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家族后人尽平民】周恩来家族成员

周秉德在中南海最早认识的小朋友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女儿娇娇(李敏)。“当时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一起玩、学自行车、跳舞、在湖边一起转、一起捉小鱼小虾。”

没想到,这些“小鱼小虾”被孩子们当做“贡品”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让厨师做汤,加几个菜,孩子们就和毛主席一块吃起午餐了。“毛主席最爱吃苦瓜,告诉我们说吃了苦瓜才能吃苦,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就干不成革命。在毛主席家吃了好几次饭,几乎每次都有一盘红烧肉或者苦瓜。”

周秉德回忆说,“毛主席是一个有魄力、有豪气的伟人。小学毕业时,我自制了毕业留念的纪念册,让老师和同学们写下留言和姓名作纪念。大家不是把名字写的很小,就是翻过几页之后再写上。我把纪念册拿过来请毛伯伯签字,他在第一页就给我写了‘好好学习毛泽东’七个大字。”

“1949年底,伯伯的家搬到西花厅,虽仍在中南海,但距丰泽园远了,我就很少去看望娇娇他们了。”从此,周秉德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开始了长达15年的生活周恩来虽然整日非常忙碌,但是对亲人从来都是非常严格的。

45岁的周同宇去华北大学培训,然后分配到钢铁工业局(冶金部的前身)。“当时伯伯找到单位领导说,对他弟弟工作安排上,要职位尽量低、由于是总理的亲自要求,钢铁工业局的领导自然是严格执行,安排了一个仓库科员的职位。“当时住房都是根据职位的高低来进行分配的,因为我父亲的职位低,我们家的房子自然也就非常小”。

当时周同宇一家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2间平房,20多平米,6个儿女拥挤不堪。“记得当时,屋子小,西晒不通风,弟弟满头满身长了痱子,又痒又痛哭个不停。伯伯就把秉钧、秉宜也接到他那去住”。

“住在伯伯家,我们也是三个孩子挤一间屋子。我们读的是干部子弟班,因为我们家长都是供给制,没有钱交学费,国家把干部子弟组织到了一起,一起读书、吃住。”一到周末,周秉德就回到伯伯家,只有寒暑假才能有比较多的机会和伯伯、七妈交流。

“伯伯曾说过:巴金写了长篇小说《家》,等我退休后,我要写一篇小说《房》。”这是因为,“伯伯觉得我们这一大家走着各种各样的路,他曾经想进行相关的记叙,写写周家这些人的生活,但是由于工作太忙,这件事情最终还是作罢”。

周家确实是个大家族。虽然周恩来只有两个亲弟弟,在大家族里,周恩来的大排行是老七。“现在我们和绍兴以及各地远房的亲戚还有一些来往,目前这些亲戚的生活状态都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周秉德能说出一连串的周家平民。

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1945年就去世了。“他只有一个儿子,1950年到北京的时候,已二十出头,伯伯就说家里的人都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把我的这位堂兄派到了河南焦作工作。”

从此,周恩来二弟一家在焦作扎根。

“我的堂兄去世后,现只有他的夫人和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一人是普通工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只有他们大哥在担任城管大队的队长。”

文革期间:伯伯说他自己少活十年

作为百废待兴的中国的总理,周恩来的繁忙和劳累是可以想象的。他的眼里无“宿政”,当天的工作连夜也要办完。

然而,再苦再累累不过“文革”十年。周秉德清楚地记得,1967年5月21日去西花厅看伯伯和七妈,进门后大吃一惊:原先宽大的会议桌上、躺椅上、地面上,都被厚厚的文件、报纸堆得满满的。于是就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七妈,伯伯办公室怎么成了文件库一样。”

“本来国务院各部委处理的文件,由于各部委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都报到西花厅了。现在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我早晨起床了,他屋里的灯还亮着。”

“伯伯曾经说过文革的十年让他少活了十

年,真的是心力交瘁,对他身体的打击和摧残都是非常严重的。”周秉德说。

林彪出逃坠机的事情发生之后,“伯伯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在人民大会堂处理相关的事务,最后把林彪搭乘的飞机坠亡照片都拿过来,知道了他的下落,伯伯才能够放松一点点。全国各地和林彪相关人员的监护和控制都顺利地进行了”。

周秉德回忆:“当时伯伯因为这件事情曾经大哭了一场,我认为伯伯嚎啕大哭并不是从个人感情上、也不是对林彪的惋惜,而是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党怎么向国家交代、怎样向全国人民交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影响……这些都是伯伯不能不考虑的事情。”

“七妈对我说过:她和我伯伯有三个干女儿,而她们的命运都是非常苦的。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扬眉,很小的年纪就和父母一起因为飞机出现意外而去世了;另外一个是他在南开时同学谌小岑的女儿,在延安因为窑洞坍塌而被砸死。”周秉德说。

有幸活到解放后的,那就是孙维世。

在周秉德眼里,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是个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大姐姐。

“维世姐姐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炳文过去和朱德一起都是军阀时期的军人,他们在二十年代初很坚决的要加入共产党,跑到欧洲,去找伯伯。伯伯和他们谈了一夜,然后毫不犹豫的介绍他们加入了共产党”。

回国之后,孙炳文先生做了黄埔军校的部门主任,主管后勤。“‘四·一二’事件时,国民党特务抓住孙炳文,在上海龙华广场实施了腰斩酷刑,当时孙维世才五岁多”。孙炳文的夫人任锐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后来任锐带着孩子到武汉找八路军,被伯伯认出来了,当时维世姐姐只有十五六岁。最后这两个孩子都被接纳下来了,伯伯、伯母两个人都挺喜欢这个小姑娘,就认了维世做干女儿,一块儿到了延安”。

年,周总理因为手臂受伤要去苏联治疗,孙维世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后也一起去了,她留在苏联学了六年多戏剧,新中国成立前就回国了。

“‘文革’过程中,我父亲以及伯伯养女孙维世姐姐的批捕指令都是伯伯亲自批下来的,最后维世姐姐去世的消息是我七妈告诉我的”。

年9月,孙维世之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孙泱被江青、陈伯达认定为“坏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

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被投入狱中。

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副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

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要求尸检,却被以“尸体早已烧掉”为由拒绝。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说:“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我和维世姐姐的关系非常好,知道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的难过。我的思想当时是非常单纯的,我觉得伯伯在党内的威望很高,没有人会去难为他,哪知道当时就有人想要把我的伯伯打倒呢!”

因卷入“刘少奇专案”,周同宇被捕入狱,7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我父亲是在1968年2月份被抓的,当时‘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几个红卫兵说我的父亲和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等五人有个‘反革命聚餐会’。其实就是这几人常聚在一起吃吃饭。最初谢富治批示的是拘留,我的伯伯后来更改为拘捕”。

当时香港的报纸就有些议论,“说我伯伯无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弟弟都抓起来了。但现在看来当时抓起我父亲,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保护,因为要是落到红卫兵的手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时对我们来说还很担心,伯父要求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直到1982年,才有了为我父亲彻底平反的结论”。

年,周恩来因为膀胱癌住院。直到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才知道。

周恩来病重是不允许探望的。按规定,除了邓颖超去探望不用批准外,“别人去看必须由中央政治局或者文革小组来批,后来只给他打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