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军长蔡正国 志愿军第50军蔡正国副军长牺牲经过

志愿军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牺牲的最高指挥员之一。

蔡正国的牺牲经过,民间有所误传、误解。定居于辽宁丹东的原丹东第二中学校长郑竹书,时任志愿军第50军司令部作战参谋,是蔡正国牺牲的现场见证人。晚年,他在向两位晚辈讲述当年经历时,披露了一系列藏在心底半个多世纪的现场细节。

这些细节的披露,使我们有机会打开烈士的心灵之窗,仰望那屹立苍穹的魂魄!

重任在肩1952年10月14日,为支持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美军奉命发起“金化攻势”,并首先攻击我军防御阵地突出的五圣山主峰下的上甘岭两个小高地,战至11月初美国选举投票之日,我上甘岭阵地岿然不动,美国杜鲁门总统随即落选。

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欧洲盟军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后,还没上任,即于当年12月2日至5日在新内阁中任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等军界要员的陪同下,前往朝鲜前线视察,与在朝鲜的美军高级将领克拉克、范佛里特以及李承晚等人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议,并宣称:“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

小山丘上的小规模进攻是不可能结束这场战争的”。“我们惟一的办法最后只能是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

随后,曾组织指挥过著名的诺曼底登陆作战的艾森豪威尔,命令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迅速制定在朝鲜的登陆作战计划,经批准后,组织部队按计划进行实战演练。

美军一旦在朝鲜西海岸登陆成功,不仅可以迅速占领朝鲜临时首都平壤,还可以截断朝鲜北部的铁路、公路交通线,对“三八线”我军形成合围态势,进而打破战场僵局,取得类似“仁川登陆”的作战效果。

1952年11月23日,已回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司令员,给志愿军代司令员发来电报指示,要求志司“立即进行反登陆的准备工作,以预防来春敌人从我翼侧登陆”。

12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召见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对反登陆战备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并在12月4日邓华报送的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任务报告上批示:

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

根据志司部署,汉川江到清川江南北地段为抗登陆的重点防御地段,第50军作为“有经验的军”,入选其中。

早在两年多前的第四次战役,第50军按照彭德怀司令员“西顶东放”的部署,坚守汉江南北两岸50昼夜,掩护我军主力休整、集结,并在东线实施横城反击战。战役之初,志愿军总部首长曾预料第50军这支新部队顶不住,于是,把第38军放在第50军侧后,准备随时加入战斗。

岂知,战役打到第7天,见第50军以劣势装备顽强坚守一线阵地岿然不动,彭德怀司令员亲自发来嘉奖电。随后不久,具体负责西线防御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打来电话,询问第50军在汉江南岸“能不能再守几天”?再后,志司连续两天电示第50军:“你们已苦战十日,希望军再收缩阵地,再坚持数天,主力才可能出击……”

是役,第50军获得了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交口赞誉。

这一次,第50军再次与“万岁军”并肩受领重点防御地段的坚守任务,在清川江北、南地段分别组织抗敌登陆作战准备。

据时任第50军148师炮兵主任的杨协中回忆:为了组织好这次防御,蔡正国副军长殚精竭虑,几乎每一门火炮的配置,都要亲自审议拍板。

敌机临空1953年4月12日,50军军部所在地朝鲜平安北道青龙里,天气晴朗,初春时节,人们还未卸去御寒的棉衣,初暖还寒的空气中,仍就透着阵阵凉意。无人意识到,抗登陆作战还没打响,一场冷酷的灾难即将降临。

此时,我军反登陆备战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蔡正国副军长正组织全军团、营干部抗登陆作战轮训班。那年月,我军各级指战员对于美军陆海空军如何协同实施登陆作战,闻所未闻,对于我军怎样抗敌登陆,更是一无所知,培训时间短,任务重,工作千头万绪,非常繁忙。

