是效果不好。我去长治之前,上访人山人海,经过半年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到北京上访、没有一个人到太原上访,市委市政府的大门拆了,没有人站岗,老百姓也没有围攻过一次政府的大门。

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在市里转,突然有一个同志拦住我说:“吕书记啊!我有一封信。”我说:“好,你放在我自行车前面的篮子里就行了。”他就放在我的篮子里,我也就骑自行车就走了。我坚信一条,为人民服务就得解决问题。今天,我主要谈以下三点体会:

三个口号贯穿三十年改革

第一点就是这30年中党中央重视改革案例,这就是重视人民的实践,把实践作为第一标准。

具体表现为:有改革,作评估;有争议,作结论;有认可,发文件。推广小岗村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本人在改革30年,经过了六任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一些做法受到霍士廉、罗贵波、李立功、王庭栋、李修仁、王森浩、王茂林、卢功勋、郑社奎、张长珍、胡富国、孙文盛、郭裕怀、田成平、刘振华、张宝顺和孟学农的认可与推广。我个人的感受是他们都是按照中央的精神重视案例,支持我所领导的地方和部门的改革。没有这样的支持,我也不可能取得成绩。在改革实践中我也感觉有的地方存在一些问题,就是:有改革,缺评估;有争议,缺结论;有认可,缺演绎。这很误事。

毛泽东当年说,领导干部就是要出主意、用干部。我认为在新时期,光说这两句话、这两个内容不够了,我想再加一句,领导干部就是要出主意、用干部、做案例,领导干部要做出案例来,给我们党的改革增加一些内容。

一切的改革都是从案例出发的,邓小平还搞了“四化”,“四化”中的年轻化、知识化最为重要。我就是那个时候走上领导岗位的,没有邓小平的“四化”,就没有我们这一批人。1983年一批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有同志说中国搞了经济体制改革但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30年是齐头并进的,但是现在更需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光有经济体制改革,那改革是取得不了成功的。没有1983年那一批年轻的“四化”干部的上台,我们改革30年来取不到这么大的成绩。

回想这30年来,我提出三个口号,这三个口号伴随了整个30年改革的全过程。

第一个口号,政府搭台,人民唱戏。我在原平当了六年县委书记,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在这个县进行了改革。后来,我到了新建的朔州市当市长,我和同志们一块研究,提出了“小政府、大服务,小政府、大社会”的口号。

后来我到了长治市做市委书记,提出了“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党来创造纪律、人才创造业绩、企业创造市场、社会创造特色”一整套的口号。我一直就认为,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公共产品、创造环境的,政府通过创造环境为企业和社会服务,让全社会来创造财富。

我到哪里工作都不主张政府去招商引资,政府是要创造环境,把环境创造好了然后让社会、企业家去招商引资。这就是我的思路,当然我也不反对别人招商引资,他有他的办法,看最后谁的效果好就是谁的办法好。我的方法是在城市里种树,我在城市里慢慢种林,那鸟就飞来了。我曾经到广州来,广州的领导跟我说了一句话,“政府种草、企业养牛”,这个观点很符合我的想法。政府创造环境,政府的哪一个部门影响了环境的创造,那么这个部门就是当地人民的敌人。我就提高到这个地步,你必须是要为人民创造环境。

我曾经做过三个碗,每个碗上面写着一句话。

第一个碗上的话是“吃税人多、纳税人少是一个地方穷困的主要原因”;第二个碗上写着“企业家是党政官员的衣食父母”;第三个碗上面的话是《龙年档案》的作者柯云路写的,“政府好坏企业知”。好政府还是坏政府,企业家最知道,要定期让企业家来评论政府。我在长治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本来按老规矩开会时是县委书记坐第一排,我让企业家坐第一排,让银行家、金融家坐第二排,县委书记只能坐第三排。这样就创造了环境,处理好了政府和企业家的关系、政府和金融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