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枭雄与士林 《枭雄与士林》代序(李劼)

      本乡本土上海本地人                    记得夜半三更在地铁站候车,一个黑人过来问时刻,高叫一声:CHINA!

神情是友好的,但被叫得很不受用。

从人家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叫错。倘若翻译成中文,意译为中国,直译叫做支那。当然,人家就算叫声支那人,也没有侮辱的意思。那样的不舒服在于,根本无法跟人家解释,应该叫上海人,更加准确的称呼是,上海本地人。

      向英语世界的人们作自我介绍,最多只能说到自己是上海人为止。这已经算是从笼统的中国人,或者支那人当中,区分出来了。要外国人弄清楚上海人和上海本地人,那是徒劳的。

并且也找不到与上海本地人相应的英文单词。反过来,国人之于外国人的区分,更加粗疏。以前一律称作蛮夷。后来叫做洋人。如今由于英语日益普及,国人开始从人家的发音上,可以大致区分出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或者美国人、英国人还是欧洲人。

至于对方是美国什么地方、英国什么地方,欧洲什么地方人氏,恐怕难以深入。       借助卫星的功能,人类已经可以从太空分辨出地球上的细微末节;但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却无法在种族间作出如何精确的辨认。

肤色、语言和国籍,似乎成了定位族群的主要标记。最多再加上口音和神态。就此而言,要从千百万个中国人当中辨认出一个上海人,是非常容易的,只要听到一句上海话就可以了。

但若要从上海人当中辨认出一个上海本地人,那就相当困难。即便在上海人之间,也不易做到。上海本地人的口音,可以不露痕迹地融化在上海话之中。

但任何一个上海人,只要一听到本地口音,马上就可以辨认出对方的本地人来历。由此可见,《庵堂相会》中那一句“本乡本土本地人”,是如何的意味深长。       儿时,从来不曾为自己是个上海本地人感到过自豪,并且还为爷娘乡音不改的浑朴,暗自羞惭。

大半生的风风雨雨过后,蓦然回首,方才发现伲本地人的雍容大度。更不用说,在纽约居住十多年之后,回味乡音,美妙无比。

尽管很难让英语人群从他们印象里的支那人当中,区分出一个上海人,更遑论辨认出一个上海本地人,但这样的自我定位,却已然成竹在胸。是人之常情意义上的血缘认同,也是一种形而上的认祖归宗。       记得《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历史备忘》在网上流传的时候,有一个自以为是的上海人跟了一贴,大意是,上海人里头,哪来什么贵族气。

从此君的自我陈述可知,在工厂里做过工人,以后考上大学,也在上海高校任教。

经历倒是大同小异,见识却大相径庭。上海人的世故和精明,区区充分领教。就连区区读硕士时的导师、一位心气颇高的江南才子,都未能免俗,更不要说其他人众。

但也正是这样的世俗之雾,遍被申城,才使高尚,显得弥足珍贵。区区所言贵族气,既非权势气,亦非钱财气,而是于尊严的看重,于品性的讲求,于境界的有无。       若要将高尚与上海本地人联到一起,首先想到的就是杜月笙。

上海学府里的教授学者也罢,上海滩上的文化白相人也罢,说到杜月笙,恐怕都会摆出一副良家妇女的标劲。与提及钱钟书时的眉飞色舞,对照鲜明。

谈论钱钟书好比品香茗;话说杜月笙,有如咬青果。就算不怎么个非议,也得先把雅俗界限,划划清爽。装模作样之际,也不想想当年章太炎那样的学界泰斗,章士钊和杨度一类的社会名流,如何激赏杜先生。更为世人不知的是,杜月笙的政治生涯,其实是葬送在蒋介石的嫉妒里。

可惜与蒋介石、杜月笙、毛泽东三者全都私交甚笃的章士钊,早已作古。要不然,让这位三朝元老说说交友体味,恐怕会有些启发,至少可以让红朝墨客听了,不再乱摆标劲。

      红朝墨客的下贱,通常在于势利透顶的奴性,或者说奴性十足的势利。他们服贴成功的枭雄,不认仗义的侠士。民国时代的文化名流,倒是迥异其趣。

骈文大家饶汉祥给杜月笙写的那付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其格调之雅,意境之高,足以让红朝墨客望洋兴叹。章士钊在杜氏六十大寿之际写的寿序里,盛赞如斯:“战事初起,身处上海,而上海重;战争中期,身处香港,则香港重;战争末期,身处重庆,而重庆重。

