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前卫几辈子修来的福 郎咸平:男人能惊天动地是几辈子修来的福

很多朋友对我说,看你心态还是满好的,从来没有暴跳如雷。我好像在不断地看大家演戏,走过来这一趟。这个事件对我带来的最大影响是,我从一个不太有话语权的人变成一个有话语权的人。我今天的话语权已经不单单是经济学界的话语权,而是我讲的话会比较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不再像以前。但是这个话语权是我苦心积累了几十年的学术修为。

林觉民在他死的一刹那,我相信他知道他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还需要后面的人前赴后继地牺牲,才能创造一个真正的中国。他只是第一个而已。我也是想在中国大陆找到第二春,因为这么多年的积累,在美国用不上了,发展得太完善了。

我对美国了解这么透彻,对世界局势了解这么精辟,我认为我会在中国有一片天地。我自1994年从美国到香港以来,确实放弃了很多,但是在国内一直没有成就感,一直没有人在意我,我过了很多年孤独日子啊。没有人需要你,你连一个棋子都不是。2001年以后,慢慢有机会在大陆受到重视。从1994年到2001年,我等了7年时间,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做案例。

我希望等到自己的历史舞台出现。等到2004年下半年,等到今天等了10年了。这就是强势的话语权,任何人都有这种冲动,只要是人,有理念的人,都会有,你不想把这个国家带向富强吗?我是个普通人,但我也要做一番事业!

我平常总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我现在甚至不愿意出国去玩,也不愿意到伦敦、巴黎去shopping,我情愿呆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时不我待,我已经48岁了,已经没有多少年可以消耗了,我要珍惜自己一分一秒的时间,这也是这么多年的无奈。

学术界,我是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学者,我能够为了自己的一个小梦想,跑到亚洲来。不喜欢美国的环境,没有发挥的余地。在美国的今天就能看到退休时的生活,我受不了这种没期望的日子。30多岁我已经是在金融学界世界知名了,怎么到60多岁和当时是一样的?我受不了的。

我转换是非常快的,当时到香港,到中国大陆,没有优柔寡断,非常快。1994年到2004年,这十年,我真的后悔过很多次,不知道对不对,还有一种孤独。1998年回去呆了一年,还是不愉快,又回到那样没有期望的环境里。在中国虽然没有成就,但起码有一个期望在,到了美国,连期望都没有。甚至感到种族歧视,在教书,一走进教室,学生看到亚洲人,说,哦,shit!你心里会平衡吗?我又不是受气的男人,不想呆在那个国家。

你们所谓惊天动地不敢当,不敢梦想。你要知道,惊天动地,要多好的命才能做到这一步啊。一个男人要能做到惊天动地,那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啊,我想都不敢想,期望都不敢期望。我只是希望做点小事,而已。1994年来,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发展,2001年,已经走到绝望的谷底,说不定你这一生就这么结束了。

当时在想,说不定我应该甘于平淡,在美国去做一个程序者就算了,不要有什么像理想啊。留在美国,至少有一个学术地位,香港中文大学跟美国比,学术地位肯定逊色。

我一直在做纯学术研究,一直到2001年。2001年以后,跟国内有接触机会,我才迅速地做了很多国内案例。我是中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里发论文最多的学者。不是一般期刊,是世界顶级学术期刊。

但我没有幸福的感觉。我过得挺苦的,是一个苦行僧,为了维持学术地位于不坠,花大量的时间去念书做研究。我的学生说最佩服我的是,礼拜天打电话给我,我还在研究室里做研究。这是件很辛苦的事,我到现在还在做研究,你知道吗?一个星期要花四天时间写案例,做研究,在读书,在思考,因为我根本不敢止步,一停下的话,就会被淘汰,到时候成为人云亦云的学者,不能主导思想,是件很悲哀的事情。

我在演讲和上课时受到听众和学生如此爱戴,让我极为感动。

最近在中央财大、人民大学对学生演讲后,必须由十几位保安护送上车的景象历历在目。在长江商学院,教完课以后,很多学生都上来拥抱我,和我合影,这种感觉是激动的。我相信这一切是对一个忧国忧民学者打从内心里面的尊敬。为什么我能做到这一步呢?是我这么多年学术积累的一种爆发。

生活中还是有感到幸福的时刻,就是在谈话中你能受到别人的重视,这是对你惟一的回报,辛苦没有白费。学术观点受人注意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