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被谁杀 邵飘萍被杀的另一种解读

1926年4月26日晨,著名记者邵飘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枪杀。张大帅定下的罪名是,邵“勾结赤俄,宣传赤化”,邵飘萍的死,成为奉系军阀统治黑暗、实行暴政的代表性事件。同时邵飘萍的死亦博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认为他是坚守新闻自由的勇士,这一点在主流史书中得到确认。

但既便在当时,也有一些人认为邵飘萍并非因为宣传赤化的政治原因,而是在钱的问题上得罪了军阀,并举出证据,证明邵飘萍只所以招来杀身之祸,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拿了张作霖的钱,却不为其办事,从而惹怒了这个出身胡子,做起事来没那么多顾忌的军阀。

邵飘萍自从在新闻界出名之后,生活上开始发生变化,比如他开始讲究排场,家中陈设豪华,出入乘坐小汽车,且是睹场、青楼的常客;当年办报的人很多,但像他那样出手豪阔,一掷千金的极少。

维持这样的开销,光靠办报纸是肯定维持不下去的。所以他接受军阀、政客、权贵的“馈赠”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长期以来北洋政府对媒体的宣传还是极为重视的,据史料记载,北洋政府以“宣传费”的名义给全国125家报馆、通讯社派发津贴,当然津贴的数量是有区分的,共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从300元到数十元不等。

邵飘萍的《京报》和林白水的《社会日报》都属于“超等者”,每月可得最高津贴300元,300元在当时并不是个小数目。

曾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恩浩回忆说:“邵飘萍与段祺瑞没什么关系,但因为他是名记者,大家都怕他,也不能不应酬。

段政府虽然没有给他经常性的津贴,但不定期的给钱还是有的,我记得有两次送给他大笔的钱,数目相当的大,每次都有数千元。”不过邵飘萍名气大脾气也大,什么都不在乎,常常是拿了人家的钱,也不买人家的帐,而这是军阀们特别不能容忍的,毕竟社会上的规矩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收了人家的钱,翻脸不认人,对军阀来说只能动粗了。《世界晚报》的龚德柏在回忆录中谈及邵飘萍时,对邵的捞钱颇感佩服。邵飘萍办《京报》需要钱,于是向段祺瑞政府要,段祺瑞没有给,于是邵飘萍在京报上发表文章攻击段政府。

段祺瑞一怒之下,下令查封《京报》,并通缉邵飘萍,邵只好逃亡。段政府倒台后,《京报》复刊,邵又回到北京,继续伸手化缘。

冯玉祥、阎锡山对新闻记者号称一毛不拔,但邵飘萍却有办法跟他们要钱,且总能如愿以偿。最能体现邵飘萍风格的一件事是,1924年3月底,顾维钧任外交部长,派王正廷以“中俄交涉督办”的名义与俄国的加拉罕特使协商两国复交的问题。

双方达成协议后,公布了条约草案,但因为顾维钧对这个草案有意见,为其拒绝。当时的《京报》就此事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攻击顾维钧,顾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派人与邵飘萍交涉,一次送金5000元,并将邵每个月从外交部拿到的津贴,从600元提高到1000元。

结果第二天,《京报》的立场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变,论调与前日完全不同,由攻击顾维钧改为攻击王正廷。出名后的邵飘萍在私生活上开始放纵自己,除抽鸦片外,嫖赌玩乐无所不为。

其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继而伸手要钱也就更厉害了,他曾多次向奉系军阀张作霖要钱,而张总是有求必应。民国14年奉系旧将郭松龄倒戈,送给邵飘萍一大笔钱,让其在《京报》上攻击张作霖。看到《京报》翻脸,张作霖不知何故,于是派人找到邵飘萍,说我们一再给你钱,帮你的忙,你怎么反而骂我们。

邵飘萍回答说,你们给钱是给邵飘萍,现在骂你们的是《京报》,不是我邵飘萍。张作霖听了后气得直骂娘,他对张学良说,这小子怎么这般无赖,看来非得弄死他不可了。

张学良与邵飘萍本来是朋友,知道此事后也十分气愤,并未阻止父亲对邵动手。邵飘萍被抓后,北京报界营救邵飘萍的十三人找到张学良,求他向张作霖求情,张学良说:“余与飘萍私交不浅,时有函札往来,但此事难以挽回”,张学良表示不愿替邵说项。

后见代表们一再恳求,又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龚德柏在邵被杀后对张学良说,你们以为宣传赤化是大罪,而不知反而成全了邵飘萍,使他成了烈士。

其实对邵飘萍这样的人,应该以他敲诈、挑拨政潮、有伤风化之种种事实,归结起来再判他个死刑。宣传他搞赤化毙了他,那才真的愚蠢呢。不过此事也说明一个道理,勿轻与人共恩怨,更勿忘俭以养廉之古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