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昆一个钢琴家的1939-1973

摘要:在今天,中国家庭拥有一架钢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钢琴从西方传到中国不久,中国人想弹钢琴一要具备雄厚的经济条件;二要有音乐氛围,比如居住在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有机会接触到不少外国钢琴家。

5月上旬,刘诗昆现身“珠江·恺撒堡”全国青少年钢琴大赛。 南都记者 高贵彬 摄

1958年,刘诗昆(右)在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大赛中获得第二名。

1956年刘诗昆在匈牙利比赛。

在今天,中国家庭拥有一架钢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钢琴从西方传到中国不久,中国人想弹钢琴一要具备雄厚的经济条件;二要有音乐氛围,比如居住在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有机会接触到不少外国钢琴家。刘诗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长的。

刘诗昆1939年出生于天津英租界一个富商家庭。他不满3岁就开始学琴,5岁登台演奏,后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有人把刘诗昆称为“中国钢琴界知名度最高者之一”。星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黎颂文认为,不能用“知名度高”来形容艺术家。黎颂文告诉南都记者,随着中国钢琴的发展,产生了郎朗、李云迪等新一代的钢琴家,但刘诗昆、傅聪、殷承宗等钢琴家目前仍活跃于舞台,“他们代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钢琴(演奏)的水平,在中国钢琴史上有显赫的地位。”

5月中旬,刘诗昆现身“珠江·恺撒堡”全国青少年钢琴大赛新闻发布会。演出前,他接受南都记者的专访,诉说共和国第一代钢琴家的命运浮沉。

七十年前的中国,只有在上海、天津、青岛、哈尔滨、厦门等通商口岸城市才有音乐教育氛围。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更是集中一大批音乐家,包括查哈罗夫、贺绿汀、丁善德、周小燕等。

南都:我知道你3岁就学琴了。是怎么开始的?

刘诗昆:其实小时候我不喜欢学钢琴,算是父亲(刘啸东)强制性要我学的。还不满3岁,父亲把我抱在腿上弹琴,我也不能跑。我之所以这么小就学钢琴,有赖于两个重要原因。第一是父亲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懂音乐,酷爱音乐;第二个原因,是在生我的时候,父亲做生意了,生意做得顺利,所以家里经济条件变好了,那时我家里有不止一架钢琴和万张唱片。

七十年前的中国,只有几个城市能学钢琴,上海、天津、青岛、哈尔滨、厦门,那时候北平(现在的北京)也只有很少人学。我生在天津,小学时代又到了上海,这就是我小时候能够很好地学钢琴的原因。那时候三四岁学钢琴几乎见不到,我没听说与我同时代的人像我这么小就学钢琴的。我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1951年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属音乐中学读初一,在进入这学校之前我就已经有相当深固的钢琴弹奏基础,决定我这一生要从事这个职业。不像现在有些琴童,学一下就过了。

南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帕奇在上海举办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钢琴音乐会,后来留在上海教出了老一辈的中国钢琴家。他是不是带动了学钢琴的潮流?

刘诗昆:那会在上海学钢琴的人是最多的,但那个“最多”和现在是不能相比的。上海教钢琴的主要是外国人,比如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钢琴、教声乐等的老师主要是外国人,帕奇也是其中一个,他是我父亲求学时任教的。

当时活跃在上海的还有白俄人(“十月革命”时逃到国外去的俄国人)查哈罗夫、拉泽罗夫(音)。1947年我到上海后,查哈罗夫已经去世,我跟着拉泽罗夫(音)学钢琴。“十月革命”前,他是俄国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学生,他的老师是李斯特的学生,算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那会他年岁已经很大了,学生挺多,都到他家里学。里面大部分是大学生,就我一个小孩,我学了三四年左右。

南都:你曾与哪些钢琴家有交往?