当天晚上,按计划是轮训班的组长汇报会,内容包括:(1)由轮训班各组的组长汇报当前工作;(2)由蔡副军长总结入朝以来的作战经验;(3)找出当前工作中尤其是工事构筑中存在的问题,并研究解决办法。

蔡正国副军长住在坑道前二三十米处的一栋民房里,会议室就在旁边。坑道是用从山上砍下来的原木被覆的,里面湿度大,通风差,空间狭小,设施简陋,桌子摆不开,地图无法挂,十来个人开会做个记录都很困难,所以,若无紧急情况,人们通常都不愿意呆在里面。

会议的准备工作是大量的。那时的军机关,人员配备非常精干,作教科(全称“作战教育科”)是军司令部最重要的科室,只有1名科长、4名参谋、3名见习参谋和1名测绘员,常常一个人顶两三个人用,每天都忙得团团转。作战参谋郑竹书一大早便投入紧张的会议准备工作,到晚饭前,各项准备基本完成,只剩下会议室尚未打扫,照明用的蜡烛还没落实。

晚饭前17时许,两架美军侦察机在青龙里上空突然低空掠过。这种飞机体积小,噪音低,速度快,超低空飞行,隔着一座山就不容易听到声音,所以,很难预先发现。

美军侦察机一过,郑竹书立刻联想到两天前梨花浦遭美军飞机轰炸的情况。

梨花浦,距军部所在地的青龙里几十公里,是所属第148师442团的防御地域。据该团政委高星耀生前回忆,那一次,部队防御阵地上的坑道刚刚挖好,正准备搬些炸药上山,模拟敌机轰炸,检验坑道的坚固程度,碰巧敌机来了,先是几架侦察机临空侦察,随后是多批次、多弹型的地毯式轰炸。因为预有准备,敌机空袭没有得逞。

也许,正是这种避免伤亡的偶然性,使得全军各部队没有因梨花浦被炸而对防空袭引起足够的重视。

梨花浦被炸情况,郑竹书是通过第148师作战参谋的电话报告得知的。此时,身为军部作战参谋,职责的警觉使他联想到梨花浦被炸的过程。他立即向直接领导赵国璋科长陈述了自己的担忧,并建议:今晚会议内容太多,肯定要开到深夜,为安全起见,最好进坑道开。

拒进坑道据赵国璋的次子赵俊达回忆,父亲生前告诉他,蔡副军长非常细心,他参加红军前当过木匠,闲暇时,只要看到雕花的建筑物就驻足仔细欣赏、品味,还不止一次地对身旁的同志说:“等战争结束了,我雕个好的给你们看,保证不比这个差”!

军部驻地附近,因为发现过敌特打信号弹,部队曾与当地政府相配合,组织过搜剿和“清乡”,但都没有什么结果。

赵国璋科长觉得郑竹书的建议有理有据,估计细心的蔡副军长也许会接受,便立刻去了蔡副军长办公室。

不料,赵国璋从蔡副军长办公室出来后,告诉郑竹书:“晚上的会议还是在外边,‘三号'不同意进坑道”。

“三号”,是“三号首长”的简称。战争年代,我军部队出于保密需要,通常要求指战员称呼部队长为“一号首长”,政委为“二号首长”,副部队长为“三号首长”,副政委为“四号首长”……

见蔡副军长不同意进坑道开会,郑竹书只好将会议室打扫干净,找来蜡烛,摆在会议室桌面上,心想:在青龙里的人肯定都听到美机低空掠过的声音了,军长、政委、副军长、军参谋长等军首长无一人在意,军机关、军直属队那么多人也都没有顾虑,可能真是我过于敏感了。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由于制空权基本上被老美掌握,美机肆虐于我军驻地上空,指战员们早已司空见惯了。

军人,自古就是血性男儿建功立业的“封号”;战场,从来都是英豪群体挥洒血性的“封土”。

熟悉蔡正国的人都能理解,如果飞机一过,就钻进坑道半天不出来,那就不是蔡正国了。这样的指挥员,肯定带不出一支敢打敢拼能征善战的雄师劲旅。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视死如归、豪情壮军威的指挥员太多太多了。为首的,就是志愿军统帅彭德怀。不止一次,对副手的百般劝说,他甚至火冒三丈:“谁怕死,就去躲飞机”!

