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澄海叶宇筠 叶澄海:连降 三级后选择“辞职下海”

201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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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丘立才比叶澄海低一届. 1963年,叶澄海高中毕业,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并考上了国际政治系.丘立才记得,那个时候,人民大学被称为"第二校",对有政治抱负的学生们说,人大比北大和清华更有吸引力,没有政治抱负,他当年会那么刻苦地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吗? .丘立才说,叶澄海的这个选择,在当时的梅县非常少见,因为一般梅县人对北京不感兴趣,最关注的是印尼.新加坡和泰国."我们客家人的传统是要去闯南洋,去做生意的.像我老家的村子里,在雅加达的人就比留在村里的人还多. "

丘立才比叶澄海低一届。 1963年,叶澄海高中毕业,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并考上了国际政治系。丘立才记得,那个时候,人民大学被称为“第二校”,对有政治抱负的学生们说,人大比北大和清华更有吸引力,没有政治抱负,他当年会那么刻苦地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吗? 。

丘立才说,叶澄海的这个选择,在当时的梅县非常少见,因为一般梅县人对北京不感兴趣,最关注的是印尼、新加坡和泰国。“我们客家人的传统是要去闯南洋,去做生意的。

像我老家的村子里,在雅加达的人就比留在村里的人还多。 ” 高中时的叶澄海,堪称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几乎门门功课都是满分,他是校学生会主席,还入了。丘立才与叶澄海恰好住在一个宿舍,在他的印象中,他们平时在一块聊天的内容也和其他同学不太一样,基本上就是在谈政治。

叶澄海从人民大学国政系毕业后,在河南商丘一个部队农场锻炼一年多之后,1970年分配到广东宝安县(深圳市前身),成为县委宣传部的干事。

这个时候他已经结婚,生了第一个孩子。 妻子廖清清是叶澄海梅县的同乡。廖清清的出身非同一般,父亲是被柳亚子赠“梅州大侠”美誉的廖安翔。这位早年在香港经商、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的“大侠”,在抗战期间参与并组织了著名的港九“秘密大营救”,成功救出被困香港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乔冠华等大批文化界名人和民主人士。

同时,他还筹集了大量的支持华南抗战的经费和物资。当年被廖安翔营救的人士,一部分成为新中国初期的高层领导人,与他交往密切。

2 成功缘于低调努力 到了宝安,叶澄海工作上的表现让很多人记忆犹新。作家廖虹雷当时也在宣传部工作,他还记得,这个戴着眼镜的大学毕业生一来就扎进了农村。

1970年到1974年,叶澄海在农村工作了四年多,根本就没把自己当成大学生。工作起来,和农民们摸爬滚打到一块,犁田、耙地、插秧、施肥、播种、收割,样样都学会了,不比农民差。庄稼收割的季节,近200斤的一包谷子,他扛在肩上运送到手扶拖拉机上,来回几趟大气不喘,没有人不佩服的。

1979年深圳建市之后,叶澄海担任第一任罗湖区委书记。“他这个书记有个特点,几乎天天都在下边搞调研。 ”廖虹雷记得,当时叶澄海鼓励企业对外搞来料加工、让农民过境到香港去耕作、建议有关部门同香港商人合资开餐馆,创造良好的环境以吸引外资……“他是个思想很解放,很有想法的官员。

”廖虹雷去过叶澄海的家,“朴素到可以用简陋形容。

”当时深圳不少干部已经流行通过香港的亲友,为家里买来舒服的沙发,但叶澄海家还是那种老式的藤椅,而且还是补了很多个补丁的。 丘立才说,叶澄海的从政之路,一直都比较顺畅的原因,除了运气好,和他低调、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

1983年的一天,丘立才去省委大院旁边的干部宿舍区探望叶澄海。时年39岁的叶澄海刚被提拔为广东省委常委兼外经委主任。一进叶澄海家,学中文的丘立才就被客厅墙上悬挂的书画吸引了。一幅画着两头驴子的国画在中间,旁边是一副对联。

对联写的是“历经世间坎坷路,不向人前数不平”。 叶澄海告诉丘立才,他就是要用这幅画和对联来鞭笞和激励自己,在今后的从政生涯中,不管遇到什么坎坷和困难,都要“像驴一样,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决不放弃”。

