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泽良指使专用工具办冤案 强迫我背违法用地黑锅的事情经过1

2017-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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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夏泽良指使专用工具办冤案,强迫我背违法用地黑锅的事情经过1我叫包永洲,原重庆市荣昌县工业园区分管纪检监察和协助征地拆迁的纪工委书记.夏泽良在重庆市荣昌县任县委书记期间,为了突出个人政绩,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旗号,在国务院三令五申的规定下,大肆进行非法用地(仅荣昌工业园区于2007年9月至2008年12月,征用和采取土地入股租地形式共8862.808亩.截止2008年12月,其中有征地批文仅有1851.618亩,采取土地入股租地形式共7011.19亩,目前荣昌工业园区继续在违法用地).这种屡禁不止的

夏泽良指使专用工具办冤案,强迫我背违法用地黑锅的事情经过1

我叫包永洲,原重庆市荣昌县工业园区分管纪检监察和协助征地拆迁的纪工委书记。夏泽良在重庆市荣昌县任县委书记期间,为了突出个人政绩,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旗号,在国务院三令五申的规定下,大肆进行非法用地(仅荣昌工业园区于2007年9月至2008年12月,征用和采取土地入股租地形式共8862.

808亩。截止2008年12月,其中有征地批文仅有1851.618亩,采取土地入股租地形式共7011.19亩,目前荣昌工业园区继续在违法用地)。

这种屡禁不止的违法行为,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对,一直有农民群众到市县有关部门去上访,但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和制止,于是有农民群众到成都土地督察局连续上访,受到了成都土地督察局的高度重视。

在成都土地督察局来荣昌县检查后,发现了不少违法用地的问题。夏泽良感到违法用地这事,不是他原来想象那样容易对付的事,于是他从原来一直不重视和随便应付的态度,立即转变为很重视和很担心自己政治命运的一件大事来考虑。

为了保全他的政治地位,同时也能应付上级机关检查和欺骗不断上访的群众,他利用各部门,通过各种渠道拉关系,想尽办法摆平此事。由于他各种努力都未能达到目的,为了保险起见,他开始了谋划务设违法用地替罪羊的阴谋诡计,着手开始寻找一位能随时顶替违法用地的替罪羊,在夏泽良的策划和指使下,重庆市荣昌县纪委和重庆市荣昌县人民检察院为了迎合夏泽良的意图,于是他们别有用心地利用我母亲果树的事【事情的主要经过:2008年,我的母亲刘尧素所在重庆市荣昌县昌州街道办事处梧桐一社,母亲刘尧素在相邻的梧桐二社栽种了2000棵果树要求赔偿,并在工业园区进行租地的范围内,我的母亲刘尧素找到负责梧桐二社的重庆市荣昌县工业园区征地拆迁经办人员何仁建述说情况,何仁建核实之后情况属实,何仁建把赔偿款40595元按照他平时一贯处理的方法分成了四个户头【刘尧素、包永淮(我的弟弟)、包永贵(我的妹妹)、何德荣(我的妹弟)】,何仁建核实情况属实,填上报单签字,在由重庆市荣昌县工业园区国土房管分局局长郑斌审核签字,一切都是按照工作程序走的,既然以上的情况属实,再由我签字(我当时在重庆市荣昌县工业园区分管征地拆迁工作,我根本就不知道母亲刘尧素种有果树的事,我是在听了经办人何仁建的核实和汇报,以及郑斌的审批之后,基于对工作人员的信赖,就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而签字了,这些都是依照工业园区规定的程序在办事。

无论哪个村民过来请求赔偿,都是经过这样的程序的,不能因为申请人是我的母亲就认定我在以权谋私。我没有对该项审批予以重视并复查核实,充其量只能说是我工作上的一个疏忽或失误),最后由工业园区分管财务的副主任签字和园区财务人员核对后进行赔偿。