刘诗昆:我从小和上海老一代音乐家一起成长,我父亲和他们是同学,他们基本上都出自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解放前,这是中国最高的音乐学府。后来我父亲做生意了,他们还继续从事音乐,那时候做音乐收入不高的。

在我小的时候,他们每逢周末都来我家聚会。因为我家房子比较大,有钢琴、有小提琴,还可以听音乐,从小家里有成千上万张胶质唱片。不光弹钢琴的到我家来,唱歌的、拉小提琴的、指挥的、作曲的等上海音专一批人都来我家里头。家里每到周六日都高手满堂。我从小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的。这一批人除了上海有一个唱美声的周小燕健在,现在九十几岁,其他基本都不在了。

最有名的是贺绿汀,当时他是中国音乐界最重要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中国最早的钢琴曲《牧童短笛》、《摇篮曲》都是他作曲。他后来到延安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他跑到延安的时候我父亲托人帮助他,把他送过黄河。因为当时“日伪”在黄河边有道封锁线,不允许任何人渡黄河,山西这边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陕西那边就是***的根据地。解放后,贺绿汀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在“***”中,我家被定义为上海音乐界的裴多菲俱乐部。裴多菲俱乐部是一个政治行为,是一个反动的俱乐部。“***”中老一代的音乐家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1958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24岁的美国人范·克莱本获该比赛第一名,19岁的刘诗昆获第二名。范·克莱本是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第一个在苏联获巨大成就的美国人,成为美国的宠儿。而刘诗昆回国后的人生跌宕起伏。

南都:请你谈谈1958年获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大赛第二名的经历,这个奖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刘诗昆:这个比赛可以说是我艺术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件事,也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到今天为止,这个比赛也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这个比赛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倡议的,并且是他亲自主持的一个比赛,为什么呢?因为1957年,即这个比赛半年多前,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苏联把美国抛在后面了。

另外在19世纪中期后,文化艺术中心就在俄国,还有一个在法国,再早些就在德奥。俄国的文学艺术十分兴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音乐界有柴可夫斯基。俄国本来是传统的音乐艺术大国。在这之前苏联没有举行过音乐比赛,赫鲁晓夫试图以此打开封闭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东德等一些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往来的大门。在此之前,苏美之间,社会主义阵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之间是相互封闭、相互对立的。赫鲁晓夫之前的领导人是斯大林,斯大林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态度是对抗、封闭,那时候东西方之间叫做“铁幕”。

这个比赛一开始引起了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密切关注,都知道这个比赛除了文化之外,还有政治外交的含义。

南都:你当时那么年轻却站在一个国际大赛舞台上,会不会很紧张?

刘诗昆:这不是我第一次得奖,第一次是1956年匈牙利的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得了第三名和特别奖。当时站在舞台上感觉习惯了,我也没有什么负担———得奖最好,不得奖也没什么所谓。后来我就得了第二名,美国人范·克莱本得了第一名。赫鲁晓夫也给美国总统打去贺电,也为我获奖给***打去贺电。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范·克莱本和我。

范·克莱本比赛得了第一名,美国举国欢腾,因为当时美苏处于对抗,突然一打开大门,美国人到苏联去,结果得了个冠军,在那么一个形势下,不仅音乐界,甚至全国欢腾。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标题:美国人在文化战场打败了苏联。

范·克莱本回到美国,州长和他一起坐敞篷车,车队进入纽约市区,上百万人夹道欢迎。那次盛况空前,纽约高楼上抛彩球抛彩带,轰动世界。

南都:你获了奖回国后有受到欢迎吗?

刘诗昆:当时中国是“***”时期,要“又红又专”,红的意思是政治思想上非常积极、进步,非常革命,“专”指的是专业。我一回国,在中国这个大气候下,弹琴不是最重要的,让我下到北京郊区十三陵水库参加体力劳动,劳动了两个多月,天天挑石头、挖土。

当然中国领导人也重视我得奖,但重视的方式不一样,因为那时候中国最重要的是劳动,所以就让我去劳动,起个带头作用,像我这样国际上都得奖了也劳动。这么一个概念。大科学家、大医学家、大艺术家、知识分子全得参加劳动。

南都:你心里也接受这种劳动改造的方式吗?

