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论秦汉 雷海宗的世界历史上中国观论文

雷海宗是20世纪中叶国际知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以学问渊博、贯通古今中外而著称。

他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堂,赴美留学,1927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随即返国在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32年回母校清华大学历史系为教授,1935年任历史系主任,直至1949年。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政府曾邀请雷海宗等十几位中国知名教授赴美讲学,并稍改善生活,但雷海宗以西南联大教学需要婉辞,坚决留在大后方与全国军民共同艰苦抗战到底,从此未再赴美。

1952年雷海宗调南开大学任教,1962年去世。他的学生著名史家何炳棣先生将雷海宗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斯、麦克尼尔等国际大史学家并列。雷海宗的世界历史上的中国观,对于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一雷海宗的世界历史上的中国观可分为历史观和当代观两个方面,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特点和地位,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关系。

就历史观而言,雷海宗接受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认为人类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在时间上以最近五千年为限。世界历史是多元的,由一个个处于不同时间和地域的高等文化(或曰文明)之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构成。

大而言之,迄今大体上可确知七个高等文化,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和欧西(包括美国)。这些时间和空间都不相同的历史单位,虽各有特点,但发展的节奏、时限和周期大致相同,都经过封建时代(前后约600年)、贵族国家时代(前后约300年)、帝国主义时代(前后约250年)、大一统时代(前后约300年)和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时间不定,可长可短)这五个阶段,最后趋于毁灭。

雷海宗以埃及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欧西文化为例证,指出埃及的封建时代即旧王国时代,亦称金字塔时代,由公元前2800至前2150年;贵族国家时代即中期王国时代,包括公元前2150至前1850年,当时王室衰微,诸侯独立,小国争衡;帝国主义时代称希克索斯时代,从公元前1850至前1600年,此时战事日烈,俨然一个具体而微的战国局面;大一统时代通称新王国时代或新帝国时代,由公元前1600至前1250年,这时埃及极盛,大拓疆土。

公元前13世纪中期以下,埃及文化逐步衰微,渐趋末世。公元前525年后,相继被波斯和马其顿征服,逐渐希腊化,公元前30年更沦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641年后,埃及又被回教徒征服而完全阿拉伯化。

雷海宗将古希腊罗马与欧西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认为希腊罗马文化的封建时代称王制时代,由公元前1200至前650年;贵族国家时代包括公元前650至前323年,大致以雅典、斯巴达与罗马三国为中心,即历来史书所称道的希腊文化的极盛时代;帝国主义时代为公元前323至前82年,普通称作后期希腊和罗马时代,期间罗马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先毁灭迦太基,后吞并东方各国;大一统时代是罗马帝国的盛期,从公元前82至公元180年,罗马疆土不只扩展到整个地中海沿岸,并且在许多方面深入内地。

公元180年后,罗马帝国逐渐瓦解,趋于末世,人口减少,品质降低,颓风日盛,田地荒废。整个社会呈现坐以待毙的征象,最后日耳曼人入侵,不过是用手指弹倒一个行尸走肉而已。

欧西文化的封建时代就是普通所误称的西洋中古时代的大部,由公元911至1517年;其贵族国家时代,历史上称旧制度时代,包括公元1517至1815年,此时内部统一的列国成立,伟大的思想家辈出,国际冲突都以维持均势为目的。

1815年以下,欧西文化进到帝国主义阶段,美国的地位日趋重要,雷海宗称之为欧美文明时代。他指出,这个时代至今方逾百年,尚未结束,无从见其全貌,但大战国的景象已非常明显;若非例外,最后也必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不过这或者仍为百年以后的事。

与斯宾格勒不同,雷海宗认为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之处。其他文化,除欧西因历史起步晚尚未结束外,皆按上述五个阶段的进展,经形成、发展、兴盛、衰败一周而亡。

唯独中国文化却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经历了两个周期,并未灭亡。由殷商西周至“五胡乱华”为第一周,由“五胡乱华”至20世纪为第二周。

中国文化第一周的封建时代,就是殷商西周,由盘庚迁殷至平王东迁(公元前1300至前771年)。中央有王,又称天子,下有各地诸侯,再下有卿大夫与各级家臣。贵族与平民之间,等级森严。宗教是当时精神生活的中心。

中国文化第一周的贵族国家时代,称春秋时代(公元前771至前473年)。诸侯多已统一境内,列国并立的局面成立,天子已成傀儡,只能承认最强的诸侯为霸主,大致维持着均势。在精神方面,宗教的形式仍然维持;但少数的哲士对宇宙人生的问题探索甚深,可分成三派。

