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父亲忆蔡楚生的死:文革大夫不敢用药

[知青网 知青史料]电影大师蔡楚生的死让我父亲痛心疾首,不能释怀。

知青父亲忆蔡楚生的死:文革大夫不敢用药

父亲已经是耄耋之年了。92岁的他经常是坐在病房的椅子上,时而漫不经心的瞟几眼电视,时而抬眼悠悠地望向窗外,或许他在看些什么,或许他又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与父亲聊天时,经常会谈起几十年前的一些人和事。我与父亲虽然有“代沟”,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说起一些熟悉的人物还是有许多共鸣的。他曾向我说起电影大师蔡楚生的死。

一日,父亲告诫我说:“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能不能把烟戒掉,抽烟对身体不好。”我嬉皮笑脸地诡辩:“长期吸烟之人每天都需摄入一定的尼古丁,如果突然戒掉,会造成人的免疫系统紊乱,对身体相当有害。”父亲不疾不徐地继续对我说:“蔡老50多岁的时候开始戒烟,那时他把一支香烟就放在办公桌上,烟瘾上来拿起香烟闻一下便又放下,终于将抽了几十年的香烟戒掉。也没见蔡老身体怎样变化,关键在于要有决心有毅力。”我自然知道抽烟对身体有害,刚才所讲只是个托词,不敢再胡言乱语。我很“狡猾”地把话题转向蔡楚生伯伯。

父亲与蔡楚生伯伯是1949年1月份,在香港的一次活动中相识的。建国前,他们先后从香港来到北京,进入同一个单位里工作。后来两家又同住机关宿舍,曾经门对门地住在一层楼里长达十六七年。听父亲讲,我小时候经常被蔡老抱到他家教我说话,那个年代相机很少,我儿时的许多照片都是蔡楚生伯伯拍照的。

蔡楚生(1906.1.12—1968.7.15),祖籍广东潮阳人,22岁的时候进入电影界,1934年,编导影片《渔光曲》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轰动影坛,创造了当时中国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影片在1935年2月举行的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使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

1947年,与郑君里先生合作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影片,再次创造了国产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当时被誉为“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当然,蔡楚生伯伯在这期间也拍摄了如《都会的早晨》《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王老五》《孤岛天堂》《前程万里》等影片。1949年由香港来到北平,蔡楚生伯伯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和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他还曾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8年,他在珠江电影制片厂与陈残云、王为一先生合作编导了影片《南海潮》,上集于1963年春天上映,其作品故事性强,描写细腻,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明的民族风格。上映后,受到观众的欢迎。遗憾的是,由于蔡伯伯行政事务繁忙,该片是他解放后创作拍摄的唯一一部作品,也是他导演生涯的最后一部作品。当他准备拍摄下集的时候,被召回京参加“文艺整风运动”。不久,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他被诬陷为中国电影界的“黑线头目”、“牛鬼蛇神”,惨遭迫害。蔡楚生的死与文革脱不了关系。

父亲与我讲了蔡楚生的死以及他与蔡楚生伯伯最后相处的那段日子。

“文革”初始的那年夏季,蔡老与父亲及其他几位同志,被送到文化部开办的“集训班”学习了两个多月。“集训班”解散后,“牛鬼蛇神”都被揪回原单位,几人回到机关,就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小屋里,接受“群众专政”,在那段无休止的被“批斗”、“陪斗”的日子里,他们的精神与身体都饱受摧残!

不久不知为什么,那帮子“造反派”搭错哪根筋了,居然把父亲和蔡楚生伯伯关在同一间屋里。按照当年的规定,“牛鬼蛇神”之间是不能接触,不准对话的,怎么可以关在一起呢?

那年已经60岁的蔡老健康情况本来就不好,经过一次又一次急风暴雨的“洗礼”后,体质就更差了。望着他苍白清瘦的脸庞、被“革命小将”剪得乱七八糟的头发,父亲不由得阵阵心酸,曾经几次轻声地问他:“身体怎样?”他都摇头不语,停了好久才说:“不能睡觉,恐怕拖不了多久了。”为了宽他的心,父亲打趣说,你六十自勉诗中不是说过:“六十要当十六过”嘛,现在才刚刚开始呢。蔡老无声地苦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