舍吾友杜月笙先生,将不知所为名以寻!”一些红朝墨客以为,章士钊斯言,颇有过誉之嫌,根本不知事实上是如何的恰如其分。他们之中又有人觉得,章士钊将杜月笙赞誉得胜过了蒋介石;殊不知,杜氏手中的权柄固然不及蒋氏,然其政治智慧,却远在蒋氏之上。

倘若当年是杜氏而不是蒋氏执掌天下,那么中国后来的历史,有可能截然不同。从境界上说,蒋杜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蒋介石抗日,小算盘多多,虽然最后算不过毛泽东。而杜月笙的抗日,却是不顾一切的毁家纾难。章士钊在寿序里的赞誉,可能会引起蒋介石对杜月笙的嫉妒,但其赞誉之词本身,非但没有一句有阿谀奉承之嫌,而且是实事求是地说了良心话。

章士钊不管怎么说,是个有底线的名士。即便活在毛泽东的关照底下,也不曾昧着良心,将类似赠送给杜月笙的美誉,献上龙庭。由此反观,足以想见,章氏之于杜氏的称赞,是多么的实实在在。       章士钊对杜月笙的上述评价,与杨度十分相契。

杨度在《杜氏家祠落成颂》里,将杜氏誉为“今世大侠”:“赋性豪侠,急公尚义,有求必应,有诺必践,有德不矝,有功不伐,谦怀自抑,有君子之风。

”杜月笙这两“必”两“不”,蒋介石哪里及得上,更不用说动辄便以小人心肠度君子之腹的毛泽东。仅从杨度这番评说,便可得知,被世人视作流氓的杜月笙,其实是个什么样的侠士;相反,也可以同样得知,被国人拜为领袖的蒋介石和毛泽东,是什么样的流氓。

遗憾的只是,国人喜欢以谁能把他们踩在脚底下,作为认领英雄好汉或者伟大领袖的标准。这与其说是毛泽东不够仗义,杜月笙不够流氓,不如说是国人尤其是红朝墨客,养成了受虐的嗜好。

      比民国名士章士钊、杨度更为性情的,是集革命元勋、学界泰斗和文化宗师于一身的章太炎。

要说心高气傲,章太炎在民国精英当中,可谓首屈一指。当年曾指着袁世凯的鼻梁骨厉声痛斥,又曾因政见不合与孙文分道扬镳。蒋介石托人包起五万大洋送上门去,拒不接纳。然而,如此一位谁也无法左右的独立特行豪士,与杜月笙天然惺惺相惜。

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比之于司马迁《侠客列传》,不仅更为古雅,而且妙趣横生。       杜之先出于帝尧,夏时有刘累。

及周封于杜,为杜伯。杜氏在汉世有御史大夫周,自是至唐世为九望,其八祖皆祖御史大夫,唯宋世有祁公衍,实家山阴,江南之杜氏自是始著也。末孙镛自寒微起,为任侠,以讨袄寇,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杰皆宗之。

      仿佛是预料到后世会有标劲十足的红朝墨客狗眼看人,太炎先生特意将杜家的渊源上溯到帝尧,再列入伯爵行列,并且及至汉唐依然显贵。

而所有这些铺垫,都是为了突出杜月笙今生今世的功德。其遣字造句比当年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还要考究:寒微起,为任侠,讨袄寇,字字千钧,掷地有声;最后归结于“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杰皆宗之。”。       一篇古色古香的《高桥杜氏祠堂记》,与其说是显示了学问,不如说是展露了老子《道德经》所说的婴儿般的童心。

这样的文字,不要说红朝墨客写不出来,即便是五四当年的北大教授如胡适、陈独秀,都写不出来;就连章太炎的诸多弟子,如鲁迅、周作人和钱玄同那样的《新青年》主笔,或者如黄季刚、沈尹默、马幼渔、沈兼士等诸多北大教授,也一个都写不出来。

