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高足 探寻谭其骧先生早年的学术足迹
[摘 要]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兴人,20世纪中国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早年曾在暨南大学求学3年,抗战胜利后回暨大兼课近两年。已有多篇论著研究其学术思想。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查阅《申报》、《谭其骧日记》,结合暨南大学综合档案室所藏的相关档案等,深入刻画谭其骧求学、任教暨南大学的历史细节,从中探讨求学、任教暨南大学的经历与其学术生涯的关系,并拟探讨当时暨南大学的教育环境。
一、“谭其骧与暨南大学”的学术分析
(一)、《谭其骧自传》中的《我与暨南》
谭其骧几乎一生都在学校学习、工作:6岁入读私塾;1932年春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即将毕业之际登上讲台,从教至逝世。其中,1927年秋至1930年春在上海真如暨南大学研习;1947年秋至1949年春在暨大兼课近两年。可以说,“在谭其骧先生的个人历史上,暨南大学乃是其以学术为主要色彩生涯的重要港湾。”
谭不喜欢写自传,他生前留下的回忆性文字多在亲友劝说下写成,或由其口述,别人代笔。其中涉及暨大的有1980年写成的《谭其骧自传》,1981年写成的《锲而不舍,终身以许之》、《谭其骧自传》,1990年后写成的《我与暨南》。
1980年写成第一篇自传,篇幅短,内容简单,许多记忆还相当模糊。其中忆及在暨大中国文学系读了一年,因不喜欢系主任陈钟凡而转系。略带提及抗战胜利后兼课暨大一事。
1981年8月,葛剑雄据该篇自传整理出另一篇同名自传,侧重回顾谭在历史地理方面的贡献,简要谈及谭求学暨南时对转系的考虑,未论及兼课一事。《锲而不舍,终身以许之》一文是谭应《浙江日报》之邀而作,主要介绍他本人的治学经验。
文中所记他大学转系一事,与第二篇《谭其骧自传》略同。不过,该文未指明转系一事发生在就读暨大期间,也未谈及兼课一事。但肯定了解放前允许转系“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办法”。《我与暨南》一文回忆了他在暨大学习、兼课的详细情况,成为后来葛剑雄撰写谭其骧传中有关谭与暨大关系的主要依据材料。
另外,暨南大学校史编写组人员 为编撰校史曾采访谭其骧,将谭回忆在暨大学习、兼课的内容写成《从高材生到名教授的谭其骧》。
1992年谭其骧逝世后,葛剑雄以学生、助手的身份将谭1982年及之后写成的主要论文编成《长水集续编》,选编谭部分日记出版《谭其骧日记》,将谭历史地理论文编为《长水粹编》,又选辑谭部分论文、杂文、札记编成《求索时空》。
另外在翔实资料的基础上写成《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悠悠长水、求索时空——谭其骧传》、《禹贡传人——谭其骧传》。这四部传记中关于谭在暨大读书、兼课的情况,多基于谭个人回忆,尤其参照谭所著《我与暨南》一文,较为详细地阐述谭所忆及的人物与其学术生活的关系。
另有论者运用相关档案追述了谭在暨大的读书生活。如《百年暨南史(1906—2006)》第二章就运用了暨南大学综合档案室所藏的相关档案,发现谭在暨大读书期间创办了《历史社会学两月刊》。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暨南大学校史编写组就注意到了档案的运用:“从《1929年暨南年鉴》得知,他(即谭其骧)曾负责历史社会学系同学会的文书……”。赵灿鹏在《国立暨南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期刊》创刊号中找到谭当年的一篇小说《给我的小弟弟》。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查阅《申报》(1927年6月至1930年7月),《中央日报》(1928年3月),进一步运用暨南大学综合档案室所藏的相关档案、《谭其骧日记》等,深入刻画谭其骧求学暨南和长教暨南的历史细节,从中探讨谭求学、长教暨大的经历与其学术生涯的关系,并欲探讨当时暨大的教育环境。
(二)、学者校友——谭其骧与暨南校庆
1986年9月21—23日,暨南大学举行80周年校庆活动。谭其骧虽因事忙无法亲赴广州参加,但托人送来一套由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捐赠给暨大图书馆。
