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生日 郭小川在人民日报社的日子
1962年秋天,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秘书长郭小川离开中国作家协会,来到人民日报社当了一名记者。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郭小川被重点批判,被迫在作协12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作检查。
1962年初春,“七千人大会”后,郭小川获得了一年创作假。他与诗人贺敬之夫妇、剧作家赵寻夫妇一起游历了广州新会、肇庆七星岩,在从化温泉与画家李可染交谈甚欢。心情大好的郭小川给自己买了件兔毛衣,还给夫人杜惠买了一件。对以后的去向,郭小川做出了打算:离开作协到中南,专搞创做不作官。
6月27日,中国作协党组为1959年对郭小川的批判进行了甄别,认为对他的批判是不适当的。
9月,在一次诗歌座谈会上,郭小川遇到了胡乔木。简短交谈后,他做出了到人民日报工作的决定。20日,郭小川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拟去《人民日报》。”
时任人民日报国内部主任张沛追忆:1962年,有一天,你(郭小川)突然到人民日报社来找我,说你想离开文艺界到报社当一名记者。你是来征求我意见的。我当然很欢迎你,当记者同写诗是可以统一的。从你的言谈中,听得出生活中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你谈到了文艺界的一些事情,但主要还是想同实际生活靠近一些。我很快把你的意愿告诉吴冷西同志(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他表示赞成。
10月29日,郭小川正式到人民日报社报到。这一年,他43岁。
胡乔木与《祝酒歌》
到报社不久,郭小川即随老首长王震踏上了北去列车。扑面而来的白雪世界一下子吸引了郭小川的眼睛。在给杜惠的信中,郭小川热情讴歌他所看到的一切。很快,他用散文诗一样的语言,写出了到人民日报后的第一篇特写——《白银世界的黄金季节》(1963年1月17日《人民日报》)。这次东北之行,他还写出了《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和《祝酒歌》。
如果说1 9 5 7 年前后创作《望星空》、《深深的山谷》、《白雪赞歌》、《一个和八个》标志着郭小川艺术创作达到一个高峰,那么,在人民日报的4年,他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攀上了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南下北上,一番远地行走,压抑的心灵得到了释放,诗情文思如泉涌。
1963年3月11日,郭小川在日记中写到:“我的几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举世的震动,太好了。”4月11日,郭小川给夫人杜惠的信中说:“《祝酒歌》在上海反映强烈,王震更是赞不绝口,他家里的那一份《诗刊》,成了宝贝。已有十多个青年,从这里把诗抄去。”
1962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郭小川的《厦门风姿》。9月6日,胡乔木即致函陈毅、康生,谈了对郭诗的看法:
陈总、康老:
介绍您俩看一首诗——《厦门风姿》,这首诗除感情热烈、文采富丽外,特别可注意的是160行通体都用对仗(隔句对和当句对,略以骈赋)调平仄,每句押韵(北方流行的所谓十三辙的宽韵),章法严谨(每四行一节,每一大段一韵到底),虽然篇幅略感冗长,不无小疵,但用白话写新式的律诗,究为诗史上的创举,也是主席号召的在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中国诗的一个认真的努力。
这首诗发表已两个月了,我也是由于报刊的推荐和电台的朗诵才找出来看的。因为您俩都关心这方面的情况,不揣冒昧,特以奉上,并请对所见不当之处予以指正。
敬礼
胡乔木
1962年9月6日
陈毅接信后,也写了批语,认为“郭小川在新诗人中是有前途的。但的确太冗长,不耐看。”康生的批语是,“读此诗,心中甚喜,唯词句尚欠精炼。”
此时,正是郭小川调入人民日报之际。
1963年2月16日,郭小川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约他一起谈谈诗。信中特别提到:“我到《人民日报》后,一切都好。”
4天后的下午,在颐和园云松果巢作协的房子,郭小川、贺敬之在这里写作,胡乔木和他们谈了2个小时,谈诗的完整性、诗的和谐与完美、新诗与古典诗词的关系等。
1963年纪事
