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曙光哪里人 饶曙光:台湾电影导演侯孝贤拍”中国诗”的电影人

7月17日晚,“电影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侯孝贤携《悲情城市》、《海上花》等7部电影与观众见面。这不仅是对台湾电影的一次深情回顾,更是对华语电影未来的展望。

在台湾新电影导演中,侯孝贤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位,也最具诗人气质和人文精神。他的影片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内化为一种自觉的人文关怀和艺术追求,并以诗一般的镜语体系呈现于观众,成为华语乃至世界影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侯孝贤的创作分三个阶段:以《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恋恋风尘》为代表的青春成长片,以《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为代表的鉴史片,以《南国再见,南国》、《千禧曼波之蔷薇的名字》、《咖啡时光》为代表的现代都市片,以及总结这三个阶段的《最好的时光》。

1983年开始,侯孝贤的电影每一部都获奖,14部电影共取得20多个国际奖项,如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柏林影展的国际影评人奖、戛纳的评审团奖、芝加哥影展的银雨果奖等,并两度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侯孝贤也是位出色的电影编剧,曾多次获金马奖的最佳编剧奖。

至今,侯孝贤仍是台湾新电影阵营中的领导角色。新电影阵营当中最常与侯孝贤合作的工作人员是编剧朱天文,自《风柜来的人》开始,朱天文便成了侯孝贤的长期编剧搭档,此外,吴念真也是经常与他合作的编剧。正如伯纳多·贝托鲁奇所言:“一部电影并不单纯是一个人的创作。”朱天文的创作风格毋庸置疑影响到侯孝贤电影的风格,或者说两人的艺术气质和美学追求达到了一种默契。

长镜头美学、固定镜位、写实风格、画外音运用是侯孝贤电影的艺术特色,也是读解侯孝贤电影的关键词、核心词。更重要的是,侯孝贤是一位电影作者,而侯孝贤电影是作者电影。他将自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以来,西方作者电影的优秀艺术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旨趣融合在一起,开创了中国式的作者电影风范。

朱天文评价道:“侯孝贤基本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他的电影的特质也在于此,是抒情的,而非叙事和戏剧……吸引侯孝贤走进内容的东西,与其说是事件,不如说是画面的魅力,他倾向于气氛和个性,对说故事没有兴趣。

”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对侯孝贤的电影风格影响很大,他们的电影都是没有电脑特技,没有花哨的剪辑,甚至很少有人物的特写,人物表情的细节都被他隐藏了起来,镜头始终保持在旁观者的位置,就像是上帝的目光,不动声色地俯视着俗世众生。这样纪录式的表现方式更加重了电影里的悲情。

侯孝贤吸收了西方电影思潮再通过独特的电影语言展现本土的东方意象,在电影时空中将台湾的本土文化与传统的东方美学相融合。侯孝贤通过自己独有的影像表达,率先突破了台湾传统电影的叙事模式和拍摄技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侯氏电影美学特征”。

他的美学思想暗合了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意象”、 “妙语自然、物我两忘”等特质,在隽永的影片段落中,形成“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意境。通过对侯孝贤电影与其他华语电影的比较,我们发现在全球化语境的当下,这种文化记录性对于发展民族电影和民族文化,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作家阿城在《且说侯孝贤》的文章中曾经评价道:孝贤的电影语法是中国诗,此所以孝贤的电影无疑是中国电影,认真讲,他又是第一人,且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第二个中国导演这样拍电影。中国诗有一个特点是意不在行为,起码是不求行为的完整。

孝贤的导演剪接意识是每段有行为的整体质感,各段之间的逻辑却是中国诗句的并列法,就像“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四句,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吗?尽可以用各种流派去比量孝贤的电影,尽可以用孝贤去串联小津、费里尼甚至安东尼奥尼等,孝贤的电影都是自成智慧的。

2009年,侯孝贤开始担任金马奖主席,为很多电影当监制,也为台湾电影呐喊助威。在执著经营自我的艺术理念的同时,他鼓励青年导演们“面向观众”,不遗余力地扶植青年电影人,频频为年轻导演“护航”当监制,“因为这样,拍电影才能延续下去。

” 作为著名的艺术电影导演,侯孝贤一再强调的,却是电影工业基础的重要性。侯孝贤曾说:“一个地区,主流电影一定要蓬勃,你才有余力去支持所谓的艺术片。艺术电影基本上都是研发性的,因为它的成本不高,这样实验性就会比较强。当实验产品生产出来,感觉新的方式非常不错,它就会跑到主流里面,一个正常的电影工业应该是这样的。”

侯孝贤对两岸电影交流持有积极的态度。他反复强调:大陆电影是华语片中心。在他看来,好莱坞电影是两岸共同的“对手”,两岸电影人有很多可交流和相互借鉴之处,“华语电影要想走向世界,首先要做好自己,以华语片打入国际市场,这才是竞争力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