1950年11月25日,面对即将到来的空袭,彭德怀与蔡正国几乎一模一样,开始,也是死活不进防空洞,到后来,是洪学智副司令员急中生智,以“中央让管的,中央有命令”为理由,硬把彭老总拉进了防空洞,才化险为夷。

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将帅,不是不珍惜生命,恰恰相反,他们珍惜的是更多的生命,他们全身心投入的,是对国家兴衰、战争成败、军队安危的关注。

一支军队,尤其是一支武器装备劣势的军队,不可没有无畏的战斗意志和顽强的战斗作风,而这,很大程度决定于其“将帅”的意志。

蔡正国性情内敛,“对己严,对人宽”是他生前自题于笔记本扉页的座右铭。他知道,团、营干部轮训班参加晚上会议的9位组长,多为步兵团的副团长或参谋长,军首长的举止言谈、举直错枉,都在“润物细无声”地向部属言传身教。

蔡正国以其“每临大事有静气”的风骨与风范,影响着部队的风气。

赵国璋、郑竹书理解朝夕相处的首长,没再说啥,继续投入紧张的会议准备工作。

首长决心如磐石岂知,刚刚吃过晚饭,又有4架美机突然临空,几乎是贴着军部驻地的屋顶呼啸飞过。

是敌机低空侦察拍照?是军部已被敌人发现了?不祥的预感又涌上郑竹书的心头:今晚要出事!

他再次向赵国璋科长提出:“还是跟蔡副军长说说,进坑道开会吧”!

赵国璋调任军司令部作教科长前,是第148师444团团长,他知道,蔡副军长虽然平日言语不多,但指挥意志坚如磐石。

第四次战役开始前,军长曾泽生和军政委徐文烈赴志司开会、军参谋长舒行回国集训,所以,第四次战役最初几天,也就是第50军汉江阻击战最艰难的阶段,主要是蔡正国副军长在军副参谋长李佐等同志的协助下指挥的。

战役之初,志愿军总部首长考虑到第50军是由起义部队改编的新部队,武器装备又差,曾预想该部守不住阵地,并给了部队每天500码的机动余地,但蔡副军长没有向下传达。

汉江阻击战打得残酷啊!

以赵国璋任团长的第444团修理山防御为例,其正面进攻之敌为美军第25步兵师一个整师,装备7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330多门,坦克70余辆,第一线步兵营还可以随时用无线电引导航空火力支援地面作战。而坚守修理山的第444团,7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只有4门八二迫击炮、2门九二步兵炮,加上后来师里配属的4门山炮,数量不及美军的三十分之一,且都是轻型火炮;不仅如此,各级基本未配备防空火器和反坦克火器,打坦克主要靠爆破筒、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

按照最初的部署,第一线部队要坚守一线阵地7天。从1951年1月25日打到1月31日,一线分队几乎全部伤亡逾半,有的甚至整连、整排打光。更为困难的是,部队已近弹尽粮绝,直到7天过后,上级才给赵国璋所在的第148师补充了2.3万发子弹。这些子弹若平摊到全师指战员头上,人均只有三四发。师里见补给的弹药太少,只好命令机关和二线部队只留三分之一的手榴弹、子弹,其余的一律收上来,送往一线部队。

据第50军的史料记载,“开始一周内,弹药发生极大的恐慌”,敌人的装甲分队甚至不止一次“打到我们的指挥系统里”。然而,各级部队首长指挥若定,一线防御阵地岿然不动。

时任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的李佐记得,当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打来电话,询问第50军在汉江南岸“能不能再守几天”?蔡正国副军长坚定地回答:“你让我们再守几天都行,只是汉江快要解冻了,什么时候让我们撤到江北,得提前告诉我们”。