1990年10月8—10日,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和暨大上海校友会在上海联合举行“何炳松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讨论会”。80岁高龄的谭坐着轮椅,参加了何炳松老校长的纪念大会和学术讨论会。其发言整理成《何炳松与〈新史学〉》,发表在《暨南学报》第3卷第2期(1991年4月),后收入《求索时空》。
二、求学暨南
谭其骧在暨南大学学习了三年:第一年考入文哲学院中国文学系;后两年改读历史社会学系。其中,1928年秋季开学先转入外国文学系上了两星期课,再转入历史社会学系。1930年春,因修够学分而提前毕业。下表为谭就读期间开学、放假时间简表:
(一)、考取暨大文哲学院中国文学系
谭其骧决定报考暨南大学颇具戏剧性。葛剑雄说“他之所以选择暨南,是考虑到自己高中少读了一年多,大学一年级又没有上过多少课,要考取名牌大学把握不大,而暨南大学虽是国立,却以招收归国华侨子弟为主,录取要求相对较低。”另有论者说“正值暨南升格为大学,是颇有名气的国立学府,他就考入了暨大,先是念中国语言文学系。”两者说法可互为补充,都有合理性。
事实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不久,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接收京沪一带的学校。1927年6月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派郑洪年接收真如国立暨南学校,后正式任命郑为校长。
郑自6月到校视事,即着手改组暨南学校,并专门编印《国立暨南大学改组特刊》,按郑主持编订的《国立暨南大学计划大纲》,宜用六年,分三期,将该大学改组、扩充为一个“三院鼎立、六部具备的华侨最高学府”。按改组计划,大学部建制为“6院20系6科”,将陆续扩充完善。1927、1928年度为第一期,其中1927年7、8月举行了两次招生考试,大学部录取情况如下:
谭其骧参加了第二次招生考试,8月4至18日报名,19、20日考试。25日《申报》登出该次招考录取名单,谭和江应梁均榜上有名,中国文学系该次共录取学生9人。
9月5日,国立暨南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原定大学部6、7两日注册完毕,但实际上12日上课一个星期后,大、中学两部学生注册尚未齐全,所以不得不召开第六次教务会议,强制规定:除有特别事故之学生应陈明证据、理由请假外,一律先于本月二十四日以前注册,过期概不收录。
关于中国文学系情况,《1929年暨南年鉴》记:“十六年秋(1927年秋),暨南将旧有商科大学扩充为:文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商、农、艺术等六院。改组为暨南大学后,中国文学系乃应运而生。
其时本系同学来校者仅二十余人,主其事者夏丏尊先生。是年十月,中国文学系同学会成立。……未几,夏先生以事辞职。今年春(1928年春),陈钟凡先生来掌本系。以旧有课程包涵文学、史学、哲学三科,未尽恰当,乃加损益,分学程为:文、诗、词、曲、小说、文学批评、文字学、语言学八类,以文学为主,语言学、文字学为辅。
并改名为中国语文学系。……甫及半年,成绩颇多可观。于是编汇师生平日研究作品,于今年夏(1928年夏)发行《中国语文学系期刊》创刊号,内容丰富,颇多专者……”由此可知,1928年春第二学期开学后,陈钟凡接替夏丏尊任系主任,将中国文学系改名中国语文学系,进行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
在谭记忆中,中国文学系第一学期的学习生活较为快活,而第二学期则相对压抑。这可能因为他喜欢夏丏尊上课,而不喜欢陈钟凡。关于第一学期学习生活,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夏丏尊的第一节课、林语堂课堂上躲到教室角落抽烟过瘾的情景。该学期11月6日,夏丏尊还请来好友鲁迅为中国文学系学生演讲,并聚餐。
“陈钟凡先生在1928年1月应郑洪年校长延聘,任暨大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谭其骧回忆“第二学期,陈钟凡先生接任系主任,他所聘来的教师多数讲的是相当陈腐的旧学,引起我的不满。
我贴出大字报讥评教师,为此受到教务长的训斥。暑假后,我决议转入外文系。”谭其骧为撤换“顽固派”陈钟凡,而串联班上同学联名上书郑校长,并亲自起草大字报,张贴在饭厅前。这种学生闹风潮的做法,无独有偶。
该学期开学不久的三、四月间,以大学部教务长黄建中、中学部教务长汪奠基教授辞职为导火线,引发反对郑校长派和“拥郑派”的学生风潮。而五月份出现“五三惨案”(济南事件),学界反日热情普遍高涨,纷纷开追悼会,组织演说,甚至停课募捐。