孔子代表保守派,邓析代表激进派,消极的隐士为第三派。其后的帝国主义时代,就是战国时代(公元前473至前221年)。初期百年间,发生政治社会大革命,贵族阶级被推翻,国君独裁,最后各自称王,正式否认天子的地位。

战事激烈残酷。思想曾盛极一时,百家争鸣,趋于派别化,最后杂家出现。中国的大一统帝国时代,是秦、西汉与东汉中兴的300年,由公元前221年至公元88年。

外表甚为辉煌,武功极盛,秦皇汉武奠定了2000年来中国疆域的规模,东北吞朝鲜,西北通西域,南达安南,西南倂滇。但征兵制到汉武帝时已不能维持,东汉对外作战时已到了几乎只有胡兵可用的地步。独立的思想消灭,一种消极的宗教精神大盛。

公元89年之后,中国进入帝国衰亡与文化没落时代。大汉帝国渐趋破裂,古代文化渐趋灭亡。接踵而起的内乱或边患,使帝国的机构瓦解,东汉终于灭亡。三国的群雄割据与西晋的粉饰太平,都不能挽回已去的大势。最后“五胡乱华”,中原沦丧,中国面对全部覆亡的严重危机。①

雷海宗认为,第一周的中国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这时期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他从中国古代传说和史书记载上找不出任何“中国人种西来”的痕迹,中国新石器时代有一些土鬲、土鼎乃为中国所独有,以及汉族是世界上所有重要种族中惟一不食兽乳的人等方面,强调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是中国土生土长的。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在第一周时期主要与周边国家和民族建立正式关系,本土从未被外族征服过。

只是到4世纪“五胡乱华”时,中国才面临被胡人完全统治的危险。公元383年,中国北部已被胡人征服,汉人东晋政权偏安江左,前秦王苻坚率大军南下,决意渡江灭晋,统一天下,但在淝水战败。淝水之战是一个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

当时汉族在南方的势力尚未根深蒂固,胡人若真胜利过江,南方脆弱的汉族势力实有完全消灭的危险。南北两失,汉族将来能否复兴,很成问题。淝水之战的胜利使汉人的政权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南方保全了下来,但是古典的中国已经衰落,胡人的冲击十分巨大。

此后200年间,中国的面目无形改变。胡、汉两族要混合为一,成为一个新的汉族,佛教要与中国文化发生不可分的关系。中国文化已由古典的第一周进到胡人血统与印度宗教被大量吸收的第二周了。

雷海宗指出,中国文化的第二周,由公元383年至20世纪,是北方各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

胡人的血统在第一周的末期开始浸入,在整个第二周的期间都不断地渗入。一批一批的北族向南推进,征服中国的一部或全部,但最后除蒙古族外都与汉人混一。北族入侵一次,汉族就大规模地渡江向南移植一次。在第一周处在附属地位的江南与边疆地位的岭南,到第二周地位日见重要,政治上成了重要的区域,经济和文化上最后成了重心。

佛教也是在第一周的末期进入中国,但到第二周才与中国文化发生了化学作用。中国文化原有的个性可说没有丧失,但所有第二周的中国人,无论口头上礼佛与否,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他的宇宙人生观上能完全逃脱佛教的影响。

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但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第二周也可分为五个时代,各代之间仍各有特点,但在政治社会方面,1500年间可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大体上不过保守流传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而已。朝代的更换很多,但除强弱的不同外,规模总逃不出秦汉的范围。

只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如宗教、哲学、文艺之类,才有真正的演变。最近百年来,西洋文化东渐,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受到了绝大的冲击,连固定不变的政治社会制度也开始动摇崩溃。

第二周的第一个时代,包括南北朝、隋、唐、五代(公元383—960年),是一个大的过渡、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可称为宗教时代。南北朝的200年间,北方的胡族渐与汉人同化,江南的蛮人也大半被汉族所同化。

到隋唐统一宇内之时,天下已无严重的种族问题,所以这个新的汉族才能创造一个媲美并超过秦汉的、天子又称“天可汗”的、胡汉合作的二元大帝国。同时,在南北朝期间,新旧文化的竞争也在夷夏论辩与三教合一的口号下得到结束。

到种族混一成功时,佛教已与旧有的文化打成一片。调和一切、包含一切的天台宗恰于此时成立,中国式佛教的最早创作《大乘起信论》也于此时出现。其后,佛教各派尤其华严宗、法相宗、禅宗等高度发展,完全宗教化的净土宗泛滥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平民的社会。