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题刊登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以及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题词:“伟大的战士——雷锋同志永垂不朽”。第五版全文转载了《辽宁日报》的《雷锋日记摘抄》。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等多位领导人为雷锋热情题词,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全国掀起了学雷锋热潮。
在学雷锋热潮中,郭小川却表现出了少有的冷静。他在日记中写到:“关于雷锋,实在很难入手,这是一个新人,毛泽东时代的新人,不知道怎样写才好。”
1963年3月,郭小川采访了南京路上好八连。诗人的心被感动了,他“深深爱上它了。这真是一个伟大的集体,它的意义不下于雷锋,许多地方都动人极了。”
文章写得很艰难。郭小川笔下,“南京路上好八连”是艰苦奋斗的楷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1963年5月8日,署名“本报记者”的《无产阶级的高尚风尚——好八连》在《人民日报》发表。郭小川没有想到,笼罩在这篇文章背后的政治黑云正靠近他。
郭小川不同意把“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个“十六字诀”写进文章里,他认为这个提法有实用主义之嫌(当时不知道是林彪的话)。部队对此很不满,官司打到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那里,吴冷西劝郭小川写进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打电话询问此事,但最终郭小川没有接受。这件事成为文革初期郭小川在人民日报社遭到批斗的导火索。
匆匆结束的“四清”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批语中再次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文艺界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让郭小川感到恐惧:“我自己的问题,也伤脑筋,近来我对文艺界的某些人物实在想避之远远的。要搞创作,不如在文艺界之外搞。否则,不知何时就得叫他们再整一通。我自己,言语又不能噤若寒蝉,容易惹事。这就是我为什么愈来愈坚决地到中南去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震建议郭小川去中南局。郭小川深知老首长的苦心,也觉得自己在人民日报当了两年记者,有必要深入下去。与报社商量后,决定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长驻中南,暂去两年。
6月底,郭小川到中南局。为方便创作,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答应郭小川只在中南局一个内部刊物挂编委的名。
郭小川首先采访了广东省的四清运动。陶铸给郭小川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教育推动了生产”。材料介绍说搞过“四清”的6个公社都获得了早稻大丰收,郭小川选择东莞茶山公社作为调查试点。他亲眼看到了茶山由老灾区变成高产区,很振奋,“从中看到了农村的无限前途和生产的巨大潜力。”
因为语言不通,处处需要翻译,郭小川遂向陶铸提出:到河南某个灾区当两年县委副书记。在给夫人杜惠的信中,他一再表示,只做两年打算,而且“尽快把家搬到人民日报去,再也不搬到别处去了。将来还在人民日报工作,每年除了写几篇通讯外,就写些比较大型的东西。”他的想法得到了陶铸的支持。
然而,一到河南郑州,碰到老熟人、省委候补书记兼商丘地委书记纪登奎,他不得不改变了想法。纪登奎坚决不同意他到商丘任何一个县工作:“我们那里太苦,情况特殊,你还是到一个稳定的地方去。”
郭小川看到了大跃进“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留下的后遗症,深受震动。他亲眼看见商丘农民家中四壁空空,食不饱肚,衣不蔽体。他在给杜惠信中心情沉重地写道:“这种景象,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也没有想到过。以上情况,当然不可与人语。”
他对广东茶山的热情也骤冷下来,他深怕自己只待了10天调查不清,深怕材料有不真实之处,决定将茶山通讯再做修改,但最终没有发表。
1964年10月中旬,郭小川与报社同事谭文瑞、李克林、宋琤、王若水、陈柏生、凌建华、周毅之、程光锐、葛娴、崔奇、林晰等20多人到通县西集公社侯各庄村搞“四清“。他们白天与村民一起劳动,晚上开会、清查账目。5个人睡一通铺炕,吃的是白薯、玉米面和小米。
谭文瑞(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在采访中谈到:“当时正是三年困难之后,村干部多吃了一点豆腐,被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四清’对我们来说,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把当地经济也搞乱了。”(2012年9月采访谭文瑞记录)
