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红玉之死 [原创]梁红玉的生死之谜

迷之二 梁红玉生于何处?死于何时?葬于何地?亡于何由?

前面说过,梁红玉的籍贯出身在正规史料中都没有记载。然而现在大多数梁红玉的传记都把她说成是江苏淮安人。

这个考证出自明末清初的大名士钱谦益。钱谦益写过一首怀古诗,赞扬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事迹:

柁楼尊酒指吴关,画角声飘江北还。

月下旌旗看铁甕,风前桴鼓忆金山。

余香坠粉英雄气,剩水残云俛仰间。

他日灵岩访碑版,麒麟高冢共跻扳。

他在诗中所说的“他日灵岩访碑版”指的就是韩世忠墓前的“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以下简称《忠武王碑》),俗称“万字碑”。碑文内容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由宋朝礼部尚书赵雄撰写的第二个韩世忠墓志铭版本。这个版本对韩世忠的功绩说得更加充分,并记录了梁红玉的三件事迹:飞马传诏、擂鼓金山、驻防楚州。

其中对飞马传诏平定苗刘兵变一事记载极为详细。对擂鼓金山和驻防楚州却只有了了几个字。这两件事赵雄是放在一起叙述的:

“城楚州,与士同力役。黄天荡之战,杨国在行间,亲执桴鼓。家楚州,织薄为屋。”

翻译:

(韩世忠、梁红玉)在楚州筑城,与士兵一起劳役。黄天荡之战,杨国夫人(梁红玉封号)在军中亲自擂鼓。(梁红玉)以楚州为家,亲自编制草席搭建房屋。

这里原文的“家楚州,织薄为屋”是指梁红玉以楚州为家,但在钱谦益笔下却给歪解成了“碑云:杨国家楚州,织簿为屋。盖杨国家本楚州,寓京口也。蕲王镇楚州,披草莱,立军府,故夫人亦织簿为屋,与士卒其力役也。”(初学集 卷四十四 韩蕲王墓碑记)完全不管上下文关系。

钱谦益这样歪解不要紧,由于他是当时的“江左三大家”之一,他的“考证”逐渐成为主流。稍后的另一位大名士阎若璩在看过钱氏的考证后力主将这个“考证”编入《山阳县志》中。《山阳县志》当时的主编张鸿烈又经过一番“考证”,得出梁红玉是楚州北辰堰(又称北辰坊)人的结论,为此还写了一首诗,题为《北神(辰)堰韩蓟王扬国夫人梁氏》:

北神堰枕清淮流,居人织苇堰上头。

蓟王夫人昔家此,随母播迁到润州。

此后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续编的《山阳县志》沿用了康熙本《山阳县志》的说法,在《人物传列女》中说:“宋,梁夫人,蓟王韩世忠妻,楚州北辰坊人。初,江淮兵乱,梁流落为京口娼家女。”而刊刻于乾隆十三的《淮安府志》(卫哲治、顾栋高等人纂修)卷二十二《列女》中也采用此说并注明:“事见《鹤林玉露》及钱谦益《韩蓟王碑》”。

民国出版的《韩忠武王祠墓志》(顾沅、程勋辑)则收录了钱谦益《韩蓟王墓碑记》全文。到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写《韩世忠年谱》时也引入钱谦益的这段考证。

于是梁红玉是淮安人之说在学术界几乎成为定论。而现在淮安为了发展旅游业也乐于将梁红玉的籍贯放在楚州北辰坊,甚至搞出梁红玉故里之类的“古迹”。

仔细研究钱谦益的“考证”以及赵雄的原文,我们不得不说梁红玉虽然曾在楚州生活战斗过,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籍贯出于楚州。所谓“楚州北辰坊人”和“梁红玉当过妓女”一样,不过又是一个以讹传讹的典范。

因此现在通行的梁红玉籍贯说是建立在《鹤林玉露》和钱谦益对《忠武王碑》的错误解读上的。所谓梁红玉当过“京口娼”更是后人附会。钱氏所谓的“宣和二年,遇杨国于京口”的“考证”也就站不脚了。