蔡正国是第三次战役前夕,从第40军副军长任上调来的。汉江两岸50昼夜阻击战,不仅打出了第50军的军威,也打出了蔡正国副军长在全军的崇高威望。

指挥员的威望,是壮军威的魂魄。

带过兵、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赵国璋,熟悉老首长的“说一不二”的习性,更懂得不轻易动摇决心,是指挥员在战场上的基本素质。面对郑竹书的再次进言,赵国璋摇了摇头:“既然‘三号'不同意,我们就在外边开吧!敌机飞过可能是一种偶然情况,未必就一定会出事”。

郑竹书执意不改,索性请求:“要不,我直接向‘三号'建议”?

赵国璋想了想,点头同意了。

难容“怕死”“报告‘三号'”,一进蔡副军长办公室,郑竹书便直抒己见:“今晚敌机两次临空,鉴于敌机在梨花浦先侦察后轰炸的先例,我建议今晚的会议最好在坑道里进行”。

正在伏案工作的蔡副军长抬起头来,一束犀利的目光射了过去:“怎么,你们怕死吗”?

“怕死”,是血性军人难以容忍的品行。

指挥员“怕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里,更难容忍。

志愿军第50军,由1948年10月在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第60军成建制改编。该部起义后,我军迅速派去了以徐文烈政委为首的400多名中共党员干部,随后,组织部队开展了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进而实现了数万官兵脱胎换骨的灵魂聚变。

由一支为少数剥削阶级卖命的旧军队,转变成为全新的人民军队,还要靠老部队派来的干部“传帮带”。打仗,旧军队靠等级森严的“强迫纪律”,靠血腥的“督战队”;人民军队靠的是建立在政治觉悟基础上的“自觉纪律”,靠的是干部以身作则。

赵国璋团的老战士徐树礼记得,部队撤到汉江北岸后,第2连在汉江大桥的桥墩上预装了100多斤炸药和若干地雷,随时准备炸桥,阻敌北犯。不料,炸桥时,导火索湿了,桥头又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封住,奉命炸桥的一位副排长几次带人都无法接近桥墩。

紧要关头,山东籍的老八路、副团长王连海扛着两根爆破筒,冒着敌人的炮火来了,说是要亲自引爆炸药。他一到,2连的干部战士全急了,这边,指导员死死拽住副团长,连长赶紧组织火力掩护,那头,副排长背上两袋8枚手榴弹,箭步冲向桥墩。

随着一声巨响,成就了一名令家乡父老为之骄傲的爆破功臣。

在人民军队,“不怕死”,绝不是说说而已,各级指挥员必须见之于行动,垂范于部属。

面对首长“怕死”的斥责,郑竹书一时语塞,怅然而退。

然而,恐有意外的预感使得郑竹书愈发惴惴不安:个人之“死”不足为虑,事关军首长和整个军部的安危,岂能心存侥幸掉以轻心?

郑竹书想直接去找曾泽生军长或徐文烈政委陈述自己的担忧,但转念又想:如果他们与蔡副军长一样怎么办?或者引起首长之间的矛盾怎么办?

前思后想,左右为难,郑竹书欲言又止。

航弹袭来一瞬间战争的成败有其必然规律,但军人在战争中存亡,有一部分却循着难以确定的概率。

在2年9个月零几天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司令部6次变更指挥位置,9次遭敌机轰炸,彭德怀司令员虽然两次险遭不测,但都毫发无损。

面对美军飞机的肆虐,在概率的另一端——

1950年10月22日,志愿军第39军参谋处长(兼中国驻朝大使馆武官)何凌登殉国朝鲜第一人;

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异国青山埋忠骨;

1951年10月6日,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为国捐躯心未了;