3 遭遇仕途滑铁卢 这样一个在官场上春风得意,且处处精心经营的人,怎么会在40岁出头、风华正茂的年龄突然“急转身”呢?令人好奇的是,叶澄海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自己辞官下海的原因。

迄今为止,在所有媒体的报道中,对叶澄海从政经历的记录都是到1985年他担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外经委主任这一职务,但这并非他从政的全部经历。 记者经多方打听得知,叶澄海这份履历的背后,隐含着不为人知的苦衷。

早在1984年9月前后,叶澄海遭遇了仕途滑铁卢,连降三级,从副省级变成了一个副处级干部。而且,还从广东到了湖南郴州这个不起眼的地方。 湖南郴州,是叶澄海在自己的履历中从来没有提到过的地方,但这里却是他从政生涯的最后一站——叶澄海辞官下海,最后辞的并不是深圳副市长,也不是广东省委常委,而是湖南省郴州地区(现郴州市)经委副主任。

“照理说,副处级这个级别的官员是不存在跨省交流的,但省委组织部一个电话打来,叶澄海第二天就来报到了。

”提起叶澄海,现任郴州市经委主任的刘洪书马上打开了话匣子。刘洪书当时还是郴州经委人事政工科的一个普通科员,他从有关领导的口中知道叶澄海算是被贬郴州的。

从副省级到副处级,叶澄海应该是犯了错误,但犯了什么错误,没有人知道,叶澄海自己也从来没有提起过。 不过,据一位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叶澄海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叶澄海是中了港商精心设计的圈套。 1984年,中央已经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当时叶澄海手握广东省外经贸审批工作大权,很多人都希望他能大开方便之门。

“对方对他进行要挟。不过,听说他很硬气,根本就不理要挟。 ”这位知情人士说。

叶澄海中圈套的事情,丘立才也知道,但叶澄海是如何应对的,他并不清楚,只是知道,叶澄海此后就被调到湖南郴州去了。 4 湖南郴州的“赋闲”生活 刘洪书原本以为会看到一个状态非常糟糕的人,没想到,眼前的叶澄海面带微笑、不卑不亢。

郴州的另一位退休干部邓秉清对叶澄海印象深刻,则在于他的言必信、行必果的办事风格。 1985年,邓秉清在郴州下辖的宜章县当县长,县里准备建一个水泥厂,他是总指挥长,还有500万元的资金缺口,不知道怎么办。

恰好刚来郴州经委工作的叶澄海到宜章调研,饭桌上,偶尔听邓说起水泥厂有资金缺口,叶澄海当即就表示,这件事交给他来办,他到深圳去招商引资。 第一次见面,又是饭桌上顺口提了这么一句。

邓秉清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没想到,隔了几天,他就接到了叶澄海从深圳打来的电话。他已经开始在联系引资的事情了。此后,“几乎是在叶澄海的督促中”,水泥厂招商引资工作迅速展开,3个月不到,邓秉清一行十人就出现在深圳,进行合作谈判。

谈判中,“他手里拿着一个巴掌大的计算器,帮我们算细账,和深圳的商家讨价还价,忙得都顾不上喝水。”邓秉清说,“谈到最后,参加谈判的两方人都累得不行了,他还依旧干劲十足。

” 刘洪书告诉记者,其实,叶澄海到郴州,他的人事档案一直没有过来,在郴州这边只有工资关系和组织关系,郴州经委也没有给他安排什么具体的工作。后来就让他在深圳负责郴州的外向型经济联络工作。这样一来,叶澄海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圳,郴州只是偶尔过来。

“一年才几次,主要就是来领工资交费什么的。 ” 不过,1985年之后,叶澄海就不怎么来郴州了。很多时候,工资都是郴州经委的人代领,然后利用出差到深圳的机会送给他。

那时叶澄海的工资一个月大概是七八十块钱,刘洪书给他至少送过三次工资。刘洪书记得,自己到深圳给叶澄海送工资的时候,他很难为情,有些不好意思。有时候,他甚至并不情愿见到郴州这边来给他送工资的人,个中滋味也许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在刘洪书的印象中,1987年,叶澄海曾经对郴州这边口头提出过辞职,但也是说了说,并没有提交辞职报告。 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刘洪书自己和其他代送工资的同事就很难联系上叶澄海了,工资没有领,他也从来没有上门来要过,听人说他到美国去了。

