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桂希恩 感动中国的“防艾”医生——桂希恩教授
2004年6月11日,在湖北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抽出时间,登门看望了武汉大学医学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一位教授。
温家宝总理一走进这位教授家的客厅,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事迹,很感动。我还在最近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表扬了你的事迹。这次到湖北出差,专门来看看你。”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教授,令共和国的总理这样尊重,总理要在百忙之中专门看望?
他,就是我国第一个走进“艾滋村”的医生、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并取得优异成绩的武汉大学医学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桂希恩。
1999年夏天,桂希恩教授听一位来自河南上蔡县的学生告诉他一件事,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治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已死于这种“怪病”,向老师请教这到底是什么病。
“难道是它来了……”看了几个得“怪病”的人,桂希恩教授大吃一惊!
桂希恩教授想到了1981年,当时他在美国进修学习,他的美国老师及时给他讲授了当年发现的一种人类新型传染病———艾滋病。当时人们认为这种疾病是通过同性恋来传播的,桂希恩很自信地对老师说:“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不同。”
到了河南上蔡县文楼村后,他抽了5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结果发现两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几天后,他再次北上河南上蔡县文楼村,这次抽了20个文楼村民的血样,结果发现了10个艾滋病病毒阳性者。一周后,他又来到了上蔡县文楼村,把抽血的范围扩大到了50多人,并从这些人中发现了儿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且他还了解到,这些成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都有卖血的历史。
这位曾获得过全国“白求恩式医务工作者”称号的专家流泪了。
他看到了疾病的另一面:因贫困而产生的艾滋病。
桂希恩教授从来都没有认为发现中国艾滋病村是一件技术上非常困难的事。他说,困难在于现在很多有专业知识的医生不愿意到农村去,他去了,他就这样碰上了。
病人牵动他的目光
桂希恩主编的《我所知道的艾滋病》的扉页上写着他的简介:
“湖北武汉人。1960年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志愿赴青海从事地方病防治及临床工作16年。1976年开始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工作……1999年发现我国中部某村有偿供血员携带艾滋病病毒……先后20余次深入艾滋病疫区为高危人群免费检查、诊断,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事实上,在青海工作的那段经历对他影响至深。在那里的农村,他参加了麻疹、伤寒、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而后来艾滋病作为尚未攻克的传染病理所当然地吸引了他的目光。
他深情地说:“农村工作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人生最珍贵的回忆!”“今年六七月份,我将退休了。这意味着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艾滋病问题了。”桂希恩说。事实上,今年64岁的他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工作需要他继续留守至今。
与他本人一样,他的家庭也曾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父母生前都是武汉大学知名教授,如今,在该校还有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奖学金。据悉,他们都以友善、淡泊名利著称。
也许,是这样一个充满温情和知识氛围的家庭滋养了他。与桂希恩交谈,他的语调始终平和、简洁。别人对他的褒扬、批评,似乎都不那么重要。而病人的需要却时刻牵动他的目光。
面对越来越多的艾滋病人,桂希恩教授一方面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艾滋病防治必须有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协调指导。 1999年10月31日,桂希恩教授提笔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写信,把他在文楼村的所见所闻及自己所做的大量调查,一并寄了出去。李岚清副总理很快在桂希恩教授的信上作了批示,并要求河南省处理。
他坚信:人类一定会战胜艾滋病
2001年5月9日,桂希恩教授将5名来武汉治病但受到歧视的河南艾滋病人接到家中同吃同住,一时轰动全国。从来不与媒体合作的桂希恩教授,第一次站在记者面前,讲述艾滋病人的种种悲剧,呼吁人们能宽容、关心他们。
其实,这种轰动是桂希恩教授所不希望的。
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毒携带者程金等5人来到武汉求医于桂希恩教授,他们来的路费都是桂教授提供的。医院安排5位病人住进一个即将拆毁的旧房子里,但即使这样也遭到邻居的强烈抗议。
