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儿子 金冲及:杨西光在复旦大学的日子
杨西光同志在复旦大学的日子里,我同他的关系十分密切。受到他的培养和教育使我终生受用。
杨西光在复旦大学当了七年党委书记,不久又兼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有人曾问他,你那么多事,怎么忙得过来,有什么经验?杨西光回答:我在复旦有两个人,虽然各有自己的工作岗位,但一切服从我的工作需要:一个是季宝卿,一个是金冲及。我们俩的情况也有不同,我主要是做文字方面的工作,按照他的思路写讲话、工作计划、文件之类;季宝卿负责向学校传达他对工作的意见,了解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
我本来有好几个本子,专门记录杨西光每次在起草讲话、文件时谈的思路、要求和见解。我记得十分详细。离开复旦时,别的工作本子都交了,这些本子留下来带到北京。如果这些本子还在,今天可以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材料,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烧掉了。烧掉的原因不是要和杨西光同志划清界限,而是因为那时常要抄家,一旦被抄走会让造反派从中找到他的很多“罪状”,那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
离开复旦以后,我见到过很多领导人,但坦率地说,像杨西光同志那样令我如此钦佩的并不很多。他的特点,首先是政治上敏感,看问题尖锐,做事果断,而且一定做到底,不打折扣。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始终把复旦的工作、上海的教育工作真正当做事业来干,全力以赴,拼着命干。此外,几乎没有自己的其他事情。我清楚地记得,每年他只有大年初一放我一天假,初二就一定把我叫到他家去,布置工作。
他要求很严,想得很细。每次的报告或要起草的文件,总是先讲清楚他考虑的结构、要点和重要见解。因为跟得他久了,他一提,大概的思路我就明白。有一次,他的一个报告稿,我起草了一万多字。晚饭他把我找去,说写得不行,要重写。
他重新谈了一个更详细的提纲,接着说:明天早上给我。他决定的事,从来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还好,那时候我年轻,一个通宵把一万多字的稿子给赶出来了。这种严格训练对我实在很有好处。他不只是对别人这样要求,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有一次,把我叫到他宿舍去,要起草一个报告,交待完了就说:你到我卧室旁的小房间去写,什么时候写完了就什么时候叫醒我。我写到下半夜两三点钟,写好了去叫醒他。他“啪”地一下就从床上跳下来,脸都不洗,戴上眼镜审阅和改稿子。他对工作的这种投入精神真是很少有人比得上。他一来复旦,复旦工作的气象立刻就不一样了。
从我当时在复旦的经历看,领导干部有两类,一类像有一位副校长,他是1958年来复旦的,是九一八时期的老同志。他的知识面广,口才极好,大会做报告,很受欢迎,很有文采,但遇到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有时就不知如何下手。有一次,党委开会,正好保卫部门有件事来问他,该怎么处理?他一下子就讲不出来了。还有一类如当时的党委副书记王零同志,他抓工作很实很紧,特别是理科的建设。西光同志在复旦的工作中,王零同志的贡献很大,所以后来有人讲什么“杨王路线”。“文革”以后,有一次我去复旦,见到一位化学系的同志,他说,我当学生的时候,王零同志不仅认识我,还知道我是搞高分子化学的。现在我已经是副教授了,党委领导人还不认识我。王零同志的工作确实抓得很细,但对整个学校工作的全盘考虑显然是不如西光同志了。
西光同志来了以后,对每个阶段的工作安排,总是能提纲挈领,通盘筹划,轻重缓急分得很清楚,而且有措施有办法。一个阶段的工作快要结束时,立刻提出下一阶段的任务。我在复旦工作的十几年中,他来之前,没见过这样的党委书记,他走以后,也没有这样的党委书记。
西光同志是有大思路的,在复旦的工作有两个要点十分突出,一是要提高教育质量,因为学校就是要培养人才;另外一个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当然还有别的,如党的建设等等。
对教育工作,他的思路始终一以贯之:学校的基本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应该以教学为主,就像工厂应该以生产为主一样。这不能有任何动摇。当时社会上正在批判“白专道路”。他说:有的学生,读书非常好,但对政治活动不太积极。你可以推动他参加政治活动,但不能批评人家为什么学习好,不能把用功读书说成白专道路。把人类几百年、几千年的知识精华集中起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系统地传授给学生,这是学校的责任。
1958年“大跃进”,很多单位乱糟糟的,弄虚作假。西光同志强调复旦在鼓足干劲后主要是要搞教育的现代化。他要求基础课的内容要精简、深化、更新。复旦大学“大跃进”最大的成绩是建立了一批新学科。成立了物理二系(即原子能系),下面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核物理,一个是放射化学;数学系新设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力学,一个是计算机专业,搞了风洞实验室。很多地方的大跃进都是“弄虚作假”,很快就垮掉了,但复旦新建的那些专业一个也没垮,为改革开放后高新科技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这是很难得的。
