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阎红彦 阎红彦:如何从穷小子成长为“开国上将”

四、“柳林、军渡之敌主力向临县进犯,留下少数三日被我阎团侦察排吓跑”

1937年8月,全民族抗战爆发,红30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129师炮兵营,阎红彦则调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警备第3团团长,担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

保卫陕甘宁边区是一场防御战,如何有效防御?阎红彦推崇积极防御,防御中有进攻,他没有让警备第3团呆在黄河西岸消极等待日寇来攻,而是派出多个侦察排到东岸山西境内活动,切实掌握敌人动向,并不时奇袭敌人,使敌人闻风丧胆。

1938年3月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提到这么一件事:“甲、柳林、军渡之敌主力向临县进犯,留下少数三日被我阎团侦察排吓跑,退离石。该侦察排恢复柳林。当该排袭击时,民众向该敌报告有八路军三四千来攻,敌即飞逃,遗弃大米罐头等物甚多。我现以一个连驻柳林。”由于警备第3团(阎团)在山西积极动作,敌人在山西的作战行动大受干扰;加上人民群众的“推波助澜”,日寇对八路军闻风丧胆!

1939年12月,警备第3团、第4团、炮兵团等合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1旅(兼关中军分区),文年生担任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阎红彦担任旅政委兼军分区政委。由一个团的政委,晋升为一个旅(兼军分区)的政委,意味着防区的陡然增大,也意味着由奉命行事到独当一面的转变。

正是从1940年起,由于日寇、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陕甘宁边区进入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文年生、阎红彦带领关中军分区所属部队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上山开荒生产。他们奋战了几个月,把驻地附近的几个荒山野岭全部开垦出来,种上小米和苞谷。

在文年生、阎红彦的带领下,关中地区的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官兵们除完成警备任务外,开荒3万多亩,当年就获得大丰收,不仅解决了本部队的粮食给养问题,还有力地支援了边区其他部队的粮食给养,减轻了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

1943年3月,毛泽东得知关中军分区所属部队不但教育训练抓得出色,而且大生产运动全面丰收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亲笔题词“生产教育二者兼顾 书赠文年生同志”,这不但是对文年生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文年生、阎红彦领导的警备第1旅(兼关中军分区)的褒奖!

1942年10月,党中央决定召开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以总结边区党的历史经验,确定今后的基本任务。一天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找到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阎红彦。一见面,高岗先是封官许愿:“前几年陕北干部议论过成立陕北师的事,现在还是应该向中央反映,要求成立陕北师,由你作师长,我作政委。

”阎红彦不以为然地说:“成立陕北师的意见,不是向中央反映过了吗?中央决定不成立,大家都没有意见,现在你又要成立陕北师,是要弄个115师、120师、129师那样的地位吗?”高岗败兴而去,恼羞成怒之极。

他利用担任西北局书记的职权,在西北高干会议上打击阎红彦,倒打一耙诬蔑阎红彦“有野心”,让阎红彦蒙受不白之冤。对此,参加过会议的徐向前非常不满:“整风中期,我参加了西北局高干会议。

……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西北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边区党的领导问题;今后边区的工作任务问题。……会议也有缺点。主要是高岗把自己说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把阎红彦等一批同志弄下去,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未能畅所欲言。”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口头政治报告,有这么几句话:“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帮助本地干部搞出军队来,搞出民兵、自卫军来,搞出地方兵团、地方部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搞出主力兵团、主力部队。

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一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得不好。

……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高岗风头一时无两,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得意洋洋地对阎红彦说:“你看,陕北师的问题,主席都承认错误了!”这时,康生在大会小会上公然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

面对高岗的得意忘形,阎红彦向党中央直言高岗“政治品质不好”,并冷静地说:“多行不义,必自毙!”1954年2月,高岗反党事发,不久黯然自杀。

五、“这次上将名单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