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音演员童自荣 童自荣 我是一个普通的配音演员[专题·那些熟悉的声音③]

找童自荣采访,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尤其是在译制片逐渐离我们远去的今天,那些老牌配音演员也在不知不觉中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先是找到他的工作单位,著名的上译厂,工作人员以一种淡然的口气,说,他没有配音任务的时候一般是不在厂里的。那么,什么时候会有片子呢?他说,不知道。

然后找到重庆的媒体同行那里,因为他们前几个月做过一档童自荣的节目。几番辗转,得到的消息却是,他们也没有直接的联系方式。

最后,终于从央视《艺术人生》的朋友那里,得到了童自荣的电话。立刻打电话过去,电话那头的人,以极其熟悉的声音说,关于我个人,没什么说的,如果谈配音,谈邱岳峰,谈陈老头,我们可以聊聊。

于是,8月5日晚上,记者拜访了住在上海淮海路附近一个闹中取静的小楼里的童自荣。

我的偶像是邱岳峰

记者:说说您是怎样喜欢上配音的?

童自荣:现在想起来,绝对是兴趣使然。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西方名著,我喜欢教堂胜过寺庙,喜欢那些在远处的东西。学生时代,我就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也看了很多的译制片,这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个很重要的积累。那时候的上译厂,真是人才济济啊,有一批包括邱岳峰、毕克、尚华、杨成纯等在内的名家。

邱岳峰常常配反派人物,而毕克大多是配正面角色。看他们配的片子,我就逐渐迷恋上配音这门艺术了。现在想起来,那种感情就像初恋一样的,近乎痴狂。

记者:能不能这么说,邱岳峰是您年轻时候的偶像?

童自荣: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笑)。我在配音上没什么好说的,但邱岳峰绝对可以配得起艺术家、大师的称呼。他配的几百部片子,在角色的声音塑造上,没有一处是雷同的。往往是电影刚开始,影片里的人物一开口说话,你就听出来了———是邱岳峰。但三句台词一过,你就忘记他是邱岳峰了,他已经和角色融合在一起了。那么多配音演员,能做到这一点的,我看也只有邱岳峰。

我进厂的那会儿,正是邱岳峰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为《简爱》、《巴黎圣母院》、《基度山伯爵》的配音熨帖极了;特别是卓别林,只有邱岳峰才可以配卓别林,卓别林只有一个,而邱岳峰也只有一个(说到这些,童自荣的声音有点儿低沉了下去,他指着记者带给他的报纸,写邱岳峰的那篇《我承认,我曾听见沧桑》),是讲邱岳峰的沧桑么?

记者:大致是说,那篇文章的作者从邱岳峰的配音里听出沧桑来了。

童自荣:你们年轻,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也了解得不多———邱岳峰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身上带了很多出身等等诸如此类的历史遗留问题。就在他在上译厂的工作期间,头上的“右派”帽子也都还没摘。只有我们的陈老头,会用人,敢用人,顶住压力把他保了下来。邱岳峰那个人啊,真是历尽沧桑的一个人,一个好人,去世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这以后,是一段长长的沉默)。

记者:考进上海戏剧学院,对您来说是个机会吧,1966年,您从上戏毕业了,终于能从事和邱岳峰一样的工作了。

童自荣:说不上机会,但确实是个好的开始。在那几年里,我一心就想毕业以后从事配音工作。

记者:是啊,等您进了上译厂,那就算是邱岳锋的同事了。

童自荣:经过一番周折,总算进了上译,真的是很兴奋。虽然一开始的几年时间,都在跑龙套,常常一部影片里,就那么一两句词让我配,但当时和我在一起的都是邱岳峰、毕克、乔榛那些优秀演员,和他们在一起交流向他们学习,就足够让我很快乐了。当我站在话筒面前,完成一句台词的时候,心里啊,真的充满了幸福感。

我想念陈老头

记者:1973年进的上译厂,这以后您跑龙套跑了几年?

童自荣:差不多有五年。那几年里,我也一直在盼:一个大学生、科班毕业的演员,今年配不上主角,明年总能配得上了吧?所以没事的时候,我就坐在录音棚的角落,听别人配音,自己用心揣摩。说实话,确实算是用功的。这样一直到1978年5月,当我已经足够成熟能担当重任的时候,我们的陈老头,也就是老厂长陈叙一,指派我为《未来世界》里的记者查克配音,那是个主角。

记者:您还记得当时的情形么?

童自荣:很激动,也很紧张。那段时间里,我心里想着的全是角色的性格特征:吃饭的时候想,走路的时候想,当然睡着了之后想不想不知道(笑),但每天临睡前总还在想。

(记者:1982年的一期《上影画报》上还提到您因为琢磨配音的事儿,一不小心骑自行车撞了大卡车,有没有这事儿?)是有那事儿(笑),那是在配《加里森敢死队》的时候。

记者:《未来世界》之后,您就配《佐罗》了,那应该算是您的成名作吧?

