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复旦 专访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
——专访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
新华网北京5月7日新媒体电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最近出版的《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一书,通过作者玛雅与十几位著名专家学者的对话,从不同角度探讨总结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对“中国为什么能”这一叩问做出了响亮回答。《参考消息》从4月28日起连续摘发该书主要内容,以飨读者。
玛雅:很多学者认为,现在提“中国模式”为时过早。你是中国模式最坚定的支持者和论证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定的信心和乐观立场?
张维为:过去30年间,我走访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名理论研究者,我从亲历百国的观察和全球视野的比较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发展成就也是最大的。自1979年开始的30年中,中国的GDP增长了18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中国不仅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且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它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美国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面临的难题一个也解决不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再以“大国小民”的心态来窥视这个世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感到悲观的。
玛雅:有评论认为,中国还需要另一种震撼,就是对存在问题的震撼。
张维为: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当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和我们的成绩是不能等量齐观的。纵向看,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付出的代价远比我们高:它们当时的腐败比我们今天严重得多,贫富差距比我们今天大得多,环境污染也比我们今天更严重,更不要说在崛起过程中发生了多少战争、掠夺和杀戮。
横向看,今天与我们可比的国家,比如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发展成绩远不如我们,各种问题往往比我们更严重。所以,首先应该充分肯定我们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说得清,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有解,中国模式还可以继续改进和完善,未来将会越来越好。
应该把中国崛起的事实如实告诉我们的人民。我们完全可以在一种新的认知基础上,重新凝聚全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共识。中国模式虽有缺陷,但是可以完善,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玛雅: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经济在10-20年之内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在软实力上,中国不可能赶上美国。
张维为:这要看你怎么比。软实力比较的关键是标准,如果你只认同西方制定的标准和西方采用的形式,那中国永远也赶不上美国。但事实是,我们今天在许多方面的眼光和实践,早已超越了西方标准。
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无非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由此带来经济总量的增加和中产阶层人口的扩大。未来,中国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和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其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别人的长处,也发挥自己的优势。中国的崛起是以一种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即中国模式进行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
玛雅: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崛起对世界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张维为:中国的崛起既没有复制西方模式,更没有重演西方崛起的血腥历史。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难题,不但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扩张和掠夺,而且给大多数国人和全世界的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还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以及中国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这样一个古老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迅速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8、19世纪,英、法、德等国崛起,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美、日等国,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在今天,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比此前崛起的大国人口总和还要多。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人口增加,而是一个不同性质的国家的崛起。这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民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个独立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崛起。这种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玛雅:为什么说中国崛起是“一个独立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崛起”?
张维为:今天,西方模式不但在非西方国家没有成功,在西方国家内部也遇到了严重危机,比如希腊、意大利。英国是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现在却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公共债务占GDP的90%。美国是在全球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典范”,现在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
如果没有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实际上已破产。把美国国债平摊一下,每个美国人平均借贷5万多美元,这还不算私人债务。在西方制度明显走下坡路的时候,谁要说服我信奉西方,总得拿出个像样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制度在非西方国家做得确实比中国好。
但事实是,这样的例子找不出来。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颜色革命”陷入困境,随着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们可以说,西方话语体系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妙,“后西方话语时代”已经开始。
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许多敏感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独立思考,凭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共同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