1953年3月21日,志愿军第23军参谋长饶惠潭饮弹疆场不还乡;

1952年8月2日,志愿军第39军115师指挥所被美机重磅炸弹炸塌,经师工兵连冒险奋力挖掘38小时,代师长王扶之等3人奇迹生还,新华社记者刘鸣等5人壮烈牺牲。

战场生死两茫茫。面对死神的威胁,同是无所畏惧,如果简单地把生者看成是英雄,把死者看是“麻痹大意”,定然失之于偏颇,欠之于公允。

蔡正国等军领导确有“麻痹大意”之处,但审视历史还有更深远的视野。“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

实际上,一支军队的勇气,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国家的意志,是生者和死者共同缔造的,在更多的时候,死者捐躯体现的军人魂魄,对心灵,有更强烈的震撼力,对思想,有更深远的穿透力,对历史,有更巨大的推进力。

1953年4月12日晚18时,蔡正国副军长按预先计划在坑道外的会议室准时主持召开了志愿军第50军团、营干部轮训班的组长汇报会。

22时,9名组长汇报完工作,接下,由蔡副军长讲话。

见副军长面前的烛光不是很亮,郑竹书又拿了一支蜡烛凑了过去,想举着蜡烛为蔡副军长照明。

然而,蔡副军长刚说几句话,屋外突然响起航弹迅猛而至的尖厉啸叫声。

第50军指战员熟悉的空袭,是在汉江阻击战前线遇到的战术轰炸机的轰炸。这一次,空袭青龙里的是美军重型轰炸机群,肯定有多架最大载弹量达9000公斤的B-29轰炸机。事后人们勘验现场发现,面积不过2平方公里的青龙里,经过四五个批次的轰炸,所有地面建筑全部被毁,200多间房屋被炸平烧光,最大弹坑宽12米,深5米,小弹坑遍地皆是。

美军B-29轰炸机群从东北方向进入青龙里空域,采取水平轰炸方法实施夜间突袭。这种投弹方法,轰炸机在水平飞行状态下对地面目标投弹,虽说准确性较差,但适合于对大面积目标的“地毯式”轰炸,突然性强,地面人员刚听到飞机临空声,炸弹便随声而至,令地面人员猝不及防。

所以,当听到敌机临空或航弹呼啸的声音,别说向坑道转移,就是离开会议室都来不及了。

那一刻,郑竹书大喊一声:“快卧倒”。

美机第一批炸弹投掷在军部办公区附近,其中一枚重磅炸弹落在会议室东侧50米处,将会议室炸塌。美军轰炸机投掷的炸弹多为杀伤弹,四射的弹片极具杀伤力。

会议室内12名干部,有两人牺牲。第442团参谋长王长息坐在墙角附近,胸脯顶着桌子,椅子背靠于墙,没能来得及卧倒。

半个多世纪后,那一瞬间的情景,已然定格于郑竹书脑海深处——卧倒在地的郑竹书猛然瞥见:他毕生崇敬的首长毅然像一座伟岸的大山,凛然屹立,傲对苍穹,岿然不动!

谁说烈士不恋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蔡正国是怎么想的,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和常人一样,无限眷恋着有着美好家园的世界。

英雄并非“高大全”。牺牲前不久,蔡正国在上交组织并存入档案的《自传》中写到:“最近一年以来有一种想法,可能是错误的想法,想转业到地方去做点工作。年龄大了,身体也不是那样很好,经常有病……”

那个年代的革命队伍,人们对党组织都这样坦白、忠诚。

蔡正国有位温柔、美丽、相亲相爱的妻子,叫张博,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3年4月与蔡正国结婚后,有过3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生在战争年代,是个女儿,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漂亮得像个洋娃娃。分娩时,部队已经转移,只留下一名医生和一个警卫排。女儿一落地,用旧军装一裹,警卫排把产妇抬上担架,迅速冲出村子,消失在茫茫夜暗中。随即,身后响起了敌人的枪声。整整跑了一天一夜,甩掉追兵,产妇才吃上产后第一顿饭--警卫排长好不容易找来的一瓢煮玉米水。