童自荣:《佐罗》是1980年配的。就像大家说的,《佐罗》成功了。记得当时有位同事跟我说“你真福气啊”,意思是说和邱岳峰、毕克那些演员相比,我算是靠运气,碰上了“佐罗”这个最适合我的音色的角色。但我觉得,我的成功有老厂长陈老头的一份功劳。

想当初,如果不是陈老头慧眼独具,而是把我拒之门外,那么,“佐罗”的声音也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我承认我这个人要想在事业上取得点成功,除了我独特的音色,更多的是靠我的用功。陈老头从不明确对我有什么表扬,事实上他对别人也一样,这一方面他极吝啬。在录《未来世界》的时候,他曾对我说“你用功,这很好。”说实在的,我所以有今天,跟老厂长敢于让我挑担子、放手使用分不开的。

记者: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邱岳峰、毕克,却不了解你说的陈老头,能跟我们说说他的事儿么?

童自荣:在翻译片这个领域中,陈老头是个奇才,是个绝对的权威,可以说空前绝后。在配《加里森敢死队》的时候,对“我”这个中尉,部下该怎么称呼,成了一个问题。你知道———用“大人”、“先生”、“中尉”来称呼,都太一般化了。

当时老头子本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发动大家一起动脑子。但最后还是陈老头提出的方案最有味最传神,就是后来我们在戏里叫开的———“头儿”,短短两个字,现在想来好简单,可当时真颇费了一番心思。说实在的,这也只有老头子才想得出来,因为他既懂戏,又懂翻译,三教九流都接触研究过,知识面特别广,遣词造句又琅琅上口,做配音演员的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念陈老头译的本子,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他的去世,让我们这些人感到有一种特别的无可弥补的失落感,从此在我的心目中再也没有了掌舵的权威。有时候我在幻想:陈老头要能回来该有多好(说到这里,他的眼角泛着泪光)。

我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配音演员

记者:《蒲田进行曲》是哪一年配的?我记得您在里面配一个坏家伙,最有印象的台词是:“你没看见我的背上写着孤独的‘孤’字吗?”

童自荣:《蒲田进行曲》里的银四郎确实是个坏家伙,那句台词的意思是说,像银四郎那种在演艺圈混的家伙精神生活是极端空虚的。配那片子是在1983年,这片子当时反响也还不错,比起来,这几年中影引进的外国片水准就很不尽如人意了。

记者:1983年,您进上译厂10年了,来了个大转弯,开始配反面角色,是您自己为拓宽戏路的选择么?您有没有过做译制导演的想法?

童自荣:这也完全是陈老头的决定,那时候在上译厂每部片子的配音名单都是由老厂长最后敲定的。说实话,我的配音戏路不是很宽,由于声音上有局限性,音色、音域都固定了,要想改变很困难。但是这种转变,我也是乐于尝试的。

至于你说的导演的工作,我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要知道,有时候能做好一个好演员,却不一定就能做好导演的工作。就像踢球的,是个好运动员,但不一定就是一个好教练。像陈老头那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至于我,比较有自知之明,跟陈老头、邱岳峰他们没法子比的。我只想努力去配好音,这才是我的本职工作。

记者:一般来说,译制一部影片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童自荣:译制影片的大部分时间是前期的翻译工作,先根据原剧本译出一个翻译本子,再对口型,然后才是配音。而真正用于配音的时间也就是一两个星期左右。照这样算下来,我们厂的年译制电影能力大概有40到50部,而现在每年只能译到二三十部,今年因为“非典”的干扰,就更少一些了。

记者:听说前一阵,在译制片事业正滑坡的大背景下,上译厂又开始招收年轻人了,您是怎么看的?

童自荣:应该说,眼下是一个娱乐多元化的时代。一方面,比起七八十年代,现在除了看电影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娱乐方式;另一方面,从译制片生产角度说,一批有经验的、大师级的翻译、导演、演员都不在了,译制片的水准也大幅滑坡,译制片的生存就显得更加艰难。上译厂最鼎盛的时候有30多个演员,现在大概连一半都不到了,培养新鲜血液是必须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希望能有个年轻人,他有华丽漂亮的音色、有特殊的魅力———不是说要跟我的声音完全一样———我就可以退休了,毕竟人总是会老的。

记者:这阵子正在上映的由李亚鹏配音的《黑客帝国2》,您看了没有?

童自荣:电影我没看。说实在的,外国电影公司找明星配音扩大影片的影响,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关键是得找对合适的人选,最好是多找几个人比较一下,找一个声音和电影原型最妥帖的。

记者:您这一阵子都在忙些什么?

童自荣:这一两年来,除了不多的配音工作,我主要策划了几次朗诵会。比如今年9月份将在上海商城剧院举办的“向往崇高”音乐朗诵会,也是我策划、牵头的。届时孙道临、李梓、曹雷等老配音艺术家也将和热爱配音艺术的观众们见面、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