刘诗昆:不能拿现在的观念去看那时候,现在我突然间叫你一个人下乡,你肯定会不满,但那时候大家都这样(下乡劳动),当所有人都这样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想法了。

劳动完了之后(政府)把我作为一个又红又专的榜样,***还为我写了篇文章发在《人民日报》的头版,那时候他还没成为“***”(成员),是上海宣传部部长,标题是《从刘诗昆得奖谈起》,是1958年4月份某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上。那个时代你很难去理解,当时报道我得奖不是大字标题说刘诗昆得奖了,而是“刘诗昆决心走又红又专道路”,完后小字标题才是“刘诗昆在什么什么比赛获奖”。

南都:当时自己也没办法去改变吧?不弹琴有没有感到可惜?

刘诗昆:那个时候哪能由得自己啊,当时就连职业都是组织分配,把你分配到西藏、新疆你也得去。(不弹琴)那没有什么了,我“***”时被关监狱关了好几年,都没碰琴。给你打个比方吧,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那时候想的就不是专业可不可惜了,而是我能不能活下来。

“***”中,与刘诗昆一道赴苏联参加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的顾圣婴自杀;傅聪从波兰赴英国,在当时被定义为“叛逃”;获得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二等奖的殷承宗在“***”中把钢琴融进样板戏,创作出《黄河协奏曲》、《红灯记》,代表中国钢琴解放以来的重要成就。

南都:“***”时钢琴被视为“封资修”,跌入低谷。顾圣婴曾与你一起参加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1967年,30岁的她与母亲、弟弟自杀。你怎么看待她的遭遇?

刘诗昆:1966年6月“***”正式发动,顾圣婴在初期几个月就自杀了,因为她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其实是冤案。居委会把她、她母亲、她弟弟拉到弄道里围起来喊口号,斗争了一下,她母亲、弟弟想不开,开煤气自杀。

回首起来,她当时并没有遭到很严重的冲击,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小冲击,有这种冲击的人太多太多了。后来出顾圣婴回忆录时,我还写了篇文章,说顾圣婴人比较内向,她不是像我们一样完全在学校里面住,基本在家里面生活,对社会政治的认知简单幼稚些。如果她还健在的话,还可以在钢琴上取得更大成就。自杀的不止她,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范继森也自杀了。

如果受到冲击就自杀,那“***”时文艺界有名有姓的基本上要自杀光了,我更自杀不知道多少遍了。1966年“***”开始,我被打入劳改队,一年多后被抓到监狱,关了5年10个月。出狱后生病一年多。我一共有七年多没有见过钢琴。

因为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很多美国人知道了我。很多美国媒体报道了我在监狱的遭遇,说我十个手指斩断了,其实不是,而是手臂被打裂了。1978年,我是中国最早一批到访美演出的文艺人士。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专门接见我,接见我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早就知道你,因为你是和范·克莱本一起得奖的”。当时很多美国媒体人士,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我的手还健全不健全,他们觉得我那么多年不弹琴,手被打坏了仍能继续演奏,不可想象。

南都:钢琴家殷承宗在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获了第二名,但他在“***”时挺活跃。

刘诗昆:我过去跟他很熟,现在交往比较少。他主要在“***”中最红,像顾圣婴在“***”初期自杀了,我就坐了监狱,还住了一年多的牛棚。他在“***”中搞了两个革命样板戏,一个是《红灯记》,一个是《黄河协奏曲》。他是牵头的创作者,也是表演者。粉碎“***”后,他受到一些冲击,1980年到美国去了,近些年他主要在中国生活。现在还常表演样板戏,钢琴伴唱。现在除了他以外,也没有人表演这个节目了,《黄河协奏曲》还很多人(在演奏),别的都没有人在表演了。在“***”当中,大部分文艺工作者都挨整,一小部分文艺工作者还能过处境较好的日子。这是时代造成的,加上每个人不同的机遇、生活经历。不只是我跟殷承宗两个人的差别。

