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刘志丹 开国上将阎红彦“文革”中以死明志

1909年10月,阎红彦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镇。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随部参加清涧起义。1931年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任大队长。后率部西渡黄河,转战到陕北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参与创建陕甘工农红军和陕甘苏区。

阎红彦天生一副犟脾气,为人正派,刚正不阿,坚持正义,只唯实,不唯上。不论是天王老子,不论对方官再大,只要认为你说的话不在理,他都会加以反驳,据理力争,不顾个人安危,不计后果。为此,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没少吃亏。

1942年夏,阎红彦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学习。那时,延安整风已经开始。有人揭露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伪造履历,在战斗中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一天,高岗找到阎红彦,要阎红彦向组织作证,自己在陕甘游击队刚组建时,就是游击队队委;临镇战斗中他临阵脱逃是被人绑架走的。

作证的交换条件,是让阎红彦担任师长。但阎红彦不为所动,实事求是一针见血地当面向高指出:当年高岗只是陕甘游击队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根本不是陕甘游击队队委。

而且,在临镇战斗中,高岗临阵脱逃,当了逃兵,当时队委会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对其进行通缉。后来,高岗自动回来了,队里就给了他个留党察看的处分,让他下去当了战士。为此,二人大吵一架。之后,高岗就一直在中央高层领导面前说阎红彦的坏话。

1945年党的七大上,高岗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并进入政治局。阎红彦根据多年来对高岗的了解观察,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但他的意见未被重视,还被误解和批评。其后,阎红彦受到了组织批判,康生代表党中央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

直到1954年,高岗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而自杀身亡,中央高层才知道当初是错怪了阎红彦。

解散公共食堂

1959年8月,阎红彦走马上任,去云南做了省委书记。当时,神州大地正在大搞“三面红旗”,云南和其他省份一样,官僚主义、浮夸风盛行,群众超长时间、超负荷劳动和粮食不够吃,造成了云南解放以来人为的群众大规模死亡。

而阎红彦能接触到的报纸上,只是一味地宣传我们的形势大好。阎红彦老家的亲戚给他写信,说那儿饿死了很多人。阎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没人敢向他说实话。阎红彦就带着自己的秘书李原一起下去微服私访。阎红彦一行走过了云南很多县份。一路上,他们看到了每个村子都是浮肿病蔓延,成群结队的边民不得不外出要饭。阎红彦流泪了,对李原说:“和平年代饿死这么多人,一定是我们的政策出问题了。”

1961年5月,阎红彦就放宽若干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给毛泽东写了6000多字的长信,提出解散公社食堂等建议。他的建议和调查方法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不久,云南农村解散了公社食堂。

在1962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提出国家今后的工作重点是搞阶级斗争,一切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在全国农村开展一次全面整顿的群众运动。文件传达下来后,阎红彦不以为然,他在省委干部会议上公开讲:为什么要老提阶级斗争?我看云南就不要再搞阶级斗争了,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提高了,才是道理。没有饭吃,搞什么阶级斗争。

遵照阎红彦的指示,云南省委在下发全省的文件中提出:云南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这是迄今发现的全国唯一一份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文件下发后,很快就引起了西南局和中央的不满。中央派出彭真来云南调查事情真相。彭真理解阎红彦,做了妥善处理,巧妙地保护了云南省委和阎红彦等人,使其顺利过关,化险为夷。

勇斗陈伯达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年10月,阎红彦被江青、陈伯达召集到北京参加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会议。会上,谢富治诬陷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犯有逃跑主义的罪行”。在淮海战役中担任纵队司令员的阎红彦立即站起来反驳说:“根本没有这种事。

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他又问原三纵作战部长、时任昆明市委书记的赵增益:“你听说过这件事没?”赵回答说:“没有。”阎红彦的反驳弄得江青、陈伯达和谢富治都涨红了脸,气急败坏无话可说,此次揭发邓小平的会议因此不欢而散。至此,阎红彦被“中央文革”视为“走资派”,在之后的运动中饱受摧残。

阎红彦从北京回云南没几天,云南的造反派在江青、陈伯达的指使下,开始对云南省委进行冲击。造反派占据了省委办公楼,还抄了阎红彦的家。造反派对阎红彦召开批斗会,一场接一场,有时一开就是一天,不给他吃饭,不给他喝水。

为了保护阎红彦,叶剑英元帅专门从北京打电话给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让他一定要设法保证阎红彦的人身安全。秦基伟召开昆明军区党委会议,责成副司令员王银山专门负责阎红彦全家的安全。王银山安排部队将阎红彦和他的妻子接到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

1967年1月4日,云南省造反派准备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由于找不到阎红彦,造反派报告了“中央文革”。1月8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通了阎红彦的电话,对阎红彦咆哮道:“为什么要躲起来?为什么不敢见革命群众?斗一两次就怕了?我看斗十次八次也没问题。不要见不得风雨。你出去和造反派见面!这是中央的决定!”

天不怕地不怕的阎红彦立即对陈伯达反唇相讥:“你能代表中央吗?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的代表!你坐在北京,不了解下面的情况,只知道乱发号令。我看你是想把云南搞乱,把国家搞乱……”

放下电话,阎红彦心乱如麻。他知道,自己和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发生了争吵,对方肯定不会放过自己。他为中国的前程忧虑,他也知道造反派肯定很快就能找到小麦峪,将他和妻子抓去批斗。他不愿意忍受屈辱,不愿意再看到江青、陈伯达在自己面前颐指气使。他要以死抗争。

于是,在写下了“逼死我者,江青、陈伯达”的遗言后,一代名将阎红彦吞下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安眠药,自杀身亡。阎红彦成了在“文革”中唯一一个自杀的开国上将,也是第一个自杀身亡的省委书记。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指出:“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