为证明艾滋病正常的接触不会传染,桂希恩毅然将5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的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共用卫生间。在桂希恩家并不十分宽敞的三室一厅的房子里,客厅摆着两张床,住着两位女患者,书房里住着程金,他把平时自己住的房间让给了另一患者马强(化名)和他的孩子。每天一日三餐,桂希恩与5位病人像一家人一样,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桂希恩还不时为他们夹菜,让他们感觉在家里一样。
每次为病人抽取血样,都是在桂教授家里进行。桂教授说:“在家里抽血是违反规定的,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艾滋病人抽血是件很危险的工作,一不小心扎在自己手上有被感染的危险,虽然这种概率很低,但桂教授也从不让助手抽血。
桂教授说,也许在有生之年他看不到解决艾滋病的方法,但他坚信一点:人类一定会战胜艾滋病。
在桂希恩教授的努力促进下,中国艾滋病第一村———文楼村受到全国的关注,并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费治疗的村子。
一个对自己吝啬对病人慷慨的人
简单的几样旧家具,最值钱的“家当”就是一台25寸的彩电,不但没有任何装修,由于是改造后的旧房子,墙上的油漆新旧都不一样,这就是桂希恩教授的家,很难相信这里住着两位知名医学专家(桂教授的爱人是妇产科教授)。
在床头柜上有两张放大的照片显得格外醒目,一张是桂教授的全家福,照片上面足有近百人,各种肤色的人都有。与这张照片并排放着的,是一张同样大小的照片,照片上是桂希恩与艾滋病患者程金父子的合影。笔者原以为程金是桂教授的亲戚,后来才知道程金只不过是普通的艾滋病患者,桂教授是在河南与他相识的,但在桂教授的眼中,病人不论身份的高低,永远都是他的朋友。
桂希恩教授的母亲是美国人,奶奶是法国人,女儿也在美国工作,许多亲戚都在国外,按常理他的生活应是十分富裕的,然而一生节俭的桂希恩教授对自己的生活是十分苛刻的,由于忙于工作,馒头、方便面是夫妻俩的主要食物。
5位艾滋病人住进他家的第一天,他特地从餐馆买来鱼香肉丝等3个小菜,与艾滋病人共进晚餐。桂希恩说这是他在家中最“奢侈”的一顿晚餐。每次出差,桂希恩教授都要带上一袋馒头,饿了就啃上几口。
别人住进宾馆,他总是悄悄溜走,找最便宜的旅馆住,生怕多花一分钱。20世纪八十年代初,定居于美国的亲戚送给桂希恩教授一台苹果牌电脑,那时电脑尚是希罕物,价格昂贵,收到这台电脑,桂希恩教授就将它放在了单位实验室,供大家使用。科室的两台崭新的电冰箱也是他捐献的,而他用的却是一台陈旧的单开门小冰箱。在一些人眼里,他是一个十足的“怪人”。
对自己吝啬,对病人桂希恩教授却是十分的慷慨。
桂希恩教授曾14次下河南,为500多名艾滋病高危人群做检测,每确诊一位病人需600元,而这些费用都是桂教授掏自己省吃简用攒下的钱。看到有的病人家境困难,他还要给个三五十块钱。
凡是他接触过的艾滋病人,很少没有得到过他物质上的帮助的。得知当地政府缺乏资金,他又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1万元钱,寄给当地有关部门,希望他们能为艾滋病病人做点工作。而他自己每次到河南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店,带着方便面和馒头,有时太晚了就在艾滋病病人家里住,为了接近村民,端起病人递上的水就喝。
艾滋病人程金到武汉治疗期间,看到桂教授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在离开武汉前,特地将媒体捐献给他的一件崭新的衬衣悄悄压在桂希恩教授的枕头底下,并在纸条上留言道:“作为一个专家,您的穿着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这件衣服您留着比我更有用。我知道当面给您的话,您不会接受,所以在临走前将衣服放在您的枕头底下,只有用这表示对您再次感谢……”
喜获“贝利·马丁奖”
2004年2月28日,瑞士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把专门表彰对中国艾滋病教育和预防治疗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贝利·马丁奖”颁发给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
颁奖会上,马丁·哥顿先生高度评价了桂希恩教授的工作。他说,桂希恩教授是湖北乃至中国战斗在艾滋病防治与控制工作战线上的杰出代表,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所取得的成就,衷心地希望大家关注艾滋病,关心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为预防控制艾滋病作出新的贡献。
提起桂希恩教授,马丁说:“我几年前就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他为中国艾滋病防治所作出的许多了不起的工作,去年3月我来到武汉,有幸找到了他本人,通过他了解到了中国艾滋病儿童的状况,前后共拿出7万元人民币,支持艾滋病防治工作,目前全国已有58名孤儿通过桂教授得到了我这个基金会的帮助。”
将5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进行治疗和研究,不顾危险到河南艾滋病村庄送医送药,桂希恩教授的行为深深打动了这位英国银行家。马丁称,将2003年度“贝利·马丁奖”颁发给桂希恩教授,是出于对其崇高精神的钦佩,对于桂希恩教授以后从事的艾滋病研究防治工作,自己将尽力拿出经费进行支持。目前,桂希恩教授已经将奖金全部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蒋明 高翔 孙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