刘诗昆:傅聪就另当别论了,傅雷被打成右派,他在留学。他看国内形势这样,他得到去英国的签证就从波兰直接到英国了,当时政治语言叫叛逃,私自逃到西方国家。他一直在西方国家,直到粉碎“***”几年后才回到中国,他现在主要呆在上海音乐学院。顾圣婴大概比我大一两岁,殷承宗比我小一岁,傅聪比我大五六岁,我们都是一代人。

1964年,刘诗昆与***曾有一次深刻的谈话,***说不能一概排斥否定外国的音乐和文艺,应当有选择有借鉴地吸收。“他这番话与***的那一套是截然不同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刘诗昆说。

南都:在这次全国青少年钢琴大赛中,你作为压轴嘉宾弹奏《黄河协奏曲》。我注意到你在现场的致辞,几千字的发言你看了15分钟左右就能背出来,这种记忆与弹钢琴有关?

刘诗昆:我讲几个小时都不用稿子的。我从小弹琴的时候不看谱,全背谱,8岁才认谱。在那之前都是我父亲弹一句,我模仿一句。我父亲训练我:他在钢琴上弹很多音,十个音完全不协和的,我把每个音分辨出来。

关于我的记忆力有个故事:我作为中国文艺界的政治犯,被打进监牢。当时所有城市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村委都装上了高音大喇叭,整天广播新闻、样板戏。我关的监狱在北郊,那个村的高音大喇叭老是播“***”样板戏,牢房铁窗经常传来《黄河协奏曲》,是殷承宗他们根据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改编的。我听着听着,把所有的音听出来了。

1973年***亲自发了三句话把我释放。第一句话是,你们要关心刘诗昆;第二是要让他搞些民族的、钢琴的东西;第三是要让他继续演出。他第二句话哪儿来的呢?1964年我到北京中南海给他们弹钢琴,弹了《白毛女》和其他外国的曲子,弹完后,我和他有一个相当长的谈话,从我弹琴,聊整个音乐和文艺方针政策的问题。这次谈话作为正式文件保留下来,现在中央宣传部、中央音乐学院还保留着。

1973年北京的音乐界情况大抵如此:中央音乐学院已经解体,里面的人下放到农村、宾馆;北京还有四个文艺团体在运作,包括中央乐团、交响音乐沙家浜、中央芭蕾舞团等,都搞样板戏。他们把我调到中央乐团,1973年9月我到中央乐团报到那天,全团的人都在大厅等候我,他们最想知道我能不能弹琴。让我弹琴,我想,除了样板戏别的都被封禁,弹什么好?我弹了《黄河协奏曲》,因为弹其他的我就犯政治错误了。很多人好奇地问,这个曲子是你被关进监狱时创作的,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是第一次弹,从广播里听会的。

南都:你刚刚提到你和***有一场谈话,具体聊什么?

刘诗昆:谈话很有意思。1964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前期,文艺革命在全国已经兴起了,***已经在政坛上活跃,不准演奏外国的古典音乐,非常左。

我弹完李斯特的《第六匈牙利狂想曲》就开始与***谈话。他第一句话说,他们都说外国曲子不好,你弹的那首外国曲子很好嘛!他还说对于外国的音乐和文艺我们不能一概地排斥否定,而应当有选择、有借鉴地吸收,你要吸收它好的方面,批判它不好的方面,不能一概否定。虽然我们要创作中国民族的自己的文艺作品,你能作曲就很好(指刘诗昆改编创作的《白毛女》),你应当继续创作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作品。

很奇怪,他说的这番话与中国的政治大气候不同,大气候是全盘批判、全盘否定,他这番话与***的那一套是截然不同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