当然,在整个“左”的思潮下,错误的做法也有。比如那时插红旗、拔白旗。中文系批刘大杰。学生们说,刘大杰有什么了不起,他看了500本书,我们年级有100人,每人看6本就超过刘大杰了。这当然很荒唐。刘大杰反驳说:一个美人,你只知道她半根眉毛,他只知道她半片嘴唇,加在一起,仍然不知道她美在哪里。但对刘大杰也没有做过什么处理。
1960年以后,西光同志负责上海的高等教育工作,他强调高等学校要以教学为主,要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科研里的主导作用。那个时候,对教学抓得非常紧,一直到1963年左右。但到1964年,情况又有反复,四清了。
我1964年离开复旦,抽调到市委写作班子,呆了一年,1965年初就到北京了。
这里要提到1957年复旦的反右派。前不久我见到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他说:“与复旦不同,我们反右时吃了大亏。”反右时,复旦当然也有错误,特别是学生中不少人被打成了右派,但复旦教师中的主要骨干力量没有打成右派。一级教授里没有一个右派,王中是中央先点了名才定的右派。他是党委委员、新闻系主任,他讲了报纸有两重性,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又是商品,一张报纸要卖5分钱。你得要读者肯花5分钱来买这张报纸,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才能发挥。
谈家祯是遗传学界中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平时讲话也随便,西光同志要他女儿谈曼琪先做他的工作,反右也没事。
当时的复旦大学,如何发挥老专家、老教授的作用,是下了大功夫的。
那时,复旦的教授中,学部常委(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有3个:陈望道、苏步青、陈建功。学校买下了一座小楼给陈望道住(还有他主持的研究室在那里工作)。后来还特地盖了两栋小楼,给苏步青、陈建功住。那是最好的房子了,当时还有教授发牢骚呢。杨西光自己只住在普通的第七宿舍内。卧室只有8平方米左右。
当时为有专长的教授专门配备助手。比如陈望道、谭其骧等。为陈望道成立了语言修辞方面的研究室,还专门为谭其骧成立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配了助手,争取更好发挥老专家的作用。
对上海所编的30多种文科教材,实行主编负责制,明确由主编定稿。
对中青年知识分子培养使用,花的功夫非常大。当时在这方面是有计划地系统地培养的,选择骨干教师,拟定重点培养名单,有20多人,记得中文系有王运熙、胡裕树,经济系有蒋学模、苏绍智,数学系有谷超豪、夏道行,物理系有华中一等。三年困难时期,还给这些人办学习班,其实就是给他们改善伙食。杨西光有一个说法:要在一批中出一个,由一个来带动一批。所以要培养骨干。好像跑步,运动员只有在一群人里跑才能跑出来,一个人跑是跑不出水平来的。跑出来一个又带动一批人。他不光是对教师如此培养,对学生也很关心。像后来当了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50年代大学毕业后就派到丹麦留学。当时,大学派留学生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是很少的。杨福家后来成为学术尖子。还派外文系的嵇书佩到意大利学意文。当时培养人才是有计划的,不是随便冒出来的。
1995年,复旦大学90年校庆时我回去。复旦一位副校长找我征求意见。我提了一条意见。我说65年我离开复旦,到95年30年了。现在复旦的10个院士我全认识,复旦的100多个博士生导师我认识一半。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这些人才还是当时有计划有目的培养的。复旦能成为今天的复旦,能有比较高的科学水平,当然说明时代在不断前进,但杨西光同志等主持学校时的工作也功不可没。前人的贡献,后人是不会忘却的。
在当时那个时代,对于知识分子杨西光还是保护了一批人。1958年的时候,有一次教育部派调查组到复旦大学蹲点,开始时有点气势汹汹。杨西光说,你们准备批判的两个人是我们经济系的两面旗帜,不能倒。这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反右一结束,复旦大学发展了一批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复旦大学党委里,党委委员有苏步青、谢希德、谷超豪等。谢希德是解放后从美国回来的。谷超豪到复旦后我曾和他住一个宿舍。他是杰出的数学家,又是地下党员,但来复旦前挨了整,不让他去苏联留学,那是完全错误的。后来杨西光同志仍派他留苏。留苏时,他同时念两个学位,一个是微分几何,一个是微分方程。当时的留学生中没有人同时念两个学位的。最后论文答辩时,莫斯科大学的校长彼得洛夫斯基破格地越过副博士直接授给他博士学位。还有吴征铠教授但任物理二系的党总支书记,让老教授担任党总支书记,在那时是极少有的。在复旦,专业出身的干部当系总支书记,当时用了一批,有些只有20多岁。在这方面,杨西光很赞赏清华的做法,叫“双肩挑”。对于这批知识分子干部、业务干部,杨西光放手使用。后来他们几乎都成为方方面面的骨干。
在高等学校工作中着重两个方面,一个是抓提高教育质量,一个是抓知识分子工作,这是我在杨西光同志身边工作时突出的两点感受。我想也是今天的复旦大学师生不会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