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信故居 民国故事:贵州省主席吴忠信难忘两株紫薇
中华民国诞生时,南京只有一辆汽车,就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座车,有一天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司机开着空车压死了一个行人,南京警察总监吴忠信接到报告,立即下令扣押了司机和汽车。总统府总务局长打电话说情,他也不放,就是要依法办理。最后,这位总务局长到警察厅办理了赔偿手续才算了结。
吴忠信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以后是蒋介石信赖的人。他是安徽合肥人,1932年春天,正是国难当头、时局艰难之际,家乡安徽上一年刚刚遭遇大水,民生凋敝,创痍满目,匪患严重,省财政捉襟见肘,机关发不出工资,有些学校都停了课,49岁的他受命出任安徽省主席。
他以“清慎廉干”四个字为自己的施政要领,第一步先从取消特种营业税,裁处米捐开始,兴水利,修公路,整顿各级学校,到当年年底就有了成效,局面得到了扭转。他于是向行政院提出辞职,没有获准。
他有一种想法,要想繁荣社会,必须从“裕民”入手,而裕民之道首先就是节约政府的开支,1933年他把全省一年的预算从一千六百万元减到九百多万元。他修了从芜湖到南京的公路,他明白只有对外交通便利,才能促进经济发展。
等到一切都有了些眉目,民生得到缓解,这年5月他再次提出辞职,得到准许。实际上他辞职的原因要复杂得多,事后他曾对朋友说起此事:“我回安徽做主席,是想为桑梓服务,但是有一批人专门捣乱,不是今天要某县缺,就是明天要某关卡,我对他们一律不买账的,他们就遇事兴风作浪,来反对我,最后,摆在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把他们抓来,依法办理;一是我只有不干这个主席。
可是我考虑结果,我如采取第一办法,不但难为皖人所谅解,就是我的祖宗坟墓,也难免要被人挖掉,所以我只有辞职。”
可见官难做,即使贵为一省封疆大吏,也有许多不得已的难言苦衷,甚至不是来自上面,而是来自下属,就是整天包围着自己的这个官僚体系,要想拒绝这种包围都很难,辞职是洁身自好、保持清白之身最简单的途径。官僚政治的逻辑实在可怕,除非能跳出这个框架,产生新的制度。这不仅是吴忠信做不到的。
1935年,他受命出任贵州省主席时,和他初到安徽情况相同,也是财政枯竭,百废待举,交通闭塞,地瘠民贫则更有过之,他上任之后采取了如下施政举措,一是整饬吏治,二是发展教育,三是人事公开,财政公开,确立会计制度,四是禁绝烟毒,五是肃清匪患,六是积极修筑与邻近各省的公路。
“建设以交通为先,教育以职业为重”是他立定的宗旨,全省预算的三分之一用作这两个方面的经费,地质调查所,农事试验场,都在他主政时发挥作用,目的就是要开放地下、地上的各种资源,改善当地的经济,他决心“为贵州作远大的建设”。
他去南京开会,本来可以乘飞机,但他想顺便考察沿途情况,所以乘汽车从尚未正式通车的川黔公路出行,正逢阴雨天,道路泥泞,汽车在崇山峻岭之间盘旋,时临峭壁,危险无比,而且要忍受饥渴,随行的人心中叫苦,他谈笑风生,泰然自若。
他在贵阳身居省府,除了一颗大印,四壁萧然,只有庭院里的两株紫薇是他的最爱,东边的一株据说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西边的一株也有二百多年的光景,秋天花开之时,红紫相间,芳香随风而动,灿烂不可言说,他盘桓花下,常常不忍离开。他嘱咐身边的人,对这两株花,要好好地保护,使她们能历久弥荣。
1936年,因为两广事变发生,他与桂系李宗仁等人素有渊源,本来就是蒋介石和他们之间沟通的桥梁,他主动提出辞职,抗战之前,他两度出任省主席,为时都很短。他曾给自己一个评价:“曾带军队而绝非军阀,曾参与政治而绝非政客。”他给人的印象是“做事绝不敷衍,更不肯向恶势力让步。”离开贵州后,他念念不忘的只是那两株紫薇,他说过一句话:“人生如白驹过隙,倘无贡献于社会国家,反不若此类无知的花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