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杨度 杨昌济后代 欲栽大木柱长天:国家柱石背后的杨昌济

欲栽大木柱长天:国家柱石背后的杨昌济

外地游人走近湖南长沙县开慧镇,都会对这里的一个洋名称——“斯洛特小镇”、“斯洛特湖”感到好奇。原来,当地政府起这个洋名儿,为的是纪念诞生于当地的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著名伦理学家和教育家、毛泽东的老师与岳父杨昌济先生。

原来,杨昌济先生在英国留学期间,便居住在超凡脱俗、具有纯朴乡村景色的斯洛特小镇。当地政府为了将人文景观、革命故事和自然景观结合起来,特地选址在该镇葛佳山集镇核心区,打造了一个具有浓郁欧洲风情的以“斯洛特”命名的旅游景观区域,斯洛特湖是其中最具魅力的景点之一。

初秋的一天,我们在镇政府干部李军良的陪同下来到斯洛特湖边,但见湖中回廊曲折,岸边绿树成荫,近处平静的湖水波光荡漾,远处青山含黛翠意甚浓,时有白鹭翱翔于湖面之上。

虽然当时的天气显得有些阴沉,但这抹清新的湖光山色还是引来了不少游客驻足流连。     水光荡漾的斯洛特湖,映照着巨人的身影.

.....  1913年,一个在国外游学9年的读书人回到了故乡湖南长沙。这个人的回乡,引起了当时湖南教育界的重视。之所以叫游学,是因为这个读书人,不只是在一个国家留学,而是在日本、英国、德国、瑞士等多个国家考察学习,时间前后达9年,先后修习哲学、伦理学、教育学,这样学贯中西的人自然炙手可热。

当时的湖南省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听说他回来了,下帖邀请他担任省教育司长。这种在常人看来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却被这个读书人婉拒了。正在大家迷惑不解的时候,这个人却接受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聘请,担任该校的一名普通教师。

这个人就是杨昌济,字怀中,生于1871年,长沙县板仓人,人称“板仓杨”。他出身于耕读世家、书香门第,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但没有做过官,一生在家乡以教书为业。父亲杨书祥,字书樵。母亲向氏,平江县石洞人,其父出身进士,做过前清国子监学录,乃诗书世家。向家与杨家世代联姻,对杨家子弟影响甚深。 

杨昌济7岁进馆发蒙,蒙师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不幸的是,入学第二年父亲便病逝了,母亲也相继撒手归西,这给他的童年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但幸运的是继续得到了外婆家(向家)的照拂与慰藉。1888年,17岁的杨昌济与表妹向仲熙结婚,1901年,生了杨开慧。 

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藉此机会向谭嗣同等求教学问,交流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绝意仕途。

正当杨昌济隐居乡间,感到彷徨苦闷、前途渺茫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著名革命党人杨毓麟从日本写来了一封信,要他东渡日本,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时代思潮的感召和亲友的鼓励支持下,杨昌济萌发了留学日本、寻求拯救中华古国出路的意念。

于是,在1903年农历2月初,他毅然告别了故土,离开了亲爱的妻儿,从长沙乘船漂洋过海,奔赴日本。行前他更名“怀中”,表示自己虽身在异邦,却心怀中华大地。 

    他先后在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主攻教育学。1909年考人英国扼北淀大学,主攻哲学和伦理学。此后在德国进行短期考察,于1913年春返国。他回国后为什么推却做官而选择从教呢?因为他认为:“从政治上求变,变之自上者也;从教育上求变,变之自下者也。

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高以下为基,吾宁自教育始矣。”所以他说:“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之教育,别无他法。”为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杨昌济决心投身教育,为中国的新生培养栋梁人才。为了表白心志,他还写了一副对联,叫“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

    那么,这位雄心勃勃的老师,实现了他栽种大木的理想了吗?在他的学生中,有没有日后成为国家柱石的呢?

