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的孩子 钱三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一座丰碑
1946年钱三强先生在巴黎居里实验室用依莱娜的高倍显微镜进行观测。
钱三强(1913—1992),原名钱秉穹,核物理学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他为创建原子能所尽了毕生精力,为国家的原子能事业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反应堆物理、核安全专家阮可强院士手中至今保存两张北京往返莫斯科的旧机票。这两张发黄的纸张记录了1959年的一件大事:当时我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杜布纳参加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理事会大会,团长是钱三强先生。
10月16日是世界著名科学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三强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众人追忆着先生身前的点点滴滴。
提前布局预为谋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于敏院士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
52年前,从事原子核基础理论研究的他被一次谈话改变了方向。
1961年1月12日,他踏着积雪应邀来到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先生办公室,先生秘密交给了他一项着手氢弹理论研究的任务。
“他对我说,我们现在正处在突破原子弹研制的重要时刻,中央指示,原子弹研制成功以后我们一定要突破氢弹研制。”于敏后来才知道,钱先生之前把他从北京大学调来原子能研究所,就是为了加强原子核基础研究,然后通过氢核理论组做氢弹的先期研究。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震惊世界。此时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只有两年零七个月。爆炸后第二天,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没有哪个国家进展得有这样快。法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四年,但是仍然没有实验氢弹……”
“这是多方合作的结果,但原子能研究所的预先研究很重要。”于敏说,氢弹是非常复杂的东西,国内之前并没有人做过。然而早在1960年6月,钱先生就提出,氢弹是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有不同的原理和规律,与轻核聚变反应有关的理论问题,需要有人先作探索,宜早不宜迟。事实证明,对氢弹原理的探索,在氢弹研究的早期也不可或缺,先生的决定非常有远见。
钱先生的科学预见性和预为谋的思想不止体现在氢弹研制上。
上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专家的撤出和苏联援建项目的停建,我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处在特殊位置上的钱先生预出题目,调动精兵强将,主持了铀同位素分离技术、点火中子源技术、钚的提取和氚的生产工艺技术、燃耗测定方法等一系列关键技术的攻关。有人后来回忆说,“所幸的是,这些我们早就有准备了,是钱三强出的题目,出题目很重要。”
上世纪50年代,中子散射技术的重要性还没有被大多数人认识到。然而早在1956年重水反应堆还在建设时,先生就注意到这个领域,积极推动与由王大珩担任所长的长春光机所合作,建设我国首台用于反应堆上开展慢中子谱学和固体物理研究的中子衍射谱仪,成为我国中子散射研究的发端。
1978年,在先生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原子能所和中科院物理所开始了建设中子散射实验基地的合作,经过6年的努力,在原子能院建成了包括中子三轴谱仪、中子四圆衍射谱仪、中子小角散射谱仪等一批设备在内的我国唯一的中子散射实验基地。
现在,中子散射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材料科学、凝聚态物理、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领域,其重要性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曾任北京串列加速器国家核物理实验室主任的张焕乔院士至今记得,1959年6月初,先生借参加杜布纳联合核子所会议之机取道莫斯科参观库恰托夫研究所,对正在建设中的中子非弹散射谱仪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即要求正在库恰托夫研究所学习的他推迟回国时间,以掌握有关的技术。1960年他回国后,先生还特意安排了他专题报告了这方面的情况。
“在科技界浮躁之风时有发作、急功近利成为时尚的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注重基础技术的积累和积淀,提前谋划布局布点,先生这种‘预为谋’的思想为现代的科技领导者们提供了深刻的启迪。”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院长赵志祥这样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