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溥传翻译 张溥《五人墓碑记》原文和译文(含赏析)
《五人墓碑记》赏析从明代中叶以来,社会就一直动荡不安,农民暴动和市民起义此伏彼起,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越来越尖锐;明王朝和蒙古族、倭寇的斗争也很激烈;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是两派,一派是保守的反动的大地主、宦官,一派是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
两派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矛盾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映。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斗争,朝野大臣形成邪正两派,就是历史上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一直发展到明朝末年,明朝末年是一个社会变动异常激烈的时代。
所谓正派就是指东林党及其追随者,宋朝学者杨时在无锡设有东林书院,明朝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重修东林书院,也在那里讲学,影响很大,就被人们称为东林党。起初东林党以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为首,后来以周顺昌、杨涟、左光斗为首,再以后就是文震孟、姚希孟,直到明朝末年的张溥、张采,人称“娄东二张”,两人共倡复社,始终评论时政,反对宦官专权。
所谓邪派,是指宦官集团和依附于他们的官僚,明朝的宦官专权很严重,他们设立特务机构,专门残酷地杀害正直的官吏、人民群众,邪派最早的领袖人物是浙党的沈一贯,以后有魏忠贤,是执政的反动集团,魏忠贤认了很多干儿义孙,并在全国到处为自己建立生祠。
以后有继承人周延儒、温体仁,到南明时有马士英、阮大铖。
两党长期的斗争波及市民阶层,东林党是正义的、进步的,代表了中小地主、下层人民的利益,受到了广泛的市民阶层的拥护。由于阉党专权乱国,在全国各地激起了许多次市民暴动,在苏州、常州、太仓先后出现过大规模的市民暴动,其中最大的一次是明僖宗天启六年(1626)苏州市民大暴动。
被誉为“六君子”之一的周顺昌的被捕是这次暴动的导火线,苏州巡抚周起元因主持正义,触犯了魏忠贤而被革职,周顺昌表示强烈反对,发表了很多对阉党不满的言论。
不毫无顾忌地大骂魏忠贤,这就触怒了阉党。当时魏忠贤的亲信新任苏州巡抚毛一鹭上疏诬陷周顺昌等东林党人。周顺昌平时为人刚直,嫉恶如仇,又乐于助人,在士民中有很高的威信。
当魏忠贤所派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时,当地人民激于义愤,一时云集不下万人,拥入官衙痛打缇骑,并抗议加派捐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暴斗争。事后,魏忠贤诬陷苏州人民谋反,派兵镇压,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群众,挺身投案,临刑时五义士相顾笑谈,痛骂魏忠贤等,引颈就戮,慷慨赴义。
第二年(1627),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阉党势去,魏忠贤畏罪自杀。周顺昌的冤情得到伸雪,苏州百姓把毛一鹭为魏阉所造的生祠拆毁,把五人义骨葬于废基,立碑大书“五人之墓”。
复社领袖张溥有感于五义士的英雄气概,撰写了这篇碑记,这篇碑记可以说是一篇政治性很强并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文章,作者以沉痛的笔调,崇敬的感情,强烈的爱憎,歌颂了明末苏州市民反抗宦官专权暴力横行的正义行动,热情地赞扬了颜佩韦等五位慷慨赴义的英雄的高风亮节,成为不朽名作。
其思想意义在于: 第一,颜佩韦等五人的徒手搏斗冲锋陷阵的英雄气概是值得赞扬的,这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传统,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五个人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碑记记载了有意义的历史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市民、诸生和封建上层中的开明人士(如周顺昌)联合起来向最反动最腐朽的阉党进行斗争,斗争的性质是进步的,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斗争。
碑记真实地反映了暴动的主力军是市民,暴动的领导者又是市民中的先进分子,隐约反映了封建文人与市民运动相结合的情况。 第三,碑记认真地指出了这次暴动的实际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正如碑记所说:“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吴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
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在当时能指出五人就义的意义和影响,说明作者具有眼光,其评价也基本上是正确的。 这篇散文在写作技巧上有较高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各种表现手法错综运用。
就篇章结构来看,前半篇以记叙为主,后半篇是以议论为主;但不仅仅这样,常常是夹叙夹议的。在记叙中也不是不分主次,把暴动过程全部写出,而是抓住主要的地方重点突出地叙述。叙述是为议论服务的,议论是有理有据的。
在议论叙述中带有强烈的抒情,文章的风格是感慨淋漓的,基调是悲壮激昂的,因此这篇文章具有时代气息和动人心魄的感染力。 第二,剪裁得体,繁简适当。如作者写群众暴动声势之大,只用“哭声震动天地”一句就充分表现出来。
在揭示五壮士的精神面貌时笔墨也不多,只选取他们临刑时的音容举止来写,可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就义的情景历历在目。 第三,对比手法的运用是成功的。例如作者以“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死而湮没不足道者”和“草野之无闻者”同五人“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族其所为”对比,以“高爵显位”与五人对比,使五人的形象更为突出。
特别是作者还善于在两两对比之后,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却又不作直接回答,把答案留给读者去思考,让读者用自己的思考来补充作品的内容,扩大了作品的容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