没有奶水,女儿不哭叫,只是瞪着大眼睛静静地望着母亲,望得母亲心酸落泪。只好抱去找老乡,吃人家孩子吃剩下的奶。战争年代,老乡也穷,女儿先后共吃过24人的奶,不到一个月,还是饿死了。

丧子之痛的阴影,直到1948年第二个孩子蔡四东出生,才散去。

在妻子的眼里,丈夫虽然是沙场猛将,却特别爱孩子。每次回家,总要先去抱抱儿子。一次,他刚把儿子抱起来,一泡尿便哧了过来,妻子急忙要把儿子抱开,却被丈夫制止了,“别吓着孩子”。让儿子尿完了,他笑一笑,说了句:“这小子”!

蔡正国在朝鲜一共给妻子写了16封家书,殷殷之情跃然纸上:

……四东最近身体怎样?你们母子身体健壮对我是最大的安慰。因此前次给你们寄去的津贴费希望作改善营养条件吃到肚子里去,不要准备买这买那,身体坏了一切好看幸福都完了。

1953年2月16日,蔡正国在信中告诉妻子:“很久未通信,原因近来准备战斗,……每日忙得头昏眼花”。

2月24日,蔡正国第三个孩子在黑龙江双城留守处出生。

3月5日,蔡正国“闻讯欣喜”,在信中叮咛爱妻:“过去产期得下的毛病要特别注意……”

3月27日,蔡正国给小儿子起了“小东”的名字,并将2月份的津贴费给妹妹和舅舅寄去,将预支3月份的津贴费给妻子和儿子寄去。

蔡正国有着仪表整洁的好习惯,4月11日,在最后一封信中告诉妻子,他要的镜子收到了,并再次嘱咐妻子:“经常买点维他命丸吃,补助营养……”

一天后,蔡正国永远离开了他无限思恋的亲人。

更爱军旅蔡正国爱自己的家人,更爱他为之捐躯的人民军队。

长征途中,蔡正国于土城战斗中弹负伤,没有医药,他让战友把自己绑在门板上,用刺刀生生抠出肩窝深处的子弹。鉴于伤势较重,军团卫生部伤兵收容站动员蔡正国就地寄养到群众家中,蔡正国拒绝了。第二天清晨,蔡正国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部队已经出发,铺板上留下了几枚大洋。

明白这一切后,他忍着剧痛爬了起来,不顾感染发烧,咬紧牙关,追赶部队。部队日行军60里,他走40里,遇到部队休息一两日,他就追赶了上来。每天晚上宿营,靠上哪个部队,就找哪个部队换药。终于,在一个多月后,追上了自己的部队。

蔡正国留下了一个裹着硝烟漆皮剥落锈迹斑斑的铁皮箱,里面装着伴随二万五千里长征保存下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第一期学员《毕业证书》,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笔记和日记,还有抗美援朝期间的16封家书等,其中的《胶东日记》记载了1943年2月1日到5月22日的一段历史。此时,时任八路军115师教导第2旅参谋长的蔡正国与张博刚刚结婚。然而,蔡正国在日记中对新婚妻子却未着一笔。

只有一处记载,需仔细考证,才能推测出蔡正国内心的牵挂。

4月26日,蔡正国奉命带队赴胶东军区途中,遇到日本鬼子大扫荡,“黄昏时又将三个女同志、二个马夫及牲口、一个勤务员、鲁中军区随来之两人共八人,经军区及区党委的关系继续安插隐蔽,熬过敌扫荡清河后之时期”。落笔之处,细心的蔡正国挂虑着,“去隐蔽之人员情绪不甚高”。

