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昌建93年辩论赛黑夜 “国辩”20年:回忆1993年复旦大学辩论队辩手
请问对方辩友,你还记得当年唇枪舌剑、风靡大江南北的“大专辩论赛”吗?
1993年8月,复旦大学辩论队代表中国出征新加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下文简称“国辩”),斩获冠军。参赛的四位辩论队员姜丰、蒋昌建、严嘉、季翔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更引发全民辩论的热潮。
今年,正值“国辩”20周年,而90后压根不知“狮城舌战”为何物。回顾“国辩”兴衰,曾经的参与者认为,“国辩”日益小众,其突出症结是辩题局限、缺乏时代气息,辩论赛过于注重名次而缺乏多样性的辩风。也有人称,在赛事海选如流、各种选秀不断的今天,娱乐生活多样,“偶像”多如牛毛,“国辩”日渐衰微不可避免。
“狮城舌战”是社会开放的缩影
大多数国人从来不知道,人居然还能这么说话
1993年8月30日,《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载了新华社消息:上海复旦大学代表队于29日获得第一届国际(中文)大专辩论会冠军。
事情源于是年3月,国家教委的一纸电传: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将于今年8月份在新加坡举行,受邀国家和地区有美国、中国、英国等10个。由于复旦大学代表队在1988年于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上取得总分第一的好成绩,国家教委决定本届及以后各届比赛均由复旦大学队参赛。
随后,复旦大学决策中枢快速反应:由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挂帅,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任顾问,哲学系教授俞吾金任领队兼教练。
这一消息在复旦校园激起热情,上百名学生报名参加校园选拔,最终确定了姜丰、严嘉、季翔、蒋昌建、何小兰和张谦的六人参赛名单。
集训期间,学校请来了包括朱维铮、陆士清、张汝伦、葛剑雄等在内的30多位教授给辩论队员们讲授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宗教、音乐、美术等各类课程。“我们这是举校体制。”蒋昌建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姜丰也直言,辩论赛集训时的“恶补”,“像吃快餐一样把各门学科的概况和最新进展都听了个遍”。
8月20日,复旦代表队赴新加坡参赛,哈佛大学学者杜维明和武侠作家金庸坐镇评委席。当时还是少年的周玄毅,在那个夏天的央视黄金档,观看了复旦大学辩论队的辉煌。
8年后,周玄毅作为武汉大学辩论队的选手参加“国辩”时,仍然无法忘记1993年比赛的“荡气回肠”。在他看来,从社会影响看,1993年“国辩”达到了一个巅峰,“在公开平台上针锋相对的大学生辩论,成了一件开天辟地的新鲜事。
大多数国人从来不知道,人居然还能这么说话。”周玄毅说,当时其他语言类节目太少,大学生的天之骄子光环未退,辩论赛有着火一把的好“时势”。同时,复旦辩论队的精彩辩词,也特别能满足电视节目制片人对于“做效果”的要求。
“电视加上时间,‘造神’也就难免。”周玄毅说,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主张“讷言敏行”,辩论赛在当时,被看作是社会开放的缩影。
“国辩”求变是出于收视率考虑
它本质是电视节目,需要满足不同时代对电视娱乐的需求
“国辩”的名头越来越响,赛制和规则也越改越新鲜:从1993年到2005年的“四人制”变为2007年之后的“三人制”,再到10年后,用网络视频打选拔赛、上下半场双方互换立场。此外,还增加了评委提问、大众评审团投票等环节。
2007年,“国辩”犹在鏖战时,央视主持人张泽群在博客上批评选手们“视野狭窄、观点偏执、论证简单、应变虚弱”,还追根究底地力指国辩之所以差,最根本的原因是赛事规则造成的。他指出,以上下半场双方互换立场的规则为例,“双方都会在立论时给自己留有余地,少了真知灼见和不遗余力”。
蒋昌建直言,赛制的改变“都是出于节目收视率的考虑”。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辩论的特点就是针锋相对,交换立场,很难把问题讲透,“时间毕竟有限,高中生写高考作文,有理有据地说明白也得800字”。
受人诟病的,还有辩题的选择。早期“国辩”,思辨性辩题占有较重分量,如“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等,这类辩题被指离实际生活较远。2007年,央视副台长孙玉胜提出,以事实性话题取代思辨性辩题,于是,当年产生了“公共场所应该全面禁烟不是部分禁烟”、“是否赞成网络实名制”等新辩题。
在周玄毅看来,确立辩题确实是有难度的。“国辩的赛制和风气就是主要强调价值性辩题,很少打政策性辩题。”2011年“国辩”最佳辩手陈铭也提到,辩题应当有趣,面向时代,“把贴吧、网络上最热门的话题拿出来讨论,才更能接近生活。”陈铭说,以前流行的价值性辩题局限了受众,“国辩”要发展,需要“接地气”。
与辩题一起变化的,还有辩论风格。1993年复旦大学辩论队在狮城获胜的同时,开创了一种被称为“花辩”的辩风。花辩主要展示知识的丰富性,使用华丽的词汇、大段的排比。这种辩论风格观赏性很强,带有演讲的痕迹,但正面交锋的成分较少。
1999年,冠军西安交通大学队创造了被称为“雄辩”的风格,侧重短兵相接,逻辑点的推进。2010年,武汉大学夺冠时,其全新的辩论风格被称为“儒辩”。时任带队老师的周玄毅解释说,同“花辩”、“雄辩”比起来,“儒辩”更强调风度,“是理性平和地分析问题”。
“国辩本质是一个电视节目,需要满足不同时代对于电视娱乐的需求。”陈铭说,1993年的国辩能够成为风向标,也正因为切合了时代。在他看来,辩风的改变也正是如此,“现在的观众,更理性,倾向于平心静气讲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