郴州这边最终不再发放他的工资,1989年,叶澄海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和郴州方面彻底失去联系。“等同于自动离职吧。 ”刘洪书说。 5 艰难转身 叶澄海后来对外宣布他辞官下海是在1985年。

其实,这个时候,他还拥有郴州地区经委副主任的职位,一个闲职。 一直以来,在官场上都是兢兢业业、忙忙碌碌的人,居然成了闲人,他怎么能闲得住呢?要知道,那可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正经历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波下海经商的热潮呢。

1983年,王石和刘永行已经挖到了第一桶金。 叶澄海,一个在经商风气非常浓厚的客家地区长大的孩子,有一个在香港经商的岳父,还经历了这样火热的年代,闲下来的他,不动经商的念头也难。

“在我们客家人看来,经商本来就是男人证明自己能力的最重要的途径,观念上就很接受。 ”丘立才根据自己对叶澄海的了解,知道他是个希望能不断证明自己的人,当官不顺时,当然就去经商了。

1986年,叶澄海向亲友借钱,选择在皇岗村租了个不起眼的小厂房,办起了丝绸服装厂,接着是办电子厂,生产验钞机。 1985年到1989年间的叶澄海,没有对自己做一个清晰明确的规划。

这其间,宗庆后、任正非等人又纷纷看准机会创下基业,一大批跨国外资企业纷纷来到中国占领商机,他倒好,去了美国、南美等地经商,领域涉及电子、丝绸、焦炭、房地产、钢铁、制药等诸多领域。后来,他又到香港做贸易,到美国与当地公司合作经营果园和生产相关产品。

叶澄海后来对人说,因为这段时间压力实在太大,经常彻夜难眠,“借的钱,怎样来还? ”他只好咬了咬牙对自己说,“尽你的能力去做,奋斗过了,就行了。

”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对于叶澄海这样曾经拥有巨大官方资源的人来说,下海经商应该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要知道,在当时的“价格双轨制”背景下,“官倒”之风盛行,一夜间暴富并不稀奇。 但叶澄海那些坎坷的经商经历表明,他似乎没有在“官倒”上打主意。

丘立才就记得,刚去郴州的时候,叶澄海还曾乐呵呵地对自己说,到郴州工作也蛮好,就当是调整自己。那时候,虽然仕途灰暗,但胸怀政治抱负的叶澄海或多或少残存着东山再起之念。

丘立才说,叶澄海连贬三级之后依然乐观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和当时一位中央领导过去对他的赏识有关。 叶澄海还在宝安县当县委副书记的时候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曾经被中央某部委抽调去工作一年,据说工作能力突出,还要留在北京。

叶澄海的老同事,深圳原市委副书记方苞最近就在公开场合说出了这个秘密。 丘立才也告诉记者,当时那位中央领导很看重叶澄海,考虑到基层更有利于锻炼,才让他再次回到基层。回到基层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第三梯队”最被器重的后备干部之一。

不过,随着高层政治的变迁,远在郴州的叶澄海自觉东山再起无望,遂于1987年向郴州有关方面提出辞职。按照老友丘立才的说法,这段时间,他可能比较大的收获,是让孩子们开始在美国接受好的教育——女儿和儿子后来都读了美国的高等学府,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儿子还是耶鲁的高材生。

儿子和女儿现在都是信立泰的高层,是他的得力助手。 从1989年开始,叶澄海最终落脚深圳,填海建厂,与人合伙开办制药厂,确定以制药作为自己的主营方向。

从那时候开始,至今整整25年,叶澄海从少年得志的副省级高官到被贬三级,再从辞官到商海打拼,卧薪尝胆,70多岁时重新站在舞台的中央,完成了从高级官员到富商的角色转换,也许当年39岁就成为广东省委常委的叶澄海一直从政下去有没有可能成为政治局常委之一呢?这永远是一个无法证实的问题。

但至少我们应该明白无论是从政还是从商,叶澄海都无愧是这个时代的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