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高强书记与陈竺部长谁讲了真话?

3月7日,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小组讨论中笑称,“(卫生经费)比起去年实际花的300多亿,多了800多亿,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现在投入多了也发愁,干不好不行啊。”针对以上说法,卫生部部长陈竺翌日在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二次全体会议时表示,“其实钱是很不够的,因为咱们的底子比较薄”,他还说“做好了挨骂十年的心理准备”。同一个部的部长、***讲话前后不一致,让老百姓犯迷糊:到底谁讲的是真话?那就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两者的专业出身吧。官拜卫生部***兼副部长的高强原来本不懂医疗卫生,大学学的是世界经济专业,曾任财政部副部长。看来三句话不离本行,财政部的特点就是掌握、控制拨款。作为财政部前副部长来说,拨款从300多亿增加到1000亿,已经多得不可想象了,难怪他出此言。

而作为卫生部部长的陈竺来说,本来就是医生——血液专家、博士导师。他作为行内专家,又是卫生部长,很清楚医改投入需要多少拨款。所以,他宁愿“挨骂十年”,也要讲真话:“其实钱是很不够的”。
据报载,业内人士分析,要实现医改的普及性受惠,这1000亿元投入可能远远不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在去年最热烈地讨论医改方案时,曾有6家独立的机构分别提出医改方案和测算医改政府投入的总费用,6家机构不约而同地得出的结论是每年政府需投入2000多亿元。最后有关部门却找了一个师范大学得出一个什么七套方案,说每年只需1000亿元就可以实现医疗保障,引起全国哗然。

看来,高强***似乎很欣赏去年那个“师范大学方案”。
在“党领导政府”的现在,官拜卫生部***兼副部长的高强似乎是一把手。给一个外行***来领导卫生部,作为党外人士的内行兼部长的陈竺如何开展工作?所谓“党外人士任部长”本来是好事,但这个党外部长说出来的话能否执行,执行起来缩了多少水,打了多少折扣,谁知道啊?
医改工作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民生大事,有关部门已经委托设计了9套方案了,但直到今年才找了医疗行内人士设计出来10套方案。据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称,现有的10套医改方案可能会让院长们“很失望”。如果没有医务人员队伍的积极性、创造性,任何医改方案都只是纸上谈兵,不会成功。他说,“我认为中国医改最关键的不是钱,而是人,是600万医务工作者。”作为外行的高强是医改组组长,陈竺是副组长。医改工作久拖不决与此有无关系?医改方案以何种面目出台?民众拭目以待。

谁有信心能和卫生部一起慢慢变老?

就算卫生部能和中石油一样“去年48,今年24”,永葆权位之青春,掌握中国人健康之大计,但也要问问,对于那些急需改善医疗状况的人来说,一生能有几个二十年?“现在还不是卫生部高调的时候,要做‘老黄牛’,还要准备挨社会十年至二十年的批评。”日前,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参加全国***农工党分组讨论时,坦言目前医疗系统内部在推动医改的积极性上存在不足(《广州日报》3月8日报道)。
我看见这个新闻激起了些掌声。理由是政府部门能够虚心“挨社会批评”,于情于理都算是一个不小进步。毕竟,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西丰警察”在周边徘徊。然而,面对这样一个利好,我却满腹疑虑:卫生部“准备挨二十年批评”,是因为无奈,还是因为自信?
记得谈到医患关系紧张时,陈部长曾经感慨,“卫生部就得承受皮肉之苦,社会上有什么情绪,不要对医生和医院来发,对本人来发。

我是无党派,没什么后顾之忧,准备做减压器,必要时准备‘堵枪眼’。”随时准备“堵枪眼”,当是一种“牺牲”精神,就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然而,卫生部长“堵枪眼”的比方似乎用错了方向,因为公众或者社会并没有开枪,真正开枪的反倒是目前不尽如人意的医疗政策。有目共睹的是,近年来医患纠纷不断,其实医生和病人都“很苦,很受伤”。当再改革呼声渐起,公众最希望政府能够有所作为,尽早撤走这杆“枪”。
回想若干年来医改路线图,人们难免有一种蹉跎岁月的印象。

前年“两会”,前卫生部长说“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涉及十几个部门,相当复杂,目前尚无灵丹妙药可以解决”。此后,***赶紧批准由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牵头组成医疗体制改革小组。去年“两会”,前卫生部长说“今年医改新方案肯定将出台”,后来不了了之。最近有消息说新医改方案将在今年两会后推出,但陈部长一句“愿挨二十年批评”,似乎宣告卫生部准备打“持久战”,诸位期望不必过高。
显然,那些对当下医疗政策持批评意见者,多是希望在医改方面全心全意戮力而为,而不是像法语小说《蚂蚁的革命》所批评的“庸俗革命家”那样,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采取什么手段,也要在他们有生之年见到他们革命的所有成果。然而,当卫生部长因为“医疗系统内部在推动医改的积极性上存在不足”等原因,近乎豪迈地宣称“准备挨社会十年至二十年的批评”,我们所看到的更多却是“权力的自负”。

无疑,对于当下改革,人们已经养足了耐心,是故“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这样的句子得以流行。就算卫生部能和中石油一样“去年48,今年24”,永葆权位之青春,掌握中国人健康之大计,但也要问问,对于那些急需改善医疗状况的人来说,一生能有几个二十年?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限,每个人的时间都不够用,然而,中国用于“转型”的时间却总是多得花不完。如你所知,从1840年至今几近两百年。如今,对于医改,卫生部还准备“挨社会二十年批评”。这“挨社会二十年批评”,或许只是陈竺部长脱口而出,但它以其特有的方式让我看到中国转型之困顿,公共舆论之孱弱。

在过去的专栏评论中,我曾经谈到“民意缺乏执行力”的问题。显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真正的最不幸的不是已经发生的不幸,而是大家都知道这不幸的根源却不知道它何时消失或消灭,而是尽管舆论与民意一次次胜出但悲剧继续堂而皇之地上演。就像“周老虎”事件之“虎头无尾”,两会召开前甚至有网友“为总理担忧”:若被问及“周老虎”的问题将如何是好?当民意的胜出终结于官方的沉默,谁都知道,倘使我们不能为公共舆论建立起一套货真价实的问责机制,这“二十年批评”也难免和全民打虎一样沦为这个时代的伤心记忆。
罗曼·罗兰曾经说,当一个人看透了自己国家的愚钝与无可救药后,他也会渐渐心胸开朗起来。应该说,三十年中国改革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将拥有一个美好前途。只是,以批评为业的人该意识到,批评卫生部和其他许多难以改革、“没有积极性”的部门一样,将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事。问题是,就算卫生部忍心让你为一件事批评二十年,你一定也会厌倦。或许是因为看清了形势,我看到有网友索性在网上为陈部长的新闻留言———“我不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