就在这个时候,重庆市荣昌县县长陈杰收到一封匿名信举报谭顺容(从荣昌县昌州街道办事处临时借用的)在征地拆迁中为农民多赔钱而从中得回扣,陈杰县长批示县工业园区调查,工业园区领导批示我组织人员调查核实(我当时在重庆市荣昌县工业园区分管纪检监察工作),通过调查核实,暴露了何仁建在征地拆迁中私下涂改工作人员谭顺容的原始记录,随意虚构和增大增加补偿项目的数量和数目为被征地农民多赔钱,谭顺容得知后不服,为了证明自己清白,随即向县纪委和县检察院进行举报,何仁建因涉嫌受贿被荣昌县人民检察院查处,于是何仁建为了报复我,诬陷我指使他和郑斌(园区国土房管分局局长)虚构我母亲刘尧素栽种果树而获得国家征地赔偿,何仁建和郑斌本来就是亲戚关系,在县纪委和县检察院调查时他们的口供都是一致的,办案人员以此大做文章,紧紧围绕以及极力维护和始终相信何仁建和郑斌讲的话和提供的笔记,始终不相信我说的话】,利用恐吓哄骗和诱供要挟等各种手段,逼我承认他们捏造的不真实的事实,强行逼迫我承担了不应该我承担的责任,想方设法将我定上罪,以此来恐吓和要挟我,让我成为夏泽良任其摆布和随时充当违法用地替罪羊的角色,为了逼我就范,夏泽良和他们精心设计好一个包装替罪羊的圈套,为了让我钻进这个圈套,夏泽良指使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来达到他所想要达到的目的,从违法用地被查处的时间(2008年7月开始)和夏泽良通过一系列早有预谋早有计划分工的安排来实施他的政治阴谋而所作所为的种种迹象,充分暴露了夏泽良不可告人的目的 。

事情的起因:2008年7月,成都土地督察局接到重庆市荣昌县农民群众的上访,举报重庆市荣昌县工业园区违法用地五个社共1300多亩的事实,成都土地督察局尚波专员一行四人来荣昌县调查核实,虽然荣昌县提前做了很多迎检应付措施工作,但也发现不少违法用地的问题,夏泽良通过与调查组接触后,感到事情不妙,意识到违法用地的严重性,惧怕自己被追究责任。

在成都土地督察局来荣昌后,当时尚未作出处理意见时(因成都土地督察局在调查中,已发现荣昌县存在违法用地的事实,为了更进一步掌握和核实情况,成都土地督察局将包括荣昌县几宗违法用地的迎检资料全部带回详细审查,所以当时未作出处理意见),夏泽良指示有关部门利用各种渠道找关系,想摆平违法用地这事。

但通过努力无济于事,他为了乌纱帽不受到影响,开始寻找和制造违法用地的替罪羊做谋划和设计的准备工作。为了把我变成违法用地的替罪羊,他精心策划了一场利用荣昌县工业园区征地工作人员何仁建因征地中受贿被查处时,何仁建为了报复我(何仁建报复我的原因:2008年8月,重庆市荣昌县昌州街道办事处油栎村三社被征地拆迁群众写匿名信给陈杰县长,反映该园区征地工作人员谭顺容(从荣昌县昌州街道办事处临时借用的),在征地拆迁中,为五户拆迁户(荣昌县昌州街道办事处油栎村三社张德碌、张兴成、张照均、张照义、文昌福)虚构补偿项目多赔钱,从中收受每户拆迁户回扣5000元。

陈杰县长批示该园区一把手唐成军(荣昌县常委、园区党工委书记主任)调查此事,唐成军批示该园区副书记程小龙阅办,程小龙安排我和该园区纪工委副书记王伟、工作人员罗安育、易长俊进行核实,在调查核实后,发现拆迁验收资料的结果与实际现场核实结果出入很大,并暴露了该园区征地工作人员何仁建(荣昌县工业园区工作人员)在与这五户拆迁户鉴定协议算账中,擅自秘密涂改工作人员谭顺容的原始验收资料,随意虚构和增大增加补偿项目的数量和数目。

谭顺容得知后,觉得冤枉不服,为了证明自己清白,随即向荣昌县纪委和县检察院进行举报,何仁建一直不为人知的事情一下浮出了水面,从而造成何仁建恨我不应该这么认真查此事,心中一直对我耿耿于怀,并伺机报复我)和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歪曲我母亲果树的事进行捏造不真实的所谓“检举立功”的假证言来指控我“有罪”为突破口,从中找到要挟我的“把柄”,在夏泽良的策划指挥下和县纪委县检察院的通力配合运作下,这场有计划有分工不为人知的政治阴谋开始了。