杨老师的学生很多,其中就有:

蔡和森: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

    向警予:中共第一个女中央委员;

    何叔衡: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最有名的当然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了。

毛泽东与杨昌济的来往始于 1913年秋。现存的毛泽东的笔记 《讲堂录》中修身课部分的内容,就是1913年10月至12月听杨昌济讲课的记录。由于杨昌济学识渊博,贯通中西,加之平易近人,诲人不倦,所以毛泽东对他十分尊敬,课余经常与好友一道去杨家请教、谈心。

《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就曾记有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评价,认为毛虽农家出身,“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1918年4月,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创立新民学会时,其21个“基本会员”,除罗章龙外,均系杨昌济的学生。所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谈及学会缘起时,着重指出,除时代的影响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

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仍十分关心刚从一师毕业的毛泽东等人的前途,他不仅大力支持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而且介绍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对毛泽东等1919年底组织的驱逐军阀张敬尧活动,也积极支持。

逝世前,他还致函章士钊,拜托他以后多关怀和提携毛泽东、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920年1月17日 杨昌济病逝,毛泽东十分悲痛,与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发布启事,高度评价了杨一生的教育事业,并发起捐资,抚恤杨的遗孤。同年,毛泽东与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结婚。

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深远而且是多方面的。

从政治方面来说,首先表现为炽热的爱国主义。杨昌济生活的时代,恰处国际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为了瓜分市场,攫取中国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地处中国近邻的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得特别贪婪。

他曾回忆,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听到讲西洋历史的日本老师说,中国人与罗马人同,惟宝爱其文化;虽外人入主其国,苟不伤其文化,即亦安之。当时他心里就感到,日本人不怀好意,颇有入主中国的思想,值得国人注意。

所以杨昌济在讲课时经常联系现实,以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教育其学生。杨昌济的这些教诲,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立即激起了毛泽东等人的愤慨。

杨昌济还在一师师生编印的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书的封面上写下豪言壮语:“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正是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激励着青年毛泽东在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百折不回。

在文化观方面,杨昌济主张从实际出发,正确对待本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他说:“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

”基于这种认识,杨昌济既反对“留学迷”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反对闭关自守的“国粹主义”。

这种文化观使毛泽东能避免五四时期许多人在文化问题上的绝对化的形式主义方法,正确区分中西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例如,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就指出:“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杨昌济一生十分重视哲学思想的研究,认为“人不闻道,是谓虚生”,又说:“近世各种科学,各研究宇宙现象之一部,哲学则以宇宙之全体为其研究之目的物,故学问以哲学为终极。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

”这深刻地影响到青年毛泽东。1914年冬,以杨昌济为首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有毛泽东、黎锦熙、蔡和森等人。杨昌济推荐给小组的读物是啻洋哲学、伦理学和宋明理学。

毛泽东将杨昌济翻译但尚未出版的 《西洋伦理学史》译稿借来,整整抄了七个笔记本,认真地进行研究。当时,毛泽东宣称:“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杨昌济道德高尚,对伦理学有很深的造诣。因此,在人品和人格上也给了毛泽东等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从重人格独立和进德修业的立场出发,杨昌济曾尖锐地抨击封建的家族主义及社会上的种种陈规陋习,诸如欺诈虚伪、好逸恶劳、铺张浪费、无谓的应酬、打牌赌博等等。

这些均影响到青年毛泽东。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对“三纲”的批判,以及他和战友们在新民学会成立时提出的“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纪律,就鲜明地反映了这种影响的痕迹。

其次,杨昌济宣传和介绍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毛泽东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之中。

针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的弊端,杨昌济极力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但为了避免极端利己主义的弊病,他提出了一个“有公共心之个人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为青年毛泽东所继承,即 《(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的所谓“精神之个人主义”。

从政治、文化、哲学、伦理学和人格修养等等方面,都能看出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的影响,有些影响还相当深刻。1936年他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说:在一师学习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杨昌济与毛泽东之间,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或翁婿关系,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的血脉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说,杨昌济是青年毛泽东的精神导师,是青年毛泽东走上民主革命之路的引路人。毛泽东日后成为中流砥柱、国家栋梁、开国领袖,不仅成就了一个共和国,也成全了杨昌济“欲栽大木柱长天”的梦想。

如果说伟人毛泽东背后,有两个最亲、最敬、对他影响最大的亲人,那么,一个是杨开慧,一个是杨昌济;一个是他的“骄杨”,一个是他的“泰山”。

长沙县杨开慧故居门楣匾牌上刻的是“板仓”二字,那是板仓先生杨昌济的老屋。百年沧桑,土砖、廊柱、门窗的颜色退得越来越淡,但周边的树林却越发茂盛青翠。杨昌济的思想、灵魂、血脉也已浸润在了这片土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