那么,梁红玉到底是哪里人呢?下面是我根据宋代当时的史料作的一些推测和猜想。

从现存的史料看,梁红玉应当是智谋出众,有相当武艺和指挥能力的一员女将。《忠武王碑》说“黄天荡之战,杨国在行间,亲执桴鼓。”《宋史 韩世忠传》则更详细一点“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可见梁红玉是亲自参与指挥了黄天荡战役。

苗刘兵变时,梁红玉和她的两个儿子被苗傅扣押在军营里。苗傅等人为了拉拢韩世忠决定放梁红玉去劝说韩世忠投降。于是对梁红玉低声下气得求告,又为梁红玉准备马匹,放她出城。梁红玉进宫见过太后,取得勤王诏命后飞驰出城。

途中又碰到苗傅的弟弟苗翊。在发现苗翊对其产生怀疑的情况下,策马狂奔,突破苗翊的阻拦,从临安(今杭州)一日夜奔驰到达嘉禾(今嘉兴)向韩世忠通报虚实,最终促成韩世忠迅速进军平定了叛乱。事后朝廷赏功,圣旨中赞扬梁红玉“智略之优,无愧前史”。

(《忠武王碑》原文:杨国夫人及二子质傅军,防守甚严。王略无顾念。会隆佑太后宣见杨国。杨国诣傅,绐曰:“太尉作如许事,公来矣,于太尉何如?”傅乃屈膝拜曰:“愿奉兄嫂礼,谨具鞍马,烦夫人好为言。”是日入 见,隆佑宣问周悉,执杨国手垂泣曰:“国家艰危至此,太尉首来救驾,可令速清岩陛。

”杨国奉诏驰出都城,遇傅弟翊于途,告之故。翊色动,手自捽耳。杨国觉翊意非善,愈疾驰。一日夜会王于 嘉禾。王见之惊曰:“汝辈在耶!”俄而明受诏至。王曰:“吾知有建炎官家,安知有明受!”)

从这条记载可见梁红玉的体魄强健、骑术出众。杭州到嘉兴,距离大约200里左右。能骑马飞驰一昼夜,不是一般人的体质能够承受。

众所周知,宋代丧失西北养马地后极度缺马。而处于南方水网腹地的淮安更不可能有好马。梁红玉如果从小在淮安长大,后来又去当了“京口娼”,她从哪里学来这么一身出众的骑术呢?

当时宋朝唯一不缺马匹的地方是和西夏接壤的陕西诸路边境。韩世忠就出身于延安府。《宋史 韩世忠传》说他“早年鸷勇绝人,能骑生马驹。” 《忠武王碑》也说“王每闻边迅至輙上马或不俟鞍而奋。”也就是说他能骑没有马鞍的烈马。

如果我们考虑到梁红玉的高超骑术,那么梁红玉也大有可能是来自陕西诸路和韩世忠是同乡。

《忠武王碑》记载:“(韩世忠)尝过米脂寨姻家会饮。日已夕而关闭。王(韩世忠)怒以臂拉门。关键应手而断。旦视之,其木盖两拱余。关吏骇服。”

米脂寨是宋夏交锋的前沿,曾为宋夏反复争夺。在北宋末年是一个纯军事性质的堡垒。韩世忠的姻家在米脂寨关城内,说明其也是军户。那么这个姻家会不会是梁红玉的娘家呢?