荣昌县人民检察院为了迎合夏泽良的意图,他们利用关押调查何仁建为突破口(何仁建在县检察院交代了受贿4万多元的事实,其实远远不止,在关押半年中,何仁建和他的关系网内外努力做工作和强有力的活动,使得多次更改起诉书和多次开庭,何仁建自己向县检察院交代了受贿四万多元的事实,到最后,这种真正的受贿者,最终免于刑事处罚),通过借何仁建所谓的检举“立功”和报复我的假证言,就是利用何仁建歪曲我母亲果树的事,编造不真实的事实来捏造我的“罪证”。

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紧紧围绕和极力维护何仁建、郑斌(园区国土房管分局局长)不真实的证言(证人何仁建与郑斌同时是本案的检举人,又是亲戚关系,不能自证检举内容为实,因此他们的证言以及他们制作的工作笔记也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直接将我连续关押五天四夜,并以荣昌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梁堂林和职侦局副局长罗代国、办案人员唐仕勇等为首的办案“精英”,利用恐吓哄骗和诱供胁迫等各种非法卑鄙手段,在我关押到无意识时,诱供和胁迫我按他们的意图去承认、去同步录音和去写,捏造不真实的事实,逼我签字,强行逼我承担了不应该我承担的责任,我在县检察院所谓的“有罪”口供,都不是真实的,都是他们这样处心积虑和人为操作下形成的。

县检察院通过五天四夜,想方设法强行做我“罪”的目的达到后,在夏泽良的策划和指使下,不立案,并放我出去,假装移交县纪委处理。当时还在等待成都土地督察局对荣昌工业园区违法用地的处理意见,但我已成了夏泽良的囊中之物了。

交荣昌县纪委后,荣昌县纪委为了迎合夏泽良的意图,荣昌县纪委案件检查室的吕金表同县检察院办案人员一样,利用恐吓哄骗和诱供胁迫等各种非法手段,想尽一切办法做我的材料,并按照县检察院的材料重复一遍,有的事实还夸大和虚构。

在县纪委从录口供开始,多次修改检讨书,以及定性材料很无奈的签字,都是在办案人员利用恐吓哄骗和要挟等各种手段下,强行逼我按照他们的意图去讲和承认下形成的。在县纪委录口供,只有按照办案人员吕金表说的去承认,吕金表怎么说,强行逼我就怎么承认,根本就没有我自主说话的权利,吕金表要求作记录的小蒋(县纪委工作人员),必须按照他讲的去记录。

最后不管我同不同意口供的内容,都必须承认,都很无奈签字,否则,就过不了关。

在修改检讨书时,也是吕金表强行逼我按他说的去办,并按吕金表亲自写的文字内容去修改,否则过不了关,就继续逼你修改,直到按吕金表的意图办了,他觉得满意后,才收下检讨书。在定性材料签的字,也是我向领导汇报后,在吕金表和彭昌权(荣昌县纪委副书记)的恐吓要挟下,我很无奈很无助没办法的情况下,才签的字。

我怕他们整我,只好无奈地配合他们。2008年10月17日我从网上看到县委电子公文,我被免去园区党工委委员和纪工委书记,同时任园区三级职员(副),最终结果一直久拖不决,其目的就是等成都土地督察局对荣昌工业园区违法用地的处理意见。

自从2008年7月群众上访反映违法用地后,夏泽良和个别领导亲自奔波大显身手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群众反映强烈不断,成都土地督察局态度坚决,最终他们的努力无济于事。这事拖到2008年11月时,成都土地督察局和重庆市国土房管局的领导再次来荣昌,坚决要求对荣昌县违法用地的责任人进行处理和解除荣昌县工业园区违法用地五个社共1300多亩的土地入股(租地)协议。

夏泽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和保全自己无事,于是指使有关部门有计划有分工地进行欺上瞒下的作假行为。

一方面,县国土局、工业园区伙同荣昌县昌州街道办事处相关村社的干部,伪造了该五个社共1300多亩土地入股(租地)的解除协议,欺骗成都土地督察局和五个社的广大农民,蒙混过关。另一方面,为了落实违法用地的责任人,按照他早已精心设计好的圈套,利用我母亲果树的事,想方设法,有计划有分工地采用下列各种手段,要挟我充当违法用地的替罪羊。