后人只知当年的北大如何辉煌,但鲜知那些个响当当的教授,亦即让梁漱溟当年望而生畏的一个个牛人,大都是章太炎的浙籍弟子。

倘若说,当年是那样的教授班底造就了北大的辉煌,那么必须补充一句,章太炎乃是那个班底的业师,可谓是当年北大的祖师爷。

而章太炎与诸多弟子的高下立判之处,便是章太炎写得出《高桥杜氏祠堂记》,其弟子们一个都写不出。若要问天底下还有哪个泰斗宗师级别的人物写得出来,答案是,陈寅恪。证据是,《柳如是别传》。

      章太炎为杜月笙写祠堂记,与陈寅恪为柳如是写传,可谓异曲同工。都是非常之人写就非常之文。民国时代的文化宗师,其人文境界能够抵达到如此深湛的地步而又能羚羊挂角、踏雪无痕的,也就是章太炎和陈寅恪。

倘若再要数出一个,那就是先前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人文的高度,有时候不是经由高深的学问、而是通过看上去很不起眼的,甚至可以被无知无畏者当作笑谈的细节,体现出来的。

能识别出杜月笙的不同寻常,就像发现柳如是的意味深长一样,前提都在于,慧眼独具。读明史要读出柳如是的非同一般才算得上透彻,读民国时代,能否读懂杜月笙这样的人物,乃是衡量一个学人是否达到了一定深度和高度的标准。

      行文至此,人们应该明白,区区为何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历史备忘》里那么的不以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为然。

因为李欧梵根本读不懂海上孟尝邵洵美那样的人物。写民国时代,不懂海上春申杜月笙等于不懂民国历史;写民国时代的上海文化,倘若不懂海上孟尝邵洵美、当时上海滩上最见性情的文人,怎么可能写出当年的摩登上海?读懂海上孟尝与读懂海上春申,乃是一币两面。

能读懂杜月笙,自然就能读懂邵洵美,反之亦然。李欧梵虽然有幸逃脱了长于红朝一劫,但其致命的俗气又恰好在于,喜欢混迹于红朝墨客群里。那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群。以那样的平庸,既读不懂章太炎的《高桥杜氏祠堂记》,也读不懂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

在哈佛当过教授,不等于肯定不会患有文化弱智之疾。       仅从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就足以想见,倘若活到红朝,章太炎绝不会像梁漱溟或熊十力那样,向新主顶礼朝拜。

可以说,陈寅恪能做到如何决绝,章太炎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化宗师的难以企及,并不全然在于学问如何高深,通常更在于处世如何出俗。

不认枭雄不拜朝廷,是出俗;为义气相投的朋友写祠堂记,也同样是出俗。宗师之笔,向来只为挚友一吐相知衷肠,不管对方出自豪门还是寒门;从来不会向朝廷投石问路,不管处境如何艰难和落魄。

跟在主子,不管是旧主还是新主后面,屁颠屁颠的学人,不可能是宗师级别的大家。这也是遗世独立之人与浑浑噩噩之庸众的区别所在。要道破国人的可怜,其实非常简单,根本不需要分析什么国民性,因为其可怜就在于:宁可相信《东方红》,也不愿相信杜月笙。

      要说到《东方红》和杜月笙的区别,应该在于,一者是独霸天下,一者是协商分享。杜月笙能够在那个英雄豪杰风起云涌的民国时代,享有如日中天的威望,全然在于行事为人的独具一格。

民国政治,风云变幻,然你死我活的因袭心理却依然如故。杜月笙的脱颖而出,不在于比别人更流氓,而在于给对手留余地。在一部晚近中国历史上,杜月笙是极少数懂得互利双赢的政治家之一。

另一位有如此心胸的人物,便是曾国藩。中国的政治,倘若要获得什么进步,不需要旁征博引,只消一句话,便可说清楚:从你死我活,到谋求双赢。中国政治的痼疾,就是陷在你死我活的烂泥坑里。

哪一天,中国的政治家们在给对方留有余地上达成共识,那么其政治格局就会全然改观。给对方留余地的政治方式,其历史先驱,晚清有曾国藩,民国有杜月笙。       博学过人、目光如炬的章太炎,不是不知道拉祖宗做大旗的无聊,但他就是要给杜月笙那样的荣耀。