这“三个女同志”中,就有蔡正国当月新婚的妻子张博。

对于《胶东日记》中的这一记述,张博晚年坦然告诉儿媳马晓丽:“他那是担心大家的安全,他是首长,他得带部队”。

蔡正国珍爱家庭,却不不溺爱家人。他不止一次嘱咐妻子:“现在自己改善生活是有条件,既不要求组织特殊照顾,也不要哀求别人帮助,以自己的条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尽管,在朝鲜战争上,蔡正国曾有过脱下军装的一丝念头,但他始终如一全身心地投入部队的建设之中。

郑竹书回忆说:“蔡副军长来之前,50军在朝鲜战场上缺乏系统的指挥,军部各级人员的作用发挥得也不是很好。自从蔡副军长来以后,全军上下形成系统有效的作战指挥体系,我们这些作战参谋才开始真正进入角色,司守电话,保持与各基层部队的联系,随时了解各部队的战况,编写作战日志。

有了蔡正国副军长,曾泽生军长才真正地感觉到50军能打仗了”。郑竹书的这一评价,第50军最后一任参谋长、抗美援朝时任军司令部正连职作战参谋的李文彬,完全认同。

蔡正国对第50军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汉江50昼夜阻击战后,蔡正国撰写了2.4万字的《入朝作战以来几个问题的初步总结》。西海岸抗登陆作战准备期间,他又撰写了《反登陆作战战术问题》。这两篇学术水平很高的论文,均编印正本,下发部队,系统指导基层的作战训练工作。

李文彬记得,第50军于1951年底在朝鲜北部西海岸实施渡海登岛作战,并收复大和岛等岛屿的作战总结小册子,也是蔡副军长亲自组织编写的。

化为星辰为新中国的安危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蔡正国,还是离世而去了。由于头部及胸部要害部位被弹片击中,急救无效,蔡正国不幸于当日22时30分牺牲。

鲜血,浸透了蔡副军长胸前背后的衣衫,也浸染了他上衣口袋里的党证。

在这次轰炸中,军长曾泽生的脸部被划伤,军政委徐文烈臀部和背部被碎弹片击中,耳朵被震聋,牺牲的领导干部还有军司令部4科(管理科)科长刘润西、第442团参谋长王长息,以及志司工兵指挥部一科副科长林晶、副团长李俊德等,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军军史1949-1985》记载,军部伤亡总数达60余人。

对于蔡正国的牺牲,赵国璋的儿子赵伟达、赵俊达另有一说。

赵家哥俩记得,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告诉过他们:本来,我在桌子的一头点着马灯做记录,蔡副军长在桌子的另一头。蔡副军长不喜欢燃煤油的马灯,点的是缴获美军的蜡烛,很粗,就像你们的胳膊那么粗。开会不久,蔡副军长见自己这边风大,点蜡烛容易被吹灭,而马灯防风,便与我调换了位置。

也正是在这调换了的位置上,也许,是专注于会议事项,在航弹爆炸一瞬间,蔡副军长中弹牺牲,赵国璋右脸被弹片划伤,炸昏在桌子底下。

时任第150师侦察科长的叶树尧,当时也在会议室内。他的长子叶卫东说,航弹爆炸一瞬间,父亲左肩被3个弹片击中,猛烈的航弹爆炸气浪将会议室轰塌,并把会议室内的人员全部埋了进去。父亲是第一个被蔡副军长的警卫员等同志从废墟里扒出来的,他刚醒,大家便急忙追问:“蔡副军长在什么位置”?父亲指了指。果然,蔡副军长在那个位置被扒了出来。

蔡副军长的警卫员是冒着敌机的轰炸,哭喊着冲向废墟的。事后,警卫员虽然荣立三等功,但他毕生对此功讳莫如深。

郑竹书是在地动山摇的航弹爆炸声中昏过去的,醒来时,会议室的屋顶全无踪影,蔡正国副军长那傲岸的身躯,此刻,已经苌弘化碧,成为无垠夜空中的星辰,永远屹立于云霄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