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五虎上将 历史旋涡中的所谓高岗“五虎上将”(上)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桩重大政治事件,多被认定为“团伙作案”,以揪出各种名目的“小集团”为终结。所谓高岗“五虎上将”即为一例。几十年过去,解读其中三人的回忆录发现,连当事者本人都不明白,何时成为“五虎上将”成员,何来的“串联”与“结盟”。

   三位老人的回忆录是

   了解“五虎上将”的黑匣子

   “高饶事件”中有个不时被提起的词语叫“五虎上将”。他们是指受高岗牵连的五个人,分别是张明远、张秀山、赵德尊、郭峰、马洪。“五虎上将”因曾被毛泽东说过,而备受关注。

   如今这五位历史人物都已作古,好在他们之中的三人留下了珍贵的个人回忆录 (《赵德尊回忆录》,张明远 《我的回忆》,张秀山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记录了当年那段曲折岁月的前因后果。

另两位没有留下回忆录的,也都由当地的党史部门或其子女出版了传记和纪念文集 《永远的怀念—— 郭峰传》 《永远的怀念—— 郭峰纪念文集》 《大风起兮马洪传》。通过这些回忆录、传记与文集,我们可以对高岗的“五虎上将”有个清晰的了解。

   这些老人对当年被打成高岗“五虎上将”,始终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他们曾以各种形式向上级提过申诉,回忆录也是表达他们对那段被冤枉历史的不平的形式。最早出版了回忆录的赵德尊,一直盼望着老战友们能尽快说出这段历史的真情。

可惜他们不是忙,就是已经作古。张明远及张秀山的回忆录,都是由他们的子女整理出版的。2004年8月,当张秀山的子女将父亲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发表在 《百年潮》后,张秀山已经90岁高龄。

远在黑龙江的赵德尊,亲笔给他们写信说:秀山同志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公诸 (之) 于世,告诉人们,所谓高饶反党集团“五虎上将”的头名领队,在组工会上讲了什么,在此作了明证。我希望秀山同志的回忆录能早日出版。

   在這些老人的回忆录中,也流露着对彼此的赞赏,及对彼此所受冤枉的同情。比如张明远就在回忆录中说:“高岗作为东北局的带班人……在他的周围,有一批很受器重的‘秀才’,如马洪,善于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提出对策,才思敏捷,文笔很好,高岗的许多文稿出自他的手笔。

”他也说到张秀山:“在高岗身边还有一批很得力的高级干部。在东北局的常委中……张秀山是来自西北的一位资历很深的同志,是党中央派到东北的第一批领导干部之一,东北解放后担任组织部部长。”

   马洪晚年也对张秀山的子女说过:“我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时,认识了秀山同志。那时,他是陕甘宁边区绥德特委书记,我们在一个班学习。在学习讨论中,他理论联系实际,讲出很多作战和群众工作的实例,使我感到他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和军事指挥才能。

他非常朴素,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人诚恳,办事讲原则,实事求是。秀山的这些品德和作风,使我们青年知识分子对他很敬仰,大家都把他当老干部看,实际上他才28岁。”

   当时东北局的领导班子人才济济,强而有力,大家团结一致,配合默契,共同把东北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在东北解放之初,曾有人说,“东北局是西北局搬家”。1951年,刘少奇曾对陈伯村 (后也被打成高岗“五虎上将”之外的另一人)说: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

并请陈伯村转告高岗,不要听那些闲话,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这五个人中,除了张秀山是陕西神木人,与高岗共事较长,其余四人中,张明远是河北玉田人,郭峰是吉林德惠人,赵德尊是辽宁辽中人,马洪是山西定襄人,基本上是“五湖四海”,都是到了东北局后才与高岗共事,并无多少历史渊源。

   张秀山曾同高岗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张秀山是高岗的老熟人、老部下。他从1930年在陕北闹“兵运”的时候就认识了高岗,后来一直到创建陕甘根据地,两个人配合工作,前后长达20多年。两人之间毫无忌讳,无话不谈。解放后在东北局工作时,高岗大权独揽,只有张秀山的话他听得进去。时任东北局副秘书长的马洪说:“在东北局谁敢跟高岗拍桌子?只有张秀山。”

   郭峰曾对张秀山的子女说:秀山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很坚持原则。特别是1949年,为富农党员问题,他与高岗争论得很厉害。我是从那时开始真正认识他的。

   1949年3月,高岗任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秀山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张秀山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

   1949年12月5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农村经济发展方向问题。

   会上,关于富农党员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中心是:是否允许农村党员当富农,即农村党员可否雇工、放高利贷等。与此相关的是土改后,农村中产生的新富农是否可以入党的问题。

   讨论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高岗和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党员不能有剥削行为,农村须走互助合作、共同致富的道路。12月10日,高岗在总结发言中讲道,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别人的。

党员要雇工时,要说服他不要雇工,党员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他还说,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的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又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组织起来发展,仍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

第二种是张秀山和少数同志的意见,不反对农民组织起来发展,但是,应当允许新富农中党员的存在,这些人多数是靠勤劳致富发展起来的。在农村,他们对大多数农民有一种标示作用,如果把他们清退出党,对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会产生消极影响。