因为章太炎深知杜月笙的价值。章太炎痛恨独霸天下的枭雄,无论是袁世凯的称帝,还是孙文的非常大总统,骨子里都是想独吞;美其名曰:一统天下。

章太炎一概不予认同。更不用说素有独夫品性的蒋介石,当年以欠光复会的一笔血债出道,暗杀了章太炎的战友陶成章。在枭雄横行的年代,章太炎蓦然回首,发现了具有另一种政治品性的杜月笙。

其内心深处的感慨,可想而知。章太炎从来不曾公开撰文抨击革命成功后的诸多枭雄,但这并不等于没有自己的异议。千言万语,不动声色地化作一篇古奥的《高桥杜氏祠堂记》,悲凉欣喜,尽在其中。

此记于时局时政,不着一字,却尽抒胸臆。盛赞杜氏,反过来一读,却是痛诋独夫,睥睨所有视天下为己物之枭雄。其奥妙与陈寅恪礼赞柳如是,如出一辙。世人读懂了,也就领略了什么叫做羚羊挂角,踏雪无痕;倘若读不懂,那也不能归咎于章太炎太过古奥。

顺便说一句,也许蒋介石读懂了,要不然,抗战胜利后不会那么刻意冷落杜月笙。蒋介石不会不知道,过河拆桥乃小人品性。       倘若说,杜月笙的精彩在于行事留余地,那么另一个上海人的有口皆碑则在于,为人不设防。

想当年,此人叱咤风云之际,上海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但上海诸多的地名和命名,却大都是沐浴了他的遗泽。

春申君,黄歇。申城申江申报,江阴的黄山和分隔浦东浦西的黄浦江,仅就这些个命名而言,春申君黄歇几乎成了上海的标记性祖宗。出自楚地的黄歇,行事做人,毫无后来湖南人的斗狠刁蛮;相反,充满后来上海人的通情达理,并且极具伲本地人临危不惧、处惊不变的气度。

因此,将春申君黄歇称作最古老的上海人,不算夸张。至于杜月笙当年被誉为海上春申,也并非偶然。这不是见诸文字的联接,是一种生命品质和文化气脉上的承继和相通。

      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黄歇,当年的辉煌,毋须赘言。再说,春申君不像杜月笙那样,因为起自草根底层,又没能做成皇帝国相,而备受争议。

贵族后裔,一国之相;门客三千,权倾朝野;所有这些,都足以让势利的国人,趋之如骛,谀词如潮。据说,二00二年申博成功庆祝,沪上人众欢天喜地的唱起了《告慰春申君》,似乎多少有点《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意思在其中了。

更无须说,各类学者纷纷考证,春申君到底属于何方人氏,弄得那些个学究也因此得以追踪黄歇足迹,荣耀得不行。       世人有关春申君的微词,恐怕在于不够老谋深算,不够心狠手辣。

这倒不是红朝墨客的见地,而是汉唐文人的共识。司马迁在《春申君列传》里,讲完黄歇的故事之后,发表如此一番议论:       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园,旄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       唐朝诗人杜牧在《春申君》一诗中感叹:烈士思酬国士恩,春申谁与快冤魂。

三千宾客总珠履,欲使何人杀李园?       另一位唐朝诗人张祜也有诗《感春申君》如次:薄俗何心议感恩,陷容卑迹赖君门。

春申还道三千客,寂寞无人杀李园。       又是当断不当,又是何人杀李园,无人杀李园,仿佛黄歇杀了李园就更像黄歇似的。

殊不知,春申君要是真杀了李园,就不是春申君,而是毛泽东了。在毛泽东手里,不要说一个李园,哪怕一百个、一千个李园,都会被杀得干干净净,并且还滴血不沾。

司马迁写《史记》的文笔是一流的,但史识却是三、三流的。至于那两位诗人,更不消说了。杜牧竟然有本事把亡国归咎于烟花女子,有道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连鲁迅都知道,把亡国归咎于文人和女子,乃是一种怯懦者的偏见。       战国时代,人心虽然被战乱和没完没了的宫廷权谋弄得相当阴暗,但还不曾阴暗到《三国演义》那样的程度。