韩世忠的部下有很多是他的宗族子弟和亲友。赵构曾经给韩世忠发过一个嘉奖令,里面说到:

朕惟唐之名將多矣,独郭子仪巍然以功名始終,岂非以其谦畏自將,有爱君体国之诚心故耶? 卿屡立战功,计安宗社,而每怀兢慎,虑涉非彝,知天下之至公,合古人之大节。比以闺门之私谒,至投奏牍于公车,国尔忘家,屏居待谴。

既关闻听, 朕甚嘉之。《书》不云乎,‘臣罔以宠利居成功’者,卿之谓也。其梁逢、韩彦臣 除授指挥, 已令寝罢, 成卿自陈之美。卿其急趣表着, 副朕眷怀。故兹奬谕。(《赐检校少师武成感德军节度使神武左军都统制韩世忠奖谕诏》《浮溪集》卷一三。又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〇)

这里说到韩世忠的两个部下梁逢、韩彦臣。从上下文来看,都是韩世忠的家族成员。韩彦臣自然是韩世忠的子侄辈。而梁逢应当是梁红玉的族人。既然梁红玉有族人在韩世忠军中升到指挥一级,则梁氏一族从军者应是不少。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梁红玉的来历。

梁红玉的出身扑朔迷离。梁红玉的死亡也充满了疑团。

各种演义小说和戏剧中都给梁红玉和韩世忠安排了一个辞官归隐共游西湖的结局。而有些现代史书则不加分辨得将这个故事全盘照抄,甚至“考证”出梁红玉在韩世忠死后两年才“郁郁而终”。

真实的历史上,梁红玉早于韩世忠去世。

张扩的《东窗集》中记载了一份追封梁红玉为邠国夫人的诏书。内容如下:

勅:朕荷天之休,丕隆孝治,爰敷厚泽,以惠多方。恩及闺门之私,礼无存殁之间。具官故妻某氏,柔嘉有则,恭顺而慈,警戒虽笃於相成,富贵莫终於偕老。属兹大赉,申锡愍章,易封於邠,永作尔宠。(《东窗集》卷一二 《韩世忠故妻梁氏赠邠国夫人制》)

有人也许会问这份诏书难道不能是韩世忠死后才颁布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张扩不但在《东窗集》里记载了追封梁红玉的诏书,同时还记载了追封韩世忠第一个夫人白氏为潭国夫人的诏书和加封现任夫人峁氏为苏国夫人的诏书。这说明梁红玉的确死在韩世忠去世之前。

不过,虽然可以确定梁红玉先于韩世忠去世,但除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各类宋代史料都没有说到梁红玉是何时去世的。《要录》则在绍兴五年(公元 1135 年)八月丁卯(农历八月二十六日)一条称“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妻秦国夫人梁氏卒,诏赐银帛五百匹两”。

这一条似乎是铁证。但对照其他史料却大有漏洞。

前面说过,韩世忠前后有两个墓志铭。第一个墓志铭是他死后七年由孙觌所作《宋故扬武翊运功臣太师镇南武安宁国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咸安郡王致仕赠通义郡王韩公墓志铭》( 以下简称《墓志铭》)

孙觌在《墓志铭》提到韩世忠有两位夫人“元配秦国夫人梁氏,今配魏国夫人茆氏”。似乎符合《要录》的记载。但《忠武王碑》则记载“娶白氏秦国夫人,梁氏杨国夫人,茒氏秦国夫人,周氏蕲国夫人”。除了周氏的蕲国夫人,其他都是实封的国夫人。在《忠武王碑》中,赵雄一直称梁红玉为杨国夫人而不是秦国夫人。

梁红玉生前并没有给封过秦国夫人。梁红玉被叛军封为“安国夫人”。叛乱平息后因功封“护国夫人”。有人考证这个称号应是“和国夫人”。“护”与“和”在江浙语中是同音字。

国夫人虽然是外命妇的最高一级,但国夫人也有大小之分。一般国号为战国七雄(齐、楚、燕、赵、韩、魏、秦)或春秋时大国(晋、鲁、郑、卫)的是大国夫人。而春秋时小国国号的则地位较低。梁红玉初封的和国夫人就是小国夫人。而后来的邠国夫人和杨国夫人也都是小国夫人。这样,如果梁红玉生前就封了秦国夫人,赵雄《忠武王碑》文中在没有道理不称其为秦国夫人的。

按邓广铭先生的猜测,孙觌的《墓志铭》可能因碑文残缺而少了几个字。“元配秦国夫人梁氏,今配魏国夫人茆氏”可能应当是“元配秦国夫人白氏,杨国夫人梁氏,今配魏国夫人茆氏。”