在唐代文化结晶的唐诗中,也有丰富的释家色彩。第二个时代包括宋代300年(公元960—1279年),是一个整理清算的时代,就思想文化言可称为哲学时代。在政治社会方面,自大唐二元帝国破裂后,中国总未能再树立健全的组织,国力总不能恢复。

王安石变法代表一个面面俱到的整理计划,但完全失败。宋代理学也进行了整顿工作,要把中印合璧的佛教改头换面。宋代诸子最后调和了中国式的佛教、原有的道教与正统的儒教,结果产生了新儒教。

第三个时代是元明和哲学派别化时代(公元1279—1528年)。最初90年间,整个中国初次受制于外族。明是唐以后整个中国自治统一的时代,不只东北与西北的国防要地完全收复,并且塞外有军事价值的土地也被并入帝国的范围。

但表面上的光荣不能掩盖内里的腐败,科举制度最后僵化为八股文的技术,廷杖朝臣和宦官当权是明代的绝大耻辱。在普遍黑暗之中有一线光明,即郑和下西洋和闽粤系的海外发展,证明四千年来惟一雄立东亚的民族尚未走到绝境,内在的潜力与生气仍能打开新的局面。

此时哲学走向派别化,宋代理学或曰新儒教已分成程朱派和陆王派。王阳明是历史上少见的全才,一身而兼政治家、军事家、学者、文人、哲学家、神秘经验者多重人格,且面面独到。

他死的1528年可定为划时代的一年,那正是明朝开始衰败、将来要推翻传统中国的西方魔星方登陆中土之时。第四个时代是晚明盛清时期(公元1528—1839年)。

这是政治文化完全凝结和思想学术化的时代。明末的100年间,海上的西洋人势力日大。北方前后有鞑靼、满洲的民族兴起,最后成功的是满洲,整个的中国第二次又亡于异族。满人与蒙古人不同,并不想摧残中国的传统文化,自己也不反对汉化,一概追随明代的规模。

清朝对汉族的一大贡献,就是西南边省的汉化运动。通过改土归流政策,云、贵才与中国本部完全打成一片。王阳明以后,理学没有新的发展。盛清时的智力都集中于训诂考据,虽有学术价值,但不能算为一种创造的运动。

第五个时代是鸦片战争以下的清末中华民国时代(公元1839年以下),至今还未结束,可称为传统政治文化总崩溃的时代。在此之前,异族虽曾征服中原,但不能同化汉人和中国,相反被汉人和中国所同化。但如今不同,侵入的西方列强与西方文化却要同化乃至分割中国,中国面临空前的危机。

雷海宗强调,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化相比,可惊人地发现:埃及文化由生到死,不过3000年,先希腊化,后阿拉伯化;巴比伦文化的寿命与埃及相同,也同时被希腊征服,后又阿拉伯化;希腊、罗马文化寿命更短,不过2000年。

而中国文化,由夏、商之际到今日,将近4000年依然健在。其他文化发展只有一周,无第二周,都一衰而不能复振。只有中国文化前后有过两周,不只寿命长,各代还翻点新花样,大体能维持一个一统帝国的局面,保持文化的特性,并在文化方面能有新的进展与新的建设,这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是我们大可自豪于天地的。

中国文化的第二周也是南方的发展史,由中原地区发展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覆盖闽、粤、云、贵。南方的经济文化日益重要,人口不断繁殖,最后远超中原之上。在别的民族已到老死之时,我们反倒开拓出这样一个伟大的新天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例外。①

二雷海宗关于世界历史上的中国的当代观,是其对这个问题的历史观的继续,而当代指的是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亦即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与结束前后的时代。他一方面沿用斯宾格勒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中国文化第三周的口号。

他认为,1815年以下西洋文化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百余年的战争中,歼灭战与屠杀战的形式日益显著。少数列强的激烈竞争与雄霸世界,以及多数弱小国家的失去自主的情形,显然是一个扩大的战国。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国时代大战的表现,现在西方正处于战国时代的中期阶段。无论由国内政治与国际形势言,或由精神状态言,今日的欧美显然是在另一种作风下重演商鞅变法以下的战国历史或罗马与迦太基第二次战争以下的地中海历史。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雷海宗指出,第二周的中国文化已进入快要结束的总崩溃时期,最足代表传统文化的帝制与科举都已废除,孔子之道遭到清算声讨,西方文化冲击着中国,都市已大致西洋化。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尤其是东方日本妄图吞并中国的野心,中国必须自救和自强。

中国文化既有了第二周,也可能出现第三周的奇迹。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的炮声将雷海宗从清华园惊醒。他坚决抗战,与清华师生南迁。