2008年12月22日上午,荣昌县委书记夏泽良通知我爱人到他县委办公室,夏泽良对我爱人说:“你老公包永洲的事,我这几个月已保了很久,现在保有难度,市纪委发函来要求移交县检察院立案处理,叫你老公有思想准备,我会给县检察院和县法院说的,叫他们从轻处理,至少保工作。

这些话你要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说”。我爱人去夏泽良办公室时,在县委大楼楼梯间碰到唐成军(荣昌县常委、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主任)从夏泽良五楼办公室下来。这是继续让我钻进他的圈套和即将要挟我成为他违法用地的替罪羊,而对我进行施压和恐吓的前奏。

2008年12月23日晚,原荣昌工业园区某副主任对我说:“唐成军常委让我带话给你,你母亲果树的事,他(唐成军)也保不住了,要交到县检察院立案,你要重视,看夏书记敢不敢保你了,敢不敢冒险了”。这些都是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对我进行施压和恐吓的前奏。

2008年12月25晚,大约17:10分左右,荣昌县常委工业园区一把手唐成军打电话给我说:“包永洲,你在园区等我一下,我17:30分左右会议结束,我找你有点事”。我说;“好”。我怕爱人担心我,就给爱人打了一个电话说:“唐成军刚才打电话给我,叫我17:30分在园区等他,他找我有事”。

于是我在园区三楼党政办公室等唐成军。大约17:36分左右,我看到唐成军上楼了,我跟着唐成军到了他的办公室,进了他的办公室之后,唐成军说:“包永洲,你母亲果树那事,现在越搞越复杂了,县检察院发现了两条你发给你家人的短信,内容是叫你母亲一定要承认种了2000棵果树,你没得一分钱”。

我说“发短信很正常,因为我母亲和弟弟没什么文化,怕他们经不起县检察院这些人恐吓哄骗的不法手段,提醒他们别上当受骗,不该承认的,不要被他们一吓倒了,就冤枉地承认了,我就是很冤枉地上了县检察院和县纪委这些人的当”。

唐成军说“这次市纪委来检查建委张家洪(荣昌县建设委员会主任)的案子,顺便将你的案子看了一下,最后发函过来,要求移交县检察院立案处理,现在夏书记也很被动,难度非常大。

如果像园区王伟(原荣昌县工业园区纪工委副书记)那样取保候审,县法院院长王小林还要担很大风险,还看王小林担不担这风险了,王小林法律知识讲得一整套一整套的,如判缓刑,你公职什么都没有了”。唐成军又说:“夏书记非常关心你家属,你家属后勤工作也做得非常好,你家属也找过夏书记的”。

唐成军接着说:“上次成都土地督察局来检查,说我们违法用地,被农民告后,虽然进行了罚款(当时作假走的过场),没有处理人,现在要求处理人,先准备报郑斌(园区国土房管分局局长),说郑斌不够资格,我说就处理我这个县领导算了,县纪委书记赵荣华说,上面没要求这样处理县领导,所以只有处理分管领导(当时我在园区分管征地工作)”。

我说:“唐常委,上面要处理人,应该处理哪一级人,不是随便定的,我虽然是园区分管领导,也是工作分工安排的,违法用地也是上级指示安排的,上级叫我干,我就干,我也左右不了违法用地,我也没资格去租地,我不是单位的法人,更不能代表一级政府,我只是一名工作人员,在履行上级组织和领导安排的任务,所以,我负不起这样大的责任,我不同意违法用地处理我,请唐常委理解”。

唐成军说:“我给夏书记建议时,夏书记也非常同情你,叫我来找你谈一谈”。

我说:“怎样一个处分”。唐成军说:“因为违法用地,罚了款,还在用地,夏书记说,就是一个处分”,我说:“我母亲果树的事,县纪委拖了这么长时间,还没给我一个说法,现在又让我承担违法用地的处分,我实在承受不了,我压力太大了,我不同意。

”唐成军听了之后说:“你找夏书记说,我包永洲顶了违法用地的处分,我母亲果树的事,看夏书记怎么解疙瘩”。我说:“夏书记这么忙,我哪里见得到他,他这两天又开会,星期六、星期天又回重庆,根本见不到,我嘴笨,不去找夏书记了”。