与郭小川同在侯各庄大队搞“四清”的人民日报老记者宋琤说:“老百姓不欢迎工作队,这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以前在解放区,我们走的时候,村里的人都恋恋不舍,这次工作队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送。大家心里过意不去,凑钱给村里种了一些树。”(2012年9月采访宋琤记录)
宋琤回忆,工作队团长吴冷西、胡绩伟坚持实事求是,没有逼大家乱来,结果,人民日报四清运动草草了事,一个走资派也没查出来。(2012年9月采访宋琤记录)
郭小川在通县只呆了一个月,因急性肝炎回京治疗,再没回去。
崇拜的心
1965年这一年,郭小川很忙,日记只有薄薄几页,继母去世,他也没有回家。这一年,郭小川一首诗也没有写。
1965年3月,郭小川看到毛主席对徐寅生《如何打乒乓球》一文的批示,又知道中国乒乓球队马上要去参加第28届国际乒乓球比赛,郭小川以其政治敏感意识到这是个重要选题,立即访问了中国乒乓球队,写出长篇通讯《小将们在挑战》。郭小川将乒乓球打法中蕴含的辩证法写得深入浅出,刻画了年轻乒乓球队员们的群体形象。在“文革”初交代材料中,他认为“这篇通讯宣传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1965年夏天,郭小川几次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提议大张旗鼓宣传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文革”中郭小川写的材料中说,当时安岗不是含糊其词,就是以“我们不搞声势,要搞声势很容易”为由推脱。后来,安岗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对毛主席是很崇拜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群众中是一股热,但不像‘文革’时期那么厉害。我只是不愿意空洞宣传,希望有分寸感,还觉得有更重要的事要抓。小川有很高的政治热情,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一年,郭小川还将自己手书的32首《毛主席诗词》装订成册赠送给了报社同事何燕凌。这大约是当时表达友谊的最好方式了。
1965年7月,郭小川与记者王日东到北京积水潭医院,采访创伤骨科烧伤专业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经验,郭小川写了《为革命,会革命》长篇通讯。
8月,郭小川到内蒙古伊盟乌审召公社采访一个多月,写出了《乌审召公社的革命风云》、《牧区大寨》和《乌审召人——新愚公》3篇通讯,热情抒发了“毛泽东思想是劳动人民战胜灾难的力量源泉。”当时,崇拜领袖已成一种流行时尚。
1965年12月最后一天,郭小川与安岗来到大庆,“还没有参观,就已经同安岗同志在一起,突击出一篇文章来了。”安岗回京,郭小川想留下来,按照自己的路子写一篇文章,但没有成功,他很快也回京了。此行他们共写了3篇文章,分别是《学大庆,从哪里学起?》、《怎样突出政治》、《大庆精神是怎样炼成的》,分别于1966年1月9日、10日、15日见报,真正是突击出来的。
文章一改郭小川以抒情、人物见长的叙事风格,凸显了“安岗式”政论特点。
1966年秋天,报社“文革组织”要求每人做自我总结,按黑线、红线、不黑不红三类划分。郭小川坚决把《人民日报》写作的日子统统归入红线,正是因为有《小将们在挑战》这类通讯压底。
1966年7月,报社把宣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学习毛泽东最新指示的典型,派郭小川、金凤等三人前往采访。郭小川“似乎很高兴,这表明我们仍是革命的动力,而非革命的对象。”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飞机上,只有人民日报三个记者,一种大祸将来的感觉始终沉甸甸压在大家心头。
郭小川他们在新疆采访期间,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冲突公开化。乌鲁木齐街头,贴满了“炮轰王恩茂”、“打倒张仲瀚”、“揪出赛福鼎”的大字报,广场上焚烧从新华书店抄来的图书。看到这些,郭小川脸色苍白,一言不发。
从新疆回来,“揪出周扬的黑干将郭小川” 大字报已赫然贴在郭小川煤渣胡同宿舍区。1966年12月29日,郭小川在报社开始受到批斗。第二天,家被搜查,郭小川开始在王府井大街打扫卫生。
1967年9月18日,作协造反派将郭小川从人民日报揪回,关进文联地下室。这一年,48岁正值创作高峰的郭小川写了一年交代材料。
从此,郭小川离开了人民日报社,身不由己辗转于咸宁干校、团泊洼和林县,直到1976年10月在安阳意外去世。1970年12月,郭小川收到了一张人民日报财务科会计赵玉明将他1968年6月至1969年6月的1481元工资全部上缴党费的收条。虽然他几次想回人民日报社,但终未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