最后清华大学在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大后方抗日的中坚力量。雷海宗认为,按时间计算,中国第一周末期约300年,因此开始于鸦片战争的第二周的结束与第三周的推进尚需一二百年。但日本的猛烈进攻使我们不得不把八字正步改为百码赛跑。

第二周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全都在此一战。抗日战争是我们第二周末的“淝水之战”,但比淝水之战尤为严重。长久未来的远大前途都系于此次大战的结果。第二周文化已是人类史空前的奇迹;但愿前方后方各忠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纪录,使第三周的伟业得以实现。

雷海宗阐发“推行建国运动,创造民族新生”的口号。他宣称,“新生”一词含意甚广,但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武德”。我们的理想是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每个国民,尤其是处在社会领导地位的人,必须文武兼备。初级教育与军事训练都应成为每个国民必有的义务与权利。

义教是文化的起点,军训是武化的起点,两者都是基本的国民训练。这个目标达到之后,整个中国的面目就要改观。建国运动,创造新生,问题何只万千?但兵可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可说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三个问题若都能圆满地解决,建国运动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

至于中国与西方列强及西方文化的关系与态度,雷海宗指出,由实力言,今日的世界是一个欧美重心的世界,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摆脱欧美的影响与势力而独创自己满意的新世界与文化。此后日益惨酷的战争中,任何一次中国也无完全处身局外的可能。

但由文化大势言,欧美已至开始下落的时期。目前西洋任何一种思想、主义或学问的潮流,虽在中国都不免引起波动,但对我们的同化力恐将日渐降低,我们对西洋文化中的一切不至再似过去的崇拜盲从,而是自动自主的选择学习。

然而这绝不意味可以松懈对于欧美的研究。盲从时可以不深知而不害事,选择学习时却非认真研究与彻底了解不可。若对未来拟订一个比较具体的方案,似乎可说:在实力方面,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机构,将来在欧美重心的国际上最少可不至完全被动,只要能有相当可靠的实力,政治上可以完全自由,则在国际上自由自主的空气中,我们此代与今后几代的中华儿女必能建起第三周的中国文化。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世界五强之一,国际地位表面上大为提高。但国民党政府统治反动腐败,发动内战,国力软弱,民不聊生,更派特务暗杀雷海宗的同窗好友闻一多。

失望痛心之余,雷海宗似乎不再使用过去热情呼唤的“中国文化第三周”的口号,而是比较实际和冷静地以地缘政治的眼光来分析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对策。1948年1月16日,他在北平主办出版《周论》周刊。

在《发刊词》中,雷海宗标榜本刊不“追随信仰的潮流”,而是“采取科学的方法,保有客观的态度,维持冷静的精神”,来探讨政治以及人生其他方面的问题;宣称:“我们的武器是思想,是概念,不是名词,不是口号。在一切名词都已经变成口号的今天,千篇一律的话我们不愿再说一遍。我们只以科学、客观、冷静自勉。”在《周论》创刊号上,他同时执笔发表专论《如此世界,如何中国》和社论《政治的学习》两篇文章。

在《如此世界,如何中国》中,雷海宗首先指出,世界各国可分为三类:强国,自保之国与殖民地。强国为“力”的中心,其力的自然趋势为向外发展。殖民地为强国“力”的发展对象,许多名义上仍有独立主权的弱小国家实际也属此类。

自保之国介乎二者之间。但任何一国都不是注定永属三类中固定的一类。强国可因内在的消蚀或外来的打击而成自保之国,甚至降为殖民地。自保之国如努力不辍又善于利用机会,可成为强国,相反也可能堕为殖民地。殖民地如奋斗不懈,抓紧机会,有时也可跃为自保之国。我们应由此立场去观察,以明了世界与认识中国。

二战前,强国有美、英、苏、法、德、意、日等七国。中国处于殖民地地位,日本坚要中国永为殖民地,中国决心要进为自保之国。二战后,德、意、日失败投降,可说已成殖民地。美、苏、英、法、中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

今日法国只能说是一个自保国。战后的英国,与法国所差无几,好像还是强国,但元气大伤,“日不没”帝国已经崩溃。胜利者只有美苏两国。雷海宗问道,在英法仅能自保、美苏到处对立的今天,中国居于何种地位?