唐成军说:“今晚县纪委赵荣华书记还要找你”。我说:“赵书记找我什么事”。唐成军说:“你个人的事(母亲果树的事)”。随后,我将县检察院和县纪委逼我做的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唐成军说:“我相信,如果你说的这些,夏书记能相信就可以了”。

大约18点左右,我和唐成军没谈了,出唐成军办公室时,唐成军说:“赵荣华书记今晚不找你,明早(2008年12月26日上午)也要找你”。我说:“违法用地处理我,我不同意,我回去给我老婆说,肯定她也不同意”。唐成军说:“你老婆用智慧考虑一下”。主要谈话内容,我当时回去后做了工作笔记可作证。

当晚回去后,我马上将唐成军找我谈话的内容全部告诉了我老婆,我老婆听后,非常生气地说:“母亲果树的事,久拖没有说法,怎么还要背黑锅,我坚决不同意,这是一场政治阴谋”。当晚19:30分左右,当时我手机没有电了,我用老婆的手机向唐成军打电话回话,明确告诉唐成军,违法用地要处理我,我不承担,表明我不同意。

唐成军在电话里说:“县里的意思,下次反正要处理你,这次算规一了就算了,你这次必须要去挽这个疙瘩”。当时有电话录音可作证。这是夏泽良在幕后有计划有分工地指使唐成军来对我进行步步恐吓和施压,层层以我母亲果树的事来恐吓和要挟我钻进他设计好的圈套。

2008年12月26日上午,荣昌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杨思红打电话叫我去纪委,随后唐成军打电话给我说:“包永洲,赵书记找你”。我随后到荣昌县纪委找赵荣华书记,来到了赵荣华书记办公室,看见唐成军在赵荣华办公室里关着门,不知商量什么,我进去时,唐成军马上就走了。

随后,杨思红进来了,共三人(赵荣华、杨思红和我)在赵荣华办公室里。首先杨思红通报一下我母亲果树的事,杨思红说:“自县检察院交到县纪委后,包永洲你这事,本来县纪委研究按廉洁自律处理,但市纪委在检查张家洪(荣昌县建设委员会主任)案子时,顺便将你的事进行了检查,回去后,市纪委发函来要求按贪污移交县检察院处理,我们将情况给你通报一下”。

赵荣华说:“现在我们纪委都左右不了,看你还有什么说的”。

我说:“非常感谢赵书记、杨书记两位领导对我做了大量的“工作””。于是,我将我在县检察院和县纪委被办案人员利用恐吓哄骗等手段,逼我按照他们要求去说和写的事情经过,逐一向两位领导作了汇报。

最后谈了一下园区用地情况,我说:“园区违法用地,我只是按上级办事,履行上级组织和领导的指示,我不能代表单位,不该负任何责任,不同意拿我来处理”。这也是夏泽良幕后有计划有分工地指使县纪委来对我进行步步恐吓和施压,层层以我母亲果树的事来恐吓和要挟我钻进他设计好的圈套。主要谈话内容,我当时回去已做了笔记可作证。

2008年12月31日上午9:17分,夏泽良的司机小莫打电话给我爱人说:“到夏书记房间”(当时夏泽良住在荣昌县信用联社楼上)。9:20分,我爱人来到了夏泽良房间。夏泽良说:“你一天不要那么忧郁,我知道你很好,我在这里住,卫生和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当时我爱人在县信用联社临时做物管工作),你老公包永洲的事,不是我做工作,早就关起来了,你一家人还和和睦睦在一起。

你上次说的事,说包永洲很冤,你可以向检察院、法院去反映问题,他们就在上面住(当时荣昌县检察院的检察长梁经顺和荣昌县法院的院长王小林也和夏泽良同住在县信用联社的同一层),唐成军给你包永洲说的违法用地要处理人,只是个假处理,不装进档案袋,到时可以查,是应付成都土地督察局,他们看后,就销毁”。

我爱人说:“包永洲是很老实的人,把自己的青春一生献给了国防事业,回到地方的时间短”。当时我爱人做了笔记可作证。

2009年1月6日,成都土地督察局来荣昌县检查违法用地处理情况,由于违法用地的责任还未落实到人头上,夏泽良非常着急。2009年1月4日晚17:55分,荣昌县常委工业园区一把手唐成军打电话再次找我,叫我去他园区办公室,说找我有事。

