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彪换死刑犯的肝中国死刑犯器官捐献调查

2017-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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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得知自己患了晚期肝癌后,傅彪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肝脏.因为傅彪人缘特别好,为人非常义气.司法界.公安界以及社会各界的朋友都倾力相助.经多方面全力配合,傅彪终于找到一位20多岁的年轻死囚,他的血型和傅彪相同,身体检查后的多项指标和傅彪非常吻合.傅彪冷了的心一下热了起来.6月9日.记者在郑州市一家市属医院的泌尿科,找到彭明.彭是该科主任,其名片显示,他还是郑州某肾脏移植机构的副主任医师.知情人士说,一位死囚的肝脏能救活一位艺术家,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事情,也是演艺圈的一件幸事,希望傅彪能渡过难关,拍出更多

得知自己患了晚期肝癌后,傅彪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肝脏。因为傅彪人缘特别好,为人非常义气。司法界、公安界以及社会各界的朋友都倾力相助。经多方面全力配合,傅彪终于找到一位20多岁的年轻死囚,他的血型和傅彪相同,身体检查后的多项指标和傅彪非常吻合。傅彪冷了的心一下热了起来。

6月9日。记者在郑州市一家市属医院的泌尿科,找到彭明。彭是该科主任,其名片显示,他还是郑州某肾脏移植机构的副主任医师。

知情人士说,一位死囚的肝脏能救活一位艺术家,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事情,也是演艺圈的一件幸事,希望傅彪能渡过难关,拍出更多的好作品给喜欢他的影迷。(特派记者孟娟)

彭把本子放回抽屉,压低嗓门说,“这是不能让人看到的。”不过,他又安慰说,死刑犯家属是不可能知道的。

我和傅彪前世无冤、今生无仇,对于他人生、际遇的一切,人民艺术家也好、好人好演员好丈夫也罢,也都毫无成见。但由于他的病、他的死,让我发生了诸多悲痛的联想和疑问,而这一切,都没有、也不会有明确的解释和答案。一切都象掩在黑暗里,或者善良、或者罪恶、或者慈悲、或者惨痛、或者高尚、或者卑鄙……,都混在漆黑的黑暗里而不为人知……。

对被处决的死刑犯现场取器官,显然并非郑州一地。

彭称,去年,该院先后为140多名肾病患者施行换肾手术。

8月28日,当傅彪神采奕奕地出现在第十届电影华表奖颁奖晚会,和大家欢声笑语时,没人知道他已经是肝癌晚期患者。这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傅彪一个星期前就知道自己的病情,抱病参加华表奖是为了让他的家人和影迷放心。当时他正在焦急地等待合适的肝脏,进行手术。

东方网9月17日消息:第十三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昨天在塞上古城银川拉开帷幕,金鸡百花电影节的“老朋友”傅彪因为刚做完肝脏移植手术,没能出席本届电影节。傅彪人缘极好,记者在银川遇到几位电影人,聊起傅彪时都竖起大拇指说:傅彪真是好演员。

2005年6月6日,《凤凰周刊》记者来到河南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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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刑犯摘取器官一事虽一直处于隐性状态,但相关内情仍通过多种渠道渐露端倪。

李璐目睹了医生摘取的肾,她描述说,“那只死刑犯提供的肾经过了修剪、灌洗、冰冻,已褪去血色,由内至外散发着一种乳白色光晕,令人感到些许圣洁;说它精致一点也不过分,甚至比任何美玉都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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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发生的事件,6月被炒热。这份报告的问世,显然与此前不久盛传的一则消息有关。6月3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国际肝脏移植研讨会上透露,大陆首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有望近期出台。据称,该条例将通过鼓励民众自愿捐献等方式,拓宽人体器官供给渠道。

对于中国死刑犯捐献器官的种种疑问,凤凰周刊曾经在2005年时做过一次调查。

媒体的延伸解读,使处于隐性状态的死刑犯器官捐献问题进入公众视野。根据较权威的说法,多年以来,大陆医疗及科研机构获得的人体器官供体,主要来自死刑犯的自愿捐献。宋留根等人的身后传言,令大陆死刑犯器官的自愿捐献模式变得格外敏感。

黑皮本上的名单

6月7日,记者找到该案几位死刑犯家属。刘慈恩的妻子贾涵称,刘是回族人,根据该民族习俗,死者须土葬。她带着一个阿訇向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获准取回刘的尸体土葬。

下午,记者又抵达网上报告提及的河南许昌市某医院。在5楼肾内科,该科主任医师孙力(化名)透露说,许昌新近处决一批犯人,“产生四个肾”,但自己所在的医院“关系不够铁,一个也没有拿到。”孙介绍说,郑州市肾移植实力雄厚,该市有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郑州市第三医院、第四医院、空军医院等几家医院可做肾移植手术。孙很热心地给记者写了一封介绍信,建议记者去郑州,找一位叫彭明(化名)的肾移植专家。

记者看到本子的每一页上,写着11个左右死刑犯的相关信息,他们分别来自焦作、三门峡、安阳等地。记者注意到一个叫杜××的名字后面,注明了“小三阳”、“三门峡”等字样。彭解释说,杜被三门峡法院宣判死刑,但还未处决。2004年8月27日,该医院一个姓杨的医生对其抽血配型,发现杜患有乙肝,“有传染病的,不能用。”

李璐介绍,心跳停止的人体,5分钟以后其肝脏就会丧失功能,肾脏也只能维持在半小时内。因此,对死刑犯的现场摘取器官必须在15分钟内完成,并存放到冰盒或灌注保存液。

2005年6月8日上午,记者以家人需要换肾为由,来到网上报告涉及的郑州某医院。在肾脏科,一个姓史的年轻医生告知,“要来就得赶紧来,这两个星期肾源比较多”。史解释说,原定的四五月的“严打”推迟到了六月。记者问使用死刑犯的器官,有无法律纠纷,史很警觉,说这个你不要管。

2005年6月,湖北武汉某医院一位叫李璐(化名)的实习医生,向《凤凰周刊》记者披露了她经历过的一次现场取器官移植:今年4月的某天,她所在的医院兵分两路,实施换肾手术—8个医生驱车刑场摘取肾脏,其他医生留守手术室,做好术前准备,器官一到,即行手术。

彭介绍说,这些记在本子上的死刑犯都没有超过30岁,“供体够用,那我就挑着用。”

6月初,大陆一些网站上流传一份报告,该报告称,今年4月,“中原涉黑第一案”主犯宋留根等九人被执行枪决。此后不久,该团伙中七名死刑犯的器官被医疗机构摘取和移植。

即便如此,患者得到肝源的几率也非常小,一个简单的数字对比就能说明问题:每年因为终末期肝病需要肝移植的人数不少于30万,但全国每年开展的肝脏移植手术仅有2000多例。

网上报告称,宋留根团伙案中七名死刑犯的器官被河南两家医疗机构摘取和移植。其中,张广明、毛海军、陈华的视网膜,刘慈恩、刘文贤、王明军、刘强的肾脏器官被摘取,仅该团伙主犯宋留根、马献洲的器官没有被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