   因为观点对立,张秀山同高岗发生了争论。

   张秀山说:“从土改以来的短短几年中,东北广大农民为三年解放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农民的负担也很重。现在,东北农民并不是很富裕,应该鼓励他们积极生产,勤劳致富。广大农民富了,对支持政府、支援前方打仗有好处。在当前情况下,应该鼓励党员带头致富,哪怕是个别人有点剥削,如雇工等也没有大关系,土改后的一些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李正亭去北京前,接到郭峰的电话。郭峰让他在走前到张秀山那里,看还有什么指示。9月14日,李正亭来到张秀山的住处,将郭峰的意思说了。

   张秀山说:“你们去,要多注意听听其他地方同志的发言,学习他们的好经验。中央对东北的表扬够多了,你们要少发表意见。有些问题可能会有争论,你们年轻人说话要注意。再就是要向中央反映一下,吉林省委书记身体不大好,年龄较大,请中央考虑给吉林省配备新的书记。”

   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前,安子文几次打电话给张秀山,征求他对组织部工作的意见。张秀山在电话中对安子文说,郭峰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意见,他会代表东北局讲的,自己就不说什么了。

   安子文坚持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各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

   张秀山听说是毛泽东让提意见,就认真考虑了。之后,他给安子文写了封信,信中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安子文征求他个人的意见,所以这八条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他只是将书面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和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凯丰看了,他们提了点意见。

   大概在9月末,这时组织工作会议早已召开了。张秀山把写给安子文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峰,让他先给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后来郭峰和王鹤寿分别向张秀山转达说: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就没有转给安子文。

   恰在这时,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1953年上半年,全国粮食供销矛盾非常突出。

   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的报告。会议决定中央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华东局的谭震林、中南局的李先念、西南局的李井泉,以及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东北局是张秀山去参加的。

   全国粮食工作会议 (对外未用“紧急”二字) 是10月10日召开的。张秀山临走前,东北局又接到中央电报,要张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因为接到中央这份电报,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期间,张秀山专门去组织工作会议上向安子文谈了他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并对饶漱石说,我的意见已同安部长说过了,我是来参加粮食会议的,还要赶着回去布置工作,就不到会上发言了。饶表示同意。

   10月13日晚,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开会,讨论14日大会发言问题。当刘少奇提到要张秀山发言时,饶漱石说:秀山已找我和安子文谈过,不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了。

   刘少奇说:“我听安子文同志讲,张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

   饶漱石说:“张秀山是来开粮食会议的,要赶着回去布置。”

   刘少奇坚持说:“不要紧,他来讲一个钟头就可以,不会误了什么。”

   当即,饶漱石要郭峰转告张秀山准备发言。但会议结束时,饶漱石又向郭峰说,还是他亲自去通知,并问了张秀山的电话和住址。

   当晚7时,郭峰将领导小组会决定让张秀山在14日大会上发言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说,是否先找少奇同志谈谈。这时,秘书接到电话,说饶漱石要到这里来。郭即离去。

   饶漱石来到张秀山的住处,说:“少奇同志还是要你到会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

   因为张秀山还要到毛泽东那里开会,饶漱石说完就走了。

   10月13日是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毛泽东召集参加会议的各大区负责同志开会,进一步强调粮食和农村发展等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问张秀山,听说你要到组织会议上发言,讲些什么?

   张秀山就把安子文和刘少奇要他去发言的情况,和他已同安子文谈的五点意见 (原来是八点,后改为五点) 作了汇报:一、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二、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三、认为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四、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问题。

他并简要说明了这几个问题的内容。毛泽东听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张秀山问毛泽东:“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拿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去讲?”

   毛泽东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

   张秀山回到住处已经是深夜12点多钟,郭峰和赵德尊还在等他,想听听毛泽东有什么指示。赵德尊这时是到杭州休假,路过北京,也住在东北局驻北京的招待所,碰巧遇到了这件事。

   张秀山对他们说:“主席找我们谈粮食和农村互助合作等问题,我也把对中央组织部的意见向主席汇报了,主席支持我去讲,但要我先找少奇同志谈谈。”

   赵德尊说:“既然主席要你讲你就讲吧。”

   郭峰说,还是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张秀山看时间已晚,说等明天再说了。他对赵德尊说:“你到杭州见到高岗时,向他汇报一下,说我那几条意见给毛主席汇报了,主席同意我讲。因为之前高岗让王鹤寿和郭峰给我传达,他不同意我讲那几条意见。”

   在赵德尊的回忆录里,他也说到这件事:“我到上海,正碰上马洪休假也到上海,共同参观了几个工厂,以后一起到杭州休假,自然都要去看望仍兼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到住处就吃饭,同桌的还碰到华东局的谭震林。毛主席对张秀山说的话,我也遵嘱向高岗传达了。按照党的组织原则观念,我不能不照样传达。也因此,我就成了高岗在东北的‘五虎上将’之一。”

   10月14日下午开会时,张秀山见到刘少奇,说:“主席让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是否把我的发言往后推一下?”刘少奇说:“就先讲吧。”

   于是,張秀山就讲了自己的意见。张秀山讲完后在小会议室休息的时候,刘少奇对他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也说他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