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林去向 李洪林:四项基本原则的来龙去脉 (一)
我是那个《决议》起草组的成员。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比较忙,只是起草组开会的时候去一下,具体写东西很少。1980年有人反对批“长官意志”,说“长官能没有意志吗?”我写了一篇文章《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了为“长官意志”辩护的人。
胡乔木看了这个文章很不高兴,就把我找去谈话,让我再写一篇文章,强调领导的重要性。其实我批的是以长官自居的干部,并没有批领导,所以我没有再写。他很生气,专门开了一次起草组的扩大会,请了一些理论界的名人来参加。
胡乔木专门讲话批评我那篇文章,说我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助长极端民主化。他特别强调“人民也会犯错误”。但那个会开的不怎么好,他发言后,别人并没有跟着起来围攻我,我也没有痛哭流涕地检讨,但也没有起来反驳他,因为我一直对他还是尊重的,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洗耳恭听”,概不表态。
结果这次批判会只得不了了之。批判会以后,他就不再给我分派写作任务,不过开会时起草组照样通知我,我也照样去参加。
后来开四千人大会,对决议草稿征求意见。我作为起草组成员,也参加了。当时起草组成员分别参加各组讨论,我参加人大常委这个组,彭真是组长。我还有个发言,主题是批评“宫廷政变”。我说,粉碎“四人帮”是一次宫廷政变,这是不合法的。
当时“四人帮”已经是众叛亲离,打倒他们,大家当然都高兴。但是那种做法是不对的,这会给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造成一个很坏的榜样。所以我说这只能是最后一次,以后千万不能再用这种突然袭击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了(可惜这些话说了也白说,不但《历史决议》里头没有采纳,而且政变手段以后还是照用不误,两任总书记都被非法搞下台了)。
我参加《决议》起草的过程就是这样。
对于这个《决议》本身呢,我觉得郑仲兵对这个决议实质的分析,可以说一针见血,的确是那么回事:不是按照三中全会已经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往前走,而是邓小平讲了四项原则以后,要用一种决议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党。如此深刻地发掘出这个“历史决议”背后的政治动机,三十年来还没有人做过。
1945年在延安通过的那个《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正式树立起来。1981年在北京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因为毛泽东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化身,要坚持一党专政,就必须维护毛泽东这座尊神的形象。
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其实就是毛泽东的衣钵,这是中共的传家宝,和贾宝玉佩戴的那块“通灵宝玉”一样,是万万丢不得的。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当年亲手培植的总书记,他深深懂得:在毛泽东的威信彻底崩溃之后,在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后,如果不赶紧祭起毛泽东留下的传家宝,摆脱了毛泽东阴影的中国人民就会进一步摆脱一党专政,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
所以他才在三中全会闭幕刚刚三个月之后,就发表了“坚持四项原则”的讲话。其实四项原则没有一点新东西,全是毛泽东的遗产,但它又是通过邓的润色,并且用邓的语言表述的。
这个决议整个起草过程,邓小平一直抓得非常紧,曾多次向起草组面授机宜。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在这个决议里,虽然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却用更浓的色彩去粉饰毛泽东。所以更确切地说,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呈现的“圣像”,就是邓小平在高举毛旗。
“圣像”是要人们膜拜的,专制体制是要树立个人权威的。“圣像”上虽然有两位尊神,但是老的权威已经不在人间,所以真正树立起来的是新的权威。新的权威是谁?自然是高举毛旗的邓小平。这就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庄严通过的这个决议的政治需要之所在。
邓小平讲的那个“四项原则”,我也是起草组的,“四项原则”是他在理论务虚会上讲的。理论务虚会应该说是胡耀邦上任中宣部长的第一个作品,也是他在思想领域的一个杰作,确切地说是绝唱。这个会思想解放的程度,是中共执政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
理论务虚会刚开始第二天,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把我找去,让我起草华国锋的讲话。因为那个会是中央召开的,所以原来的安排是华国锋以中央主席的身份在闭幕式上讲话,以表示这个会议的规格之高。当时他们就找了我一个人来起草讲话稿,没有成立起草组。胡耀邦和胡乔木都讲了讲。他们整个调子都很解放,讲的很详细,我记的也很详细。后来我一边开会,一边抽空起草讲话稿,基本都是按照他们讲的大意写的。
务虚会第一阶段开了一个月,胡耀邦的开幕词讲的非常好,大家情绪高涨。开会不久,周扬到邓小平那里去,又带回来邓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因此会议开得更加活跃。在这种解放思想的气氛下,我有一个长篇发言《领袖和人民》,主题是:“不是人民必须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
”通篇发言都是批毛的,同时也批评了华国锋。这个期间我已经起草好了华国锋的讲话稿,胡耀邦和胡乔木两人看了一下提了点意见。我又写出第二稿,排成大字版送上去。
不久务虚会就休会了。
没想到,这个期间“西单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使局势突然逆转。“西单墙”是78年夏天开始的,79年1月份,魏京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这个大字报本来也没有什么出色的内容,但明显是针对邓小平的。
他写这个大字报的时候,西单民主墙的积极分子,包括刘青,都不赞成。刘青当时是《四五论坛》的,他们好几个人都劝魏京生,别写那个大字报,邓小平正在搞拨乱反正,你批他干嘛,转移目标嘛。但是魏京生坚持把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了。
本来邓小平是支持西单墙的,原来有些老干部反对“西单墙”,但是邓小平支持。他说,不要鸦雀无声。叶剑英也是支持的。所以“西单墙”办的很兴旺。一些人虽然不高兴,也没有办法。然而魏京生这个大字报是个转折点。
1月下旬,彭真把这个大字报送给邓小平,邓小平一下子火了。结果,不但魏京生被抓起来,“西单墙”也被取消了。这个事情是胡耀邦告诉我的。魏京生被判了15年之后不久,胡耀邦把我和阮铭找去帮他搞一个文件。我们说魏京生写了一张大字报就判了15年,怎么能这么处理?太重了。胡耀邦说,我也不赞成,但这是小平定的,我也没办法,彭真拿着魏京生的大字报去找小平,把小平说服了。
促进邓小平转变态度的因素,当然不光是魏京生的大字报。不过这张大字报很像足球场上的“临门一脚”,把比分扳过来了。当时上海、四川等地纷纷给中央打电报告急,说我们这儿办不了公了,乱套了。这些告急电报都在向中央施加压力。所以,如果说魏京生贴大字报是“临门一脚”,那么社会上的乱象就是足球场上的混战。这场混战刚好使足球滚到了魏京生跟前,这才成全了他的“临门一脚”。(待续)