暨南大学于5月14日也召开了“济南五三殉难烈士追悼大会”,由新任教务长杨汝槑主持,秘书长陈敬之等教师演讲。18至21日组织宣传队到无锡等地募捐,21日才开始正式上课。
另外,6月间全国各大学举行三民主义考试;南京、上海两特别市由大学院主持,定于16日考试。从上述四个月内所发生的事看,暨大受外事影响较大,难有平静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安心学习。由此也可推测谭起草大字报驱赶教授乃受了当时学生风潮的影响。
而陈钟凡教授出掌中国文学系主任,对该系进行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与谭其骧回忆有出入。事实上,陈钟凡任教暨大前,先后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国文系、广东大学、金陵大学国文系,又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已在教育界享有很高声誉;主持暨大文学院亦颇有建树。
另外,谭其骧还忆及第一学期的英文老师余上沅、第二外语日文老师沈端先(夏衍)、林语堂、张凤。
(二)、先后转系至外国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
1928年秋季开学,谭其骧从中国语文学系转入外国文学系,最后转入历史社会学系。据谭回忆,转入历史社会学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原来经过一年的学习,他发现自己形象思维的能力有限,却长于逻辑推理,搞文学创作未必会有成绩,研究历史倒相当合适,因此他作出了决定他未来的关键选择。”1928年秋至1930年春,谭在该系读了两年,两年内该系人事变动如下:
1928年4月,第一任系主任黄凌霜开始筹办历史社会学系。所聘教师有张凤、程仰之、余天休、张北海、蔡乾久,7、8月举行两次招生考试(两次招考情况见下表)。录取学生构成一年级一个班,9月正式开学。
开学后,谭其骧等5人转入该系,组成二年级,但与一年级合班上课。历史社会学系成立之初隶属社会科学院;9月下旬改属“文学院”(原称“文哲学院”),直至谭其骧1930年春毕业。
第二学期(1929年春)实施“分院行政制”,任命陈钟凡为文学院院长,学院下设中国语文学、外国文学、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哲学六系;历史社会学系成立只一个学期,即被分为历史系、社会系。系主任、教授变动情况如下:“本系主任原为黄凌霜先生,十八年秋(1929年秋)黄主任因事辞职,一时未能得有相当之继任人,乃暂由本系教员程仰之代理,十九年春得许楚生之同意为本系主任。
马哲民、邓昌权、王以中先生为教授,均为当代之硕学名流。”
1928年秋季国立暨南大学招考情况
尽管谭其骧回忆说“我在大学毕业之前还没有确定今后的目标”,但凭他小时候对历史地理的嗜好,及在历史社会系两年里更深得老师的正确指引,加之他又酷爱学习,大学毕业后即被老师推荐到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顾颉刚研习历史学。
在历史社会学系两年里,谭好学上进,表现积极活跃。一方面,他严以律己,认真学习。当时校风极为散漫,“学校管理比较松散,上课一般不点名,不上课也没人管……许多选修课不考试,以交一篇论文作为修毕该课的成绩。
论文是否出于本人撰写并不追究。”但谭其骧丝毫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除认真写好本人论文外,还多写几篇给其他同学。另一方面,他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加入历史社会学同学会,并任文书一职。
该会成立于1928年10月,由李佐泉、粟举等同学发起,谭其骧担任第一届文书。1930年3月,临近毕业的谭再次被选举为第四届文书。他还与周镜吾等同学创办了《历史社会学两月刊》,“吸引众多的历史社会学爱好者参与其中,培养了同学们钻研学问、探究历史的良好志趣。”
这两年里,为谭上过课的老师有:孙本文、邓初民、潘光旦、周传儒、陈景、王庸、徐中舒、方状猷等。谭深受这些老师的熏陶,如教中国古代史的陈景向谭传授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观点;王庸、徐中舒、方状猷出身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他们的课使谭受到考据方法和史学理论方面的严格训练;优生学专家潘光旦给谭上过社会学基础和种族问题,并指导谭完成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