他认为,今日诚然已无像日本那样彰明昭著的非制中国死命不可的侵略者,但同时也绝无人会善意地赞助推进中国自强自保的运动。我们最多只能希望,在我们自求上进时,没有再像日本那样的外力出来蛮横干涉。求人不如求己,被日本中途打断的建国运动,我们如要继续完成,只有依靠自力。

“自力更生”并非空的口号,而是我们求生的唯一途径。国际局面一张一弛,随时可以完全破裂,中国谋求自保的机会恐怕甚为短暂,只有全国人士痛下决心,紧抓机会,发展自力,方能应付未来的大难,中国才有永远自保的希望。

民主政治是中国必须面对并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雷海宗在《政治的学习》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论述。他说,民主政治是今日政治的主流,每一个人对于民主政治都当设法有比较切实的认识。他根据美英等已有历史根底、并且今日仍把民主政治维持不坠的国家的实际情势,对于实际民主政治的特色作以概括的说明。

第一,民主政治与人民知识程度的关系。要实行民主,人民知识的水准必须相当的高,并且相当的整齐。人民若知识程度太低或太高低不齐,民主政治就难以谈起。但所谓知识,并非专指识字而言。在识字之外,一般人民必须有切实的知识,有自由判断的能力,有辨别是非的训练。必须如此,一个人才能算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否则,即或一切的外表与名义都是民主的,那个国家的实际情形也必与民主政治毫不相干。

第二,民主政治与人民修养的关系。知识是理智的问题,可以学习。修养是做人态度与整个人格的问题,不是从书本中学来,必须由日常的处世为人与实际经验中练习得来,它比知识或者还重要。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人格修养,就是心地开阔,互相容忍,每个人都能尊重他人不同的意见与主张。

凡自以为绝对的是、看别人绝对的非的人,即或终日民主不离口,实际是一个极权主义者,与古今的专制帝王及各形各色的独裁者是同类的人。这种人只在自己势力小的时候才讲民主,一旦得势,极权的原形立刻毕露。

所谓容忍别人并不是对自己的主张缺乏信心,而是每个人都当承认政治以及人世问题的复杂性,人都必有所偏,只能认识真理的一面,很难认识全面。这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态度,无此态度的人或民族必不能实行民主政治。

第三,民主政治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就是妥协,在互相让步下求一切问题的解决。这与上述的容忍态度密切相关。既然任何重大问题难求各方意见完全一致,而又非解决不可,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在讨论中尽所欲言,同时接受异见之可采纳之点,在互相妥协让步下最后求得一个客观合理的解决方案。

为可能的事求得最合理满意的办法,就是最高的政治艺术。具体说来,实现民主的妥协政治要靠代议制度,议会是民主政治的实施场所。议会政治是一种政党政治,正常情形是一党代表人民在朝主政,其他党代替人民在野监政。两者缺一不可,缺一就不是民主。在一个民主国家,从事政治的人不只能够主政,并且也要练习真能代替人民监政。

第四,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民主政治是一种变的政治,变而不乱的政治;换言之,就是一种和平革命的政治。民主国家每隔几年大选一次,各政党提出政纲,请人民选择,人民多数所拥护的一党就上台执行自己的政纲。所谓革命,是对现状不满的人用武力推翻现状,另立一种新的现状。

民主国家通过大选经常给人们一种改变现状的机会,是时常在变的,但变而不乱,是用和平的、合法的方式,按部就班的去改变。我们都要民主,但要民主并非就可以民主,民主政治并不是呼之即来的。“要民主”只是“可以民主”的初步,前面的路途还远得很。我们只要虚心学习,终有达到目的之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雷海宗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经过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期阶段。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雷海宗主张:古代奴隶社会不是古代世界各地区普遍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只在特定时间与特定条件下,在雅典、罗马等特定地区存在过;原始社会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依生产工具而论,有铜器和铁器两大时代,依社会性质这两大时代可分为两个或三个阶段:部民社会、古典社会、封建社会;后两者就是铁器时代,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20世纪中期离现在已至少五六十年。世界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斯宾格勒的理论早已过时。说古代的民族和文明都发展一周而亡,未免过头。但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五千年不断;中国文化辉煌发达,兼包并蓄,推陈出新。

中华民族吸收同化,融合凝聚,团结和谐;中国国家统一,地广人众,民心向上,奋斗爱国。这些正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特点,也是我们可以自豪的。如果将“周”改成“阶段”,可以说,中国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远古到公元383年淝水之战,是古典的中国时期。第二阶段从公元383到1949年,是综合的中国时期。胡汉混合、梵华同化和南方发展是第二阶段的重要成就和特色。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了第二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创了中国历史第三阶段的新纪元。长远看来,第三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国际的中国。她屹立在亚洲的东方,繁荣昌盛,改革开放;既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充分吸收消化外国文化的优良因素,并使之中国化而中外结合。她将比过去承担起更重大的国际责任,对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为世界历史谱写更美好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