当晚18:20分左右,我又来到唐成军园区办公室门口,看见园区国土房管分局局长郑斌从唐成军办公室出来,不知他们又商量什么。我进去后,唐成军说:“包永洲,你怎么什么事都给老婆说”。

我说:“我辛辛苦苦从一个农村孩子当兵20多年,好不容易回到了地方,想过一个平平安安稳定的生活,家里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很不易。加上你给我谈的违法用地,让我来顶替,这么大的事,我肯定要给我老婆商量”。唐成军说:“我的事,从来不给我老婆罗富菊说”。

我说:“我当兵本来很单纯,加上刚回到地方不到两年,我社会经验肯定少不丰富,不像你唐常委,社会经验丰富,阅历深,可以自行作主,加上你脑袋聪明好用,做什么事都稳当、看得准”。

唐成军又说:“如像郑斌说的是真实的,你母亲果树的事,够判你四年,你必须说真话”。我说:“我在县检察院和纪委都说真话时,他们(办案人员)都不相信。我从来不知道我母亲种果树的事,我母亲、弟妹也从来没给我说过。

工作人员何仁建也去核实了的,并且核实是种了的,一切都是何仁建经手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没得一分钱,这些话都是真话”。唐成军又说:“这次处理违法用地责任人,一要处理郑斌(为什么这次郑斌够资格了,从这点很明显地证明了,这是夏泽良他们玩的阴谋诡计,是迷惑我上当受骗和让我充当替罪羊所设计的圈套。

当时不知唐成军向郑斌许诺了什么,于是,郑斌接受了唐成军的要求。郑斌突然很“主动”地接受处理的反常举动,反而得到了夏泽良的赞扬,郑斌伪装得非常成功,领导也兑现了承诺,没多久,郑斌以“有功之臣”为由,提拔为荣昌县广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而我却成了牺牲品),还要处理你分管领导,本来我提出处理我,上面不同意”。

我说:“唐常委,平时你安排什么工作,我没说什么,但这个违法用地处理人的事,是一个大事,要处理我,我不同意。

为什么说不能处理我,因为我不能代表一级组织,更不能代表一级政府,我虽然是分管领导,是园区分工安排的,我只是执行上级组织和领导的指示和任务安排,是一个工作人员,上级和领导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也不是单位的法人,而且还有主管土地部门国土局,还有分管县领导。

我算哪一级领导,我哪有资格去租地,我根本无法左右租地。所以,不能处理我”。唐成军说:“那你不同意违法用地处理你了”。我说:“我已说得很清楚了,根本不能处理我,上面也不答应这样做,包永洲是哪一级领导,这么大的责任,包永洲能担得起吗”?唐成军说:“只不过是一个警告处分”。

我说:“你能保证是一个警告处分吗”?唐成军听后,没有回答。我说:“难道你们不管同意和不同意,都要强行处理吗”?唐成军没有回答。

我说:“是夏书记的意思吗?叫你来给我说,是吗”?唐成军说:“夏书记没给我这样说”。唐成军生气地说:“你母亲果树的事,县检察院还要重新启动,进行重新调查”。唐成军说了之后,起身走出办公室,我说:“县检察院要重新调查,事情更能真相大白”。我又说:“违法用地处理人的事,这么大的事,肯定要慎重考虑,我家属也不同意处理我”。

从园区三楼往楼下走时,我说:“上次谈违法用地处理我的事,我不同意,我老婆更不同意,她还在给我闹离婚”。唐成军说:“离婚是两厢情愿的事”。我说:“唐常委难道你愿意看到我家这样散了吗”?最后,唐成军很不高兴地坐车走了。

当我听完唐成军所说的话,感到他们用心良苦,始终拿我母亲果树这件事来要挟我,因为我母亲果树的事,本来就很冤枉,现在又叫我承担违法用地的责任,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他们的心多么狠毒和阴险,他们让人可怕,最终,我又没有答应唐成军提出的要求,由于我坚决不同意,唐成军本来很有把握的事未达到,他非常生气,最后我和唐成军不欢而散各自走了。

这是夏泽良幕后有计划有分工地指使唐成军又拿我母亲果树的事对我进行恐吓和施压,继续要挟我承担违法用地的责任。主要谈话内容,我当时回去已做了笔记可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