这些老师还特别赏识谭其骧:刚大学毕业,即被陈景老师推荐到燕京大学师从顾颉刚;转到清华大学任教的潘光旦还聘谭为社会学系助理研究员,并让其自1937年3月起任教“近代中国社会学研究”一课;抗战期间,王庸推荐谭到内迁贵州的浙江大学任教。
这些老师有不少后来还成了与谭探讨学问的同道中人。谭自1955年始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赴北京暂住地图出版社主持工作。据谭《京华日记》所记,他在京期间频繁约王庸(王当时为北京图书馆研究员)一起吃饭、探讨问题。
1955年12月5日晚上6点,谭到吴晗住处晚餐,“同座王以中(即王庸)先生及袁震,谈地图事。”在北京主编地图集期间,还经常得到王庸老师的帮助。
10月13日,“王以中寄来《广舆图》等图稿说明。”1956年1月30日,“晚赴王以中先生借地学论文索引。”王庸老师不仅是谭学术上的同道中人,还是谭生活上的好友。1936年1月20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谭与李永藩在北平中央饭店举行婚礼。
王庸以谭就读暨南大学时的老师和北平图书馆同事双重身份,应邀出席了婚宴,还闹了洞房。1956年3月15日,“下午接赵斐云电,王以中先生突于昨晚暴卒。即赶到第五医院,正在入殓。”日记还多记载谭帮忙处理后事等。当年8月,谭作《悼念王庸先生(1900~1956)》一文,刊登于《地理学报》22卷(1956年8月)。
他一直与暨大读书时的老师保持联系。仅就《京华日记》记载的内容看:1955年2月26日致信余上沅;6月30日记余上沅已被宣布为胡风分子。5月11、12日记收到潘光旦先生的信,请谭帮忙查阅明初移民贵州的记载;14日,谭便回信潘先生。
29日潘太太刘波向谭借十五元。7月5日上午出席中国史大组会,遇见徐中舒老师。在这些日记中,谭其骧几乎都尊称这些老师为“先生”,可见当年老师对他影响之深。
三、任教暨南
1932年夏,谭其骧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开始他的教书生涯,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广州学海书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抗战胜利后,回杭州浙江大学任教;1947年秋,以谭季龙名义被上海暨南大学新任文学院院长孙人和(蜀丞)聘为历史系专任教授,谭重回母校兼课直至1949年春。
他主讲中国沿革地理,魏晋南北朝史等课程。其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一批暨南学生,并与暨大一批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
谭其骧在暨大每星期要教8节课。1947年10月开始,每周四早上到杭州坐火车,中午12时半抵达上海北站,吃完午饭即步行至暨大文学院,从1点半到5点半连上四节课,第二天再上四节。
1948年秋季开学,校方同意谭其骧每隔一个星期来暨大一次,一次上完两星期16节课(星期四下午4节,星期五、六各6节)。这样谭就不必每星期都坐火车奔波于沪杭之间。虽然谭来暨大兼课主要出于维持生活的原因,但他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给当时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据学生陈清泉回忆:“他每周两次风尘仆仆于沪杭之间,常常不能稍事休息就走进课堂,但他始终神采奕奕,认真教书,这给同学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和异常的好感。
”学生也特别爱听谭其骧的课,“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边讲边板书,提纲挈领,自成系统,立即使人耳目一新。他边讲边画地图,快速、准确、美观、令人叫绝。我庆幸能听到这么内容丰富、系统、新颖的沿革地理课,拼命记笔记,一节课下来不觉记了三四页,一年记了四本。
听谭先生的课,简直是种享受。”后来当暨大停办,历史系被合并到复旦大学时,这些在暨大听过谭其骧课的学生纷纷要求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周予同聘谭任教。
谭其骧在暨大兼课两年里结交了不少同事,日后多成为其学术、生活上的知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