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倾错误的原因 王明1931年出国后不应把左倾错误算到他身上
王明与博古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点。
第一,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不同。
王明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那时,博古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在1931年4月才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他才参与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在抗日战争初期,两人虽然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但王明很快就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博古只是长江局委员。所以在这两个时期,王明的政治地位都比博古高。
但是王明于1931年10月离开中国到苏联以后,博古逐渐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又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王明仍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书记处书记。直到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常委在“鸡鸣三省”重新分工,由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此间博古在党内的地位要比王明高。
第二,他们在错误中所起的作用、应承担的责任不同。
王明比博古大3岁,政治地位比博古高,斗争经验比博古更丰富,因此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王明在与博古的关系中就起着主导的作用,博古基本上是王明的追随者。1930年在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中,王明是为首的。
这年11月王明抛出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是此后“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博古的“左”倾错误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小册子的精神和思想执行的。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他们的右倾错误也是以王明为首的。因此,在他们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中,王明一般是起着主要的作用,应承担主要的责任。
但是,从1931年10月王明出国到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博古则应负主要责任,不能把这些错误都算到王明头上。过去有很多论著都说王明到莫斯科以后,仍然在遥控中共中央,主要责任还在王明。事实上,这是缺乏说服力的。
其一,王明从1931年10月到莫斯科以后就脱离了中国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从那时起到遵义会议期间的实际工作都是由博古主持的,理应由博古负主要责任;
其二,这一时期王明和博古后来也发生过分歧,王明还对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多次提出批评,因此不能把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都算到王明的头上;
其三,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苏区相隔万里,通讯联系都很不方便,王明即使要遥控,也是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就处理得比较好。
该书没有再提王明遥控的问题,而是如实地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的责任。谁的责任就由谁负,这才是实事求是。周玉文、张学进、佘湘在《秦邦宪与王明路线》一文中,还指出博古不仅完全继承了王明的衣钵,深入地贯彻了“王明路线”,而且在统一战线、苏区军事领导和军事路线、宗派主义、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及苏区各项具体政策上,“发展”了“王明路线”,因而在博古主持工作期间,“博古应负责任比王明要稍大一些”(《娄底师专学报》2004年第4期。
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郭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