问题是孙觌的《墓志铭》收录在他自己的作品集《鸿庆居士集》中。错漏似无可能。而且文中提到“秦国夫人”不止一处。在叙述韩世忠的安葬过程时,孙觌说“彦直等以其年十月庚午举公之匶合袝于平江府吴县胥台乡灵岩秦国夫人之墓。”

这里明确说把韩世忠的灵柩运到秦国夫人的墓合葬。如果按照邓氏的猜测说这里的秦国夫人是白氏的话,问题就大了。

韩世忠得到苏州的一片封地应是绍兴初年的事。当地有韩世忠强夺“沧浪亭”为自己宅院的记载。这事且不论真假,但韩世忠的确在苏州有府邸,也安葬在苏州。

如果按照一般的说法,白氏早死或失陷北地无音讯,那么她怎么能葬到苏州来呢?

梁红玉在苗刘兵变后从“硕人”被超封为“国夫人”。按宋朝的官制,“国夫人”是非皇族女眷能得到的最高封号。从“硕人”到“国夫人”中间还有两级“淑人”和“郡夫人”。

“国夫人”是宰执一级的夫人封号。对于梁红玉来说从“硕人”直升最高一级的国夫人当然是超封。但是韩世忠在苗刘兵变时是“定国军承宣使,鄜延路副总管,加平寇左将军”其正妻的封号应当是“郡君”。宋徽宗郡君为淑人、硕人、令人、恭人四等。表面上看梁红玉的“硕人”称号没有问题。但韩世忠有平寇左将军的头衔,正妻似应至少为“淑人”。

那么是不是苗刘兵变时白氏还活着并且是韩世忠的正妻?《要录》中记载的那位秦国夫人其实是白氏?

反过来说,如果邓氏的猜测不成立。《墓志铭》并没有缺字。梁红玉的确封过秦国夫人。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绍兴五年八月,梁红玉是在楚州前线。如果死于此时,为何不在楚州就地安葬,而要埋到苏州去呢?

楚州离苏州直线约有七百多里。古代道路不畅,走的不一定是直线,实际路途可能超过千里。而楚州周围都是战场。在这种情况下,千里扶柩归葬苏州似乎并不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当然,梁红玉也可能是后来战事稍微平息后才迁葬苏州。但韩世忠自绍兴五年之后要么在前方打仗,要么回到临安述职。即使后来解除兵权后也一直都住在临安,而不是在苏州。

苏州也并非韩氏祖坟所在。韩氏子弟也没有死在外地必须迁回祖坟的传统。例如韩世忠的儿子韩彦直的墓就在长兴,而不是陪伴在韩世忠身旁。何况当时还没有所谓的忠武王墓。韩世忠有什么理由不把梁红玉的尸体迁回临安,而非要把梁红玉的遗体送到苏州去呢?

第一种分析,在绍兴五年死去的并不是梁红玉而是韩世忠的原配白氏。韩世忠和梁红玉进军楚州。白氏则留守苏州。几个月后去世。《要录》错记为梁红玉。但其他史书作者均知梁红玉未死,故不记此事。

第二种分析,绍兴五年白氏和梁红玉几乎同时去世。死亡的日期相近。而白氏不出名,《要录》的作者抄写时应写为“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妻秦国夫人白氏、杨国夫人梁氏卒诏赐银帛五百匹两”。却误把两人混为一人。因此白氏埋在苏州,梁红玉则埋葬在楚州。

第三种分析,梁红玉的确封过秦国夫人,绍兴五年死在楚州前线。由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某种理由,她的尸体被运回苏州安葬。

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一种分析。这个分析能完满的解释为何只有《要录》才记载梁红玉的死讯而其他同时代的史书不载。当然在没有找到其他更直接的考古或书面证据前,《要录》的记载虽然和韩世忠的两个墓志铭有冲突,我们还是只能对其存疑,不能把它彻底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