嬴政的一统天下,虽然是个强横胜出的例子,但毕竟还是国与国之间的角逐。及至刘邦战胜项羽,才真正开始了流氓打败英雄的历史;这与李园暗算黄歇,大同小异。世人的荒唐在于,不去责怪项羽为何在鸿门宴上放过刘邦,而纠缠于黄歇为何不杀李园。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刘邦做了皇帝,所以就不再是个小人,而是摇身一变,成了高祖。但李园阴谋得逞之后,并没有因此做成开国皇帝,结果只好继续排在小人的队伍里。

后人谴责小人的勇气是有的,但少有把皇帝说成小人的胆识。无论是司马迁,还是杜牧、张祜,都只看到小人得逞,没有看到君子之所以是君子,是因为使不出小人的伎俩。从权谋的角度来看,黄歇确实像后来的项羽一样傻气;但就为人的品性而言,黄歇之所以是君子,就因为不会杀掉李园,一如项羽之所以是英雄,乃是因为不会在鸿门宴上击毙刘邦。

政治的霸业要用成败作论,人文的品性正好相反,非但不以成败相论,而且越是光明磊落,越显出君子本色,越具有英雄气慨。

在为人上设防与不设防之间,小人永远设防,时刻设防;君子,或者说,英雄,永远不设防,时时刻刻不设防。否则,还有什么友谊可言,还有什么朋友可交?就算是利益的需求,还有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

春申君黄歇到底属于湖南,还是属于上海,其实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上海本地人,区区所认领的,是春申君在为人上的不设防气度,而不是那种宁可我负天下、也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湖南痞子心理。

被世人誉为海上春申的杜月笙,也是认领了这样的为人气度。就像从牢房里放出来的陈独秀,让盘踞在延安的毛泽东有些吃不消,不得不找出各种借口,甚至不惜造谣,阻止陈独秀到延安,回党内;蒋介石也同样吃不消杜月笙的人缘人气和人脉,暗中使绊子,不让杜氏出任上海市长。

然而,假如历史再退回去重演一遍,杜月笙照样会为蒋介石两肋插刀。本性使然也。君子和小人,就是相差在这一层。至于读懂了其中道理的世人国人,愿意认领哪一种人品,只能青菜萝卜,各有喜好了。

      海上春申君杜月笙,是典型的上海本地人。虽然本地人当中也同样不乏势利之徒,但区区却愿意将上海本地人看作是黄歇的传人,是那个就算知道李园图谋不轨、也不会挥刀杀之的春申君的传人。

杜月笙的行事留余地,春申君的为人不设防,应该成为上海本地人行事为人的圭臬。倘若说,高贵通常要付出代价,那么只能说,正因为有了代价,才能叫做高贵。

没有代价,何为高贵?平日里读读钱钟书,说说《管锥编》,能算作高贵么?而没有高贵的人文品质,就算勤奋出点学问,也只是附庸风雅;说到底,乡愿而已。       当然了,高贵的代价,也确实让人望而生畏。

王国维是投湖自尽,陈寅恪是壁立千仞,杜月笙客死香江。一代英豪临终之际,手头拮据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物换星移,人文环境和国人心理,却依然如故。

区区的同窗胡河清,跳楼身亡。区区至今有家难回,有国难归。就算有朝一日能够回去探视,也早已人事昨非,沧海桑田。浦东老家南陆家桥,早就变成了一片硕大的新村小区。昔日的田野、村庄,河流,消失殆尽,仿佛从来不曾有过。

      有时想想,能够在险象环生的环境里幸存,或许是因为区区生性愚钝。婴儿弃地,虎狼不食;当然,鸡狗就难说了。

由此想起,印度禅师奥修在《金色的童年》里的自述,说是离去时有觉知者,回来时有选择。奥修选择了一个平民的家庭,因为那对成为他父母的伉俪,相当和睦,从来不吵架。区区年长之际,家严一再抱怨,侬应该生勒拉教授屋里厢。

殊不知,正是因为长于草民之家,所以有个庇荫。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了遇罗克。有人因此作诗: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那个黎明究竟有没有流出来,区区不清楚。但那个诗人,据说已然洗尽铅华。

高贵,真的很不容易。       天色将晚,四下无人。也让区区到廊檐底下打个瞌睡。休息片刻,再继续敲更。       二0